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思想家，而他首先是一個政治思想家。春秋末年，禮壞樂崩，社會失序，面對“無道”的社會現實，孔子自覺地擔當起拯救時弊的重任。懷著對上古帝王“王道”政治的嚮往，透過閱讀研究“六藝”等古代文獻，加之對當時社會現實的深刻思考，孔子逐漸形成了自己關於社會治理的思想與主張，並且期盼能躋身於自己的父母之邦——魯國的仕途，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他曾信心滿懷地說：“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論語·子路》）“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孔子在政治上的雄心由此可見一斑。然而，在當時世卿世祿制度依然盛行的魯國，出身低微的孔子在仕途上一再受阻，直到魯定公九年（前501），當時已經51歲的孔子，才獲得從政的機會。是年，孔子被任命為魯國中都之宰。第二年，又升任主管建築與道路等事務的小司空，隨後很快又升為掌管司法、刑獄和社會治安的最高長官——大司寇。孔子終於實現了多年的願望，進入了魯國政權的核心。他自然歡欣鼓舞，信心十足，決意治理好魯國，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
事實上，孔子仕魯參政以後，的確表現出了非凡的才幹。他做中都宰時，“一年，四方皆則之”（《史記·孔子世家》）；為司空時，“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鹹得厥所”（《孔子家語·相魯》）。做了大司寇後，政績更為突出。不僅在“夾谷之會”這一對齊的外交鬥爭中取得勝利，而且透過“墮三都”，削弱了“三桓”實力，打擊了魯國內部的私家勢力。因此，孔子仕魯，可謂政績卓著，《史記·孔子世家》即說他“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然而，孔子在勵精圖治的同時，也給自己帶來了隱患。
首先，孔子對魯國的治理，引起齊國的妒忌與不滿。齊國一直圖謀控制魯國，而魯國的穩定與強大是對他們不利的，正如《韓非子·內儲說下》所說：“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加之在夾谷之會上齊國君臣受到孔子的指責，不僅讓他們臉面盡失，還被迫歸還了以前侵佔的魯國的鄆（今山東鄆城東）、汶陽（今山東泰安南）和龜陰（今山東新泰西南）之田。於是，齊國君臣一直伺機排除孔子這一障礙。
其次，孔子“墮三都”的活動引發與魯國貴族的劇烈矛盾。這裡的“三都”，是指魯國貴族季孫氏的“費”邑，叔孫氏的“郈”邑，孟孫氏的“成”邑。為了增強自己的實力，三家在邑內大興土木，高築城郭，鞏固自己的地盤。然而，高大堅固的城牆也為這些都邑的邑宰們提供了叛亂的可趁之機，邑宰們動輒以采邑為據點對抗采邑主。這既讓邑主們大為頭疼，也嚴重影響了魯國社會的穩定。於是，孔子提出“墮三都”的建議，即徹底摧毀三都高大堅固的城牆，使邑宰們失去借以叛亂的屏障。這從表面上看是為“三桓”的利益考慮，實際上孔子是為了強公室，杜私門，也即是為了削弱“三桓”的實力，恢復公室早已喪失的權利，這實際上也是孔子仕魯的本意。三家貴族為了打擊邑宰們的反叛，所以剛開始是基本同意和支援孔子的這一活動。然而，隨著叔孫氏的郈邑和季孫氏的費邑相繼被墮毀後，他們逐漸意識到“墮三都”最終是對“三桓”不利的，於是他們起而反對孔子的這一活動。孔子執意將“墮三都”貫徹到底，但最終仍未墮掉孟懿子的成邑。“墮三都”以失敗而告終。
顯然，在“墮三都”事件上，孔子得罪了“三桓”，加深了他與魯國貴族的矛盾。此一事件之後，即使在孔子從政之初，“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公羊傳·定公十年》），對孔子予以支援與信任的執政卿季桓子，也開始疏遠、疑忌孔子。他聽信公伯寮的讒言，將正擔任季孫氏家宰的孔子的弟子子路辭掉。這一舉動，表明孔子已經失去了季孫氏的寵信。所以，當時的孔子，雖然名義上仍是魯國的司寇，但實際上已經不再被任用。孔子在魯國的政治地位岌岌可危。
正當孔子與“三桓”矛盾加劇之時，齊國君臣趁機設計報復。他們鑑於魯定公和季桓子都喜歡聲色犬馬之樂，便投其所好，送給魯國80名能歌善舞的美女，還有30輛華麗的馬車，每輛車都由4匹披彩的馬拉著。不出齊人所料，魯國君臣果然中計，“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對此深感失望，但他仍然抱著一線希望。然而，在接下來的魯國郊禮祭祀中，執政者違背常禮，祭祀所用的肉也沒有分給孔子。至此，孔子知道自己不可能再被用於魯國了。於是，他決意離開魯國。魯定公十三年（前497）春，在魯國從政三年之後，55歲的孔子帶著他的部分學生，滿懷悽楚悲憤之情，離開了他的父母之邦。直到14年後（哀公十一年）才返回魯國。
綜觀以上，孔子離開魯國，遊走他鄉，是在自己的政治主張得不到支援與施展的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孔子希望自己的學說能夠用之社會，得到推行。然而，在當時的世卿世祿制度下，出身低微的孔子及其學生都很難進入魯國的權利中心，即使像孔子有機會進入，但其思想主張與貴族利益格格不入，自然很難長久施行。而孔子又是一個“道”的堅守者，他不願降低自己“道”的標準去迎合執政者們的利益，所以他主張“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論語·先進》）。因此，當各種矛盾加劇之時，當自己的政治主張無法推行時，孔子不得不離開魯國，去其他國家尋求用武之地。
孔子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思想家，而他首先是一個政治思想家。春秋末年，禮壞樂崩，社會失序，面對“無道”的社會現實，孔子自覺地擔當起拯救時弊的重任。懷著對上古帝王“王道”政治的嚮往，透過閱讀研究“六藝”等古代文獻，加之對當時社會現實的深刻思考，孔子逐漸形成了自己關於社會治理的思想與主張，並且期盼能躋身於自己的父母之邦——魯國的仕途，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他曾信心滿懷地說：“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論語·子路》）“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孔子在政治上的雄心由此可見一斑。然而，在當時世卿世祿制度依然盛行的魯國，出身低微的孔子在仕途上一再受阻，直到魯定公九年（前501），當時已經51歲的孔子，才獲得從政的機會。是年，孔子被任命為魯國中都之宰。第二年，又升任主管建築與道路等事務的小司空，隨後很快又升為掌管司法、刑獄和社會治安的最高長官——大司寇。孔子終於實現了多年的願望，進入了魯國政權的核心。他自然歡欣鼓舞，信心十足，決意治理好魯國，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
事實上，孔子仕魯參政以後，的確表現出了非凡的才幹。他做中都宰時，“一年，四方皆則之”（《史記·孔子世家》）；為司空時，“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鹹得厥所”（《孔子家語·相魯》）。做了大司寇後，政績更為突出。不僅在“夾谷之會”這一對齊的外交鬥爭中取得勝利，而且透過“墮三都”，削弱了“三桓”實力，打擊了魯國內部的私家勢力。因此，孔子仕魯，可謂政績卓著，《史記·孔子世家》即說他“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然而，孔子在勵精圖治的同時，也給自己帶來了隱患。
首先，孔子對魯國的治理，引起齊國的妒忌與不滿。齊國一直圖謀控制魯國，而魯國的穩定與強大是對他們不利的，正如《韓非子·內儲說下》所說：“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加之在夾谷之會上齊國君臣受到孔子的指責，不僅讓他們臉面盡失，還被迫歸還了以前侵佔的魯國的鄆（今山東鄆城東）、汶陽（今山東泰安南）和龜陰（今山東新泰西南）之田。於是，齊國君臣一直伺機排除孔子這一障礙。
其次，孔子“墮三都”的活動引發與魯國貴族的劇烈矛盾。這裡的“三都”，是指魯國貴族季孫氏的“費”邑，叔孫氏的“郈”邑，孟孫氏的“成”邑。為了增強自己的實力，三家在邑內大興土木，高築城郭，鞏固自己的地盤。然而，高大堅固的城牆也為這些都邑的邑宰們提供了叛亂的可趁之機，邑宰們動輒以采邑為據點對抗采邑主。這既讓邑主們大為頭疼，也嚴重影響了魯國社會的穩定。於是，孔子提出“墮三都”的建議，即徹底摧毀三都高大堅固的城牆，使邑宰們失去借以叛亂的屏障。這從表面上看是為“三桓”的利益考慮，實際上孔子是為了強公室，杜私門，也即是為了削弱“三桓”的實力，恢復公室早已喪失的權利，這實際上也是孔子仕魯的本意。三家貴族為了打擊邑宰們的反叛，所以剛開始是基本同意和支援孔子的這一活動。然而，隨著叔孫氏的郈邑和季孫氏的費邑相繼被墮毀後，他們逐漸意識到“墮三都”最終是對“三桓”不利的，於是他們起而反對孔子的這一活動。孔子執意將“墮三都”貫徹到底，但最終仍未墮掉孟懿子的成邑。“墮三都”以失敗而告終。
顯然，在“墮三都”事件上，孔子得罪了“三桓”，加深了他與魯國貴族的矛盾。此一事件之後，即使在孔子從政之初，“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公羊傳·定公十年》），對孔子予以支援與信任的執政卿季桓子，也開始疏遠、疑忌孔子。他聽信公伯寮的讒言，將正擔任季孫氏家宰的孔子的弟子子路辭掉。這一舉動，表明孔子已經失去了季孫氏的寵信。所以，當時的孔子，雖然名義上仍是魯國的司寇，但實際上已經不再被任用。孔子在魯國的政治地位岌岌可危。
正當孔子與“三桓”矛盾加劇之時，齊國君臣趁機設計報復。他們鑑於魯定公和季桓子都喜歡聲色犬馬之樂，便投其所好，送給魯國80名能歌善舞的美女，還有30輛華麗的馬車，每輛車都由4匹披彩的馬拉著。不出齊人所料，魯國君臣果然中計，“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對此深感失望，但他仍然抱著一線希望。然而，在接下來的魯國郊禮祭祀中，執政者違背常禮，祭祀所用的肉也沒有分給孔子。至此，孔子知道自己不可能再被用於魯國了。於是，他決意離開魯國。魯定公十三年（前497）春，在魯國從政三年之後，55歲的孔子帶著他的部分學生，滿懷悽楚悲憤之情，離開了他的父母之邦。直到14年後（哀公十一年）才返回魯國。
綜觀以上，孔子離開魯國，遊走他鄉，是在自己的政治主張得不到支援與施展的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孔子希望自己的學說能夠用之社會，得到推行。然而，在當時的世卿世祿制度下，出身低微的孔子及其學生都很難進入魯國的權利中心，即使像孔子有機會進入，但其思想主張與貴族利益格格不入，自然很難長久施行。而孔子又是一個“道”的堅守者，他不願降低自己“道”的標準去迎合執政者們的利益，所以他主張“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論語·先進》）。因此，當各種矛盾加劇之時，當自己的政治主張無法推行時，孔子不得不離開魯國，去其他國家尋求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