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改革開放後，中國逐漸建立起了以“發展”為核心的幹部考核評價體制機制。幹部考核評價機制相對完善，但是在具體的幹部“德能勤績廉”的考核中，對“績”的考核與其他四項內容相比，明顯更容易量化，往往成為了考核幹部的硬指標，為地方幹部單純追求經濟發展提供了制度化支援，形成了單純追求GDP資料的地方幹部政治生態。有些地方官員為了追求升遷，甚至不惜在GDP資料上造假，形成了“資料出官、官出資料”的不良生態。
其次，在地方治理上，存在著層層下達發展指標、層層落實責任的壓力型體制，助長了一些地方的GDP資料注水。有些基層政府不切實際地提出經濟發展目標，為了達到GDP發展的指標，往往在統計資料上下功夫，在各種報表上想主意，有些地方幹部甚至透過“下達指標”來干預資料統計工作，使一些地方的經濟發展資料與實際情況出入很大。
黨的十八大以後尤其是在十九大後的一系列新行動、新要求、新任務下，良好的政治生態逐漸形成，幹部生態明顯向好的方向發展。
首先是監督的壓力、巡視的結果，促進了地方政治生態的好轉，助推幹部作風由善於弄虛作假向努力實事求是轉變。巡視是監督的一把“利劍”，也是促進政治生態好轉的助推器。在GDP擠水的背後，巡視無疑起到了主要的助推作用。2016年1月底，中央第八巡視組在向國家統計局黨組反饋專項巡視情況時，直言不諱地指出：有的領導幹部以“數”謀私，搞權力尋租。很明顯，巡視的壓力是促進地方能夠忍痛自曝家醜、轉變作風的直接動力。
其次是黨規黨紀約束見成效。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加強了紀律建設，用紀律約束黨員尤其是高階幹部的行為，為幹部生態的好轉提供了紀律和制度保障。透過修訂和頒佈新的黨內法規，大力扭轉了全黨的政治風氣和政治生態，強調“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強調“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不準以任何理由和名義縱容、唆使、暗示或強迫下級說假話。凡因弄虛作假、隱瞞實情給黨和人民事業造成重大損失的，凡因弄虛作假、隱瞞實情騙取榮譽、地位、獎勵或其他利益的，凡因縱容、唆使、暗示或強迫下級弄虛作假、隱瞞實情的，都要依紀依規嚴肅問責追責”。各地主動對GDP擠水分，也充分說明黨的十九大後，地方幹部生態發生了積極的變化，尤其是高階領導幹部對黨忠誠、不弄虛作假的風氣逐漸形成。
再次是幹部考核評價機制的改變帶來幹部作風的轉變，破除了“以GDP論英雄”，消除了地方搞“GDP資料競賽”的動力。2014年6月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就指出，選什麼人做幹部就是風向標，有什麼樣的幹部，就有什麼樣的黨風，“要改進考核方法手段，既看發展又看基礎，既看顯績又看潛績，把民生改善、社會進步、生態效益等指標和實績作為重要考核內容，再也不能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論英雄了”。2014年重新修訂頒佈的《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就突出“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於擔當、清正廉潔”的好乾部標準，逐漸破除了以往在幹部選拔工作中出現的“唯GDP”“唯選票”“唯分數”論的弊端，突出了理想信念的要求，政治立場、政治態度、政治紀律的要求，堅持原則、敢於擔當的要求，加強道德品行、作風修養的要求，樹立正確政績觀，做出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實績的要求等。這些幹部考核評價標準和機制的變化，使幹部在追求當地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更加註重發展質量，為GDP擠水解除了後顧之憂，不再護短、作假。
最後是地方幹部“四個意識”提高，為GDP資料擠水提供了擔當。黨的十八大後，牢固樹立“四個意識”成為幹部必須具備的修為。堅持黨中央的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戰略部署和大政方針，成為檢驗領導幹部尤其是高階領導幹部具備“四個意識”的重要指標。維護中央權威，必須具體體現到全部工作中去，決不能表面上喊著同中央保持一致，實際上沒當回事。GDP資料作為中央進行決策的重要依據，是否真實，直接關係到黨和國家以及地方經濟決策是否科學，這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也是考驗地方幹部對黨和人民是否真誠、是否具有“四個意識”的重要指標。在2017年的兩會期間，習近平同志到遼寧省代表團參加審議時，聽聞遼寧某個鎮曾瞞報經濟資料，習近平插話說：“此風不可長，必須堅決剎住。”他說，經濟資料造假，不僅影響我們對經濟形勢的判斷和決策，而且嚴重敗壞黨的思想路線和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敗壞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他要求全國範圍內都要杜絕資料造假現象。地方主動給資料擠水分，也充分表明，地方幹部在努力追求光明磊落，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在提高。
首先，改革開放後，中國逐漸建立起了以“發展”為核心的幹部考核評價體制機制。幹部考核評價機制相對完善，但是在具體的幹部“德能勤績廉”的考核中，對“績”的考核與其他四項內容相比，明顯更容易量化，往往成為了考核幹部的硬指標，為地方幹部單純追求經濟發展提供了制度化支援，形成了單純追求GDP資料的地方幹部政治生態。有些地方官員為了追求升遷，甚至不惜在GDP資料上造假，形成了“資料出官、官出資料”的不良生態。
其次，在地方治理上，存在著層層下達發展指標、層層落實責任的壓力型體制，助長了一些地方的GDP資料注水。有些基層政府不切實際地提出經濟發展目標，為了達到GDP發展的指標，往往在統計資料上下功夫，在各種報表上想主意，有些地方幹部甚至透過“下達指標”來干預資料統計工作，使一些地方的經濟發展資料與實際情況出入很大。
黨的十八大以後尤其是在十九大後的一系列新行動、新要求、新任務下，良好的政治生態逐漸形成，幹部生態明顯向好的方向發展。
首先是監督的壓力、巡視的結果，促進了地方政治生態的好轉，助推幹部作風由善於弄虛作假向努力實事求是轉變。巡視是監督的一把“利劍”，也是促進政治生態好轉的助推器。在GDP擠水的背後，巡視無疑起到了主要的助推作用。2016年1月底，中央第八巡視組在向國家統計局黨組反饋專項巡視情況時，直言不諱地指出：有的領導幹部以“數”謀私，搞權力尋租。很明顯，巡視的壓力是促進地方能夠忍痛自曝家醜、轉變作風的直接動力。
其次是黨規黨紀約束見成效。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加強了紀律建設，用紀律約束黨員尤其是高階幹部的行為，為幹部生態的好轉提供了紀律和制度保障。透過修訂和頒佈新的黨內法規，大力扭轉了全黨的政治風氣和政治生態，強調“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強調“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不準以任何理由和名義縱容、唆使、暗示或強迫下級說假話。凡因弄虛作假、隱瞞實情給黨和人民事業造成重大損失的，凡因弄虛作假、隱瞞實情騙取榮譽、地位、獎勵或其他利益的，凡因縱容、唆使、暗示或強迫下級弄虛作假、隱瞞實情的，都要依紀依規嚴肅問責追責”。各地主動對GDP擠水分，也充分說明黨的十九大後，地方幹部生態發生了積極的變化，尤其是高階領導幹部對黨忠誠、不弄虛作假的風氣逐漸形成。
再次是幹部考核評價機制的改變帶來幹部作風的轉變，破除了“以GDP論英雄”，消除了地方搞“GDP資料競賽”的動力。2014年6月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就指出，選什麼人做幹部就是風向標，有什麼樣的幹部，就有什麼樣的黨風，“要改進考核方法手段，既看發展又看基礎，既看顯績又看潛績，把民生改善、社會進步、生態效益等指標和實績作為重要考核內容，再也不能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論英雄了”。2014年重新修訂頒佈的《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就突出“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於擔當、清正廉潔”的好乾部標準，逐漸破除了以往在幹部選拔工作中出現的“唯GDP”“唯選票”“唯分數”論的弊端，突出了理想信念的要求，政治立場、政治態度、政治紀律的要求，堅持原則、敢於擔當的要求，加強道德品行、作風修養的要求，樹立正確政績觀，做出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實績的要求等。這些幹部考核評價標準和機制的變化，使幹部在追求當地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更加註重發展質量，為GDP擠水解除了後顧之憂，不再護短、作假。
最後是地方幹部“四個意識”提高，為GDP資料擠水提供了擔當。黨的十八大後，牢固樹立“四個意識”成為幹部必須具備的修為。堅持黨中央的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戰略部署和大政方針，成為檢驗領導幹部尤其是高階領導幹部具備“四個意識”的重要指標。維護中央權威，必須具體體現到全部工作中去，決不能表面上喊著同中央保持一致，實際上沒當回事。GDP資料作為中央進行決策的重要依據，是否真實，直接關係到黨和國家以及地方經濟決策是否科學，這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也是考驗地方幹部對黨和人民是否真誠、是否具有“四個意識”的重要指標。在2017年的兩會期間，習近平同志到遼寧省代表團參加審議時，聽聞遼寧某個鎮曾瞞報經濟資料，習近平插話說：“此風不可長，必須堅決剎住。”他說，經濟資料造假，不僅影響我們對經濟形勢的判斷和決策，而且嚴重敗壞黨的思想路線和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敗壞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他要求全國範圍內都要杜絕資料造假現象。地方主動給資料擠水分，也充分表明，地方幹部在努力追求光明磊落，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在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