李鴻章很多事的確是給清政府背黑鍋的，其實他對中國的貢獻還是非常大的，比如現在的招商銀行平安公司和江南造船廠都是他所創辦的。

我覺得客觀公正來說，晚清政府喪權辱國，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不能歸罪於李鴻章一人身上，但顯然他也有一定的責任。

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三千年未有之強敵，李鴻章為這個沒落的帝國做個很多大事，興辦淮軍，鎮壓太平天國，興辦實業，建立第一支近代海軍等，可以說李鴻章是中國近代化的肇始者，見證者，並一定程度上延緩了清朝滅亡的速度。

然而他自己也說過，他只是一個糊裱匠。而大清王朝早已是千瘡百孔，無論是技術，制度，思想，文化，風俗習慣等都全面落後於西方，僅僅靠洋務運動中倡導的學習技術，興辦企業並無法真正實現中國的自強。再加上官僚資本固有的低效，守舊勢力的強大，以及一些洋務運動官員中飽私囊，侵吞國有資產，導致洋務運動舉步維艱。一場甲午戰爭的失敗導致洋務運動的全面破產。而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只是國家衰落頹喪的一個縮影。

從李鴻章個人來說，雖然被稱為東方的俾斯麥。然而他個人對外政策卻跟俾斯麥這位鐵血宰相是大相徑庭的。俾斯麥的外交政策是在務實的基礎上，最大限度的為德意志帝國獲取最大利益，實現帝國的不斷擴張。而李鴻章的外交政策則是於曾國藩一脈相承的，只是希望外交中能夠少受損失，少割土地，積聚力量實現自強。從曾國藩對天津教案的處理就可以看出，再聯絡到李鴻章在收復新疆中與左宗棠的分歧，險些使新疆淪為沙俄附庸。中法戰爭對法妥協，導致清朝不敗而敗，承認法國在越南的殖民統治。甲午戰爭中的避戰保船，導致北洋水師在基地內被全殲。這些都可以看出李鴻章事實上是奉行妥協退讓的外交政策。

就簽訂不平等條約來說，大家普遍認為李鴻章是慈禧的對外發言人，李鴻章個人是身不由己。然而如果不是李鴻章的思路跟慈禧不謀而合，並且對慈禧言聽計從。慈禧又怎麼會將簽訂條約這麼重要的事情全權交給李鴻章辦理？所以說李鴻章不可能將全部責任撇清。

如果都把這種條約那種條約的產生的負面影響罵名強加於李鴻章身上，顯然有失偏頗。

李鴻章的行為不代表個人行為，這一點事毋庸置疑的，他被委派談判，他在條約上簽字，這些都是表面的東西，他的一切行為都要得到清政府的最終確認，比如條約是否要簽字，簽字後拿給清政府確認。

任何一個條約的簽訂都不是李鴻章一個人在操作，獨斷專行。這裡面有嚴格的程式，要不然就無法保證條約的合法性。

缺少了合法性的條約，無異於一張廢紙，是無法被執行的。

李鴻章只是湊巧被時代放在那個位置的一個人，任何一個清政府都要用人，都要有拿的出手的人來幹事，碰巧，需要乾沒屁眼的事情的時候趕上了李鴻章。

李鴻章作為晚清重臣，也沒洋人看作是有分量的人，他來談判不僅僅說明清政府有誠意，更是條約被嚴格履行的保證。

槍打出頭鳥，老百姓的眼睛只相信自己看到的東西，條約就是你李鴻章籤的，你出面談判，最後簽字也是你，你就是賣國賊。

殊不知這種國約的簽訂有嚴格的程式和儀式，我們不能否認其中存在的李鴻章能力不足的問題，但卻不能一味說人是賣國賊，敢問誰處在那個時代那個位置，能獨善其身？

如果以這樣的是非為是非，那豈不是要天下大亂了，結果不正式如此嘛？

說起李鴻章，我想起兩句評價。

一句是曾國藩給他，他說“俞樾拼命著書,少荃（李鴻章）拼命做官。”

一句是梁啟超給的，他說：“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

怎麼去理解？

一對於曾國藩的評價，是怎麼理解的：李鴻章無疑是聰明的，他的聰明不在於讀書能讀多少，而是把自己的聰明才智用在瞭如何做官，然後透過做官在實現自己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立項，做一個亂世之能臣。因此外人看起來是侮辱性的事情，在李鴻章看來，其實正是符合他內心深處那種為臣之道的。為人臣子，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你說諸葛亮憋不憋屈？不也是勉力北伐麼？你說于謙憋不憋屈？人家再造大明也滿足了。歷次外人認為李鴻章謗滿天下，我卻認為這正是李鴻章的從官理想。

二對於梁啟超對他的評價，直接來自於當代人。李鴻章有才，李鴻章遭遇可憐，那麼“吾惜李鴻章之識”這句怎麼理解呢？梁啟超也說過，李鴻章生於這個大時代中，卻沒有認識到或者說認識到了，卻不敢去應對這個時代的變革，而是像一個補鍋匠一樣，對著這個腐朽的晚晴東補一塊，西補一塊，以求能讓這個王朝別死在自己前面，可以滿足自己名臣的夢想。太平天國如此，洋務運動如此，北洋海軍建設如此，面對革命浪潮也是如此。所以梁啟超悲嘆李鴻章，實在是因為他盡力去做的事情，卻是在逆著時代潮流而動的。

綜上，相信看完這些評價，諸位看官對於這個問題應該自己會有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