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古代科舉，殿試後，皇帝會欽點三甲，一甲是三個，分別是狀元、榜眼、探花；二甲是成績優異的前十幾個，具體數量不定，每年都有不同；三甲大概是一百到四百左右，每年不一樣，明朝時往往以三百人為準。

位列三甲者就意味著都能做官，但是分配崗位卻有區別。在明朝一甲，二甲者往往能選入庶吉士，有機會成為翰林學士，幫助皇帝起草詔書，意味著以後有機會入閣，能成為明朝政府的核心人員。例如：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二十三歲的張居正中二甲第九名進士,授庶吉士，最後入閣成為首輔。三甲前面的，或是家中有關係之人，就有機會留在京城六部工作，起點高，自然升遷的也快，考試成績稍後的，也能分配在州府工作，反正分配的最差也能當個七品縣令，是個縣處級幹部。

至順四年（1333年），二十三歲的劉伯溫想要參加會試，可是卻不行，因為當時元朝規定報考進士的年齡不得小於二十五歲，於是劉伯溫虛報年齡，說自己已經二十六歲了，懷揣著夢想，赴元朝京城大都（今北京）參加會試，結果又不小心實現了夢想，一舉考中了進士。當時他獲得名次“漢人南人第三甲第二十六名”。

可是，劉伯溫考了漢人南人第三甲第二十六名，在家閒賦了三年(要等人退休，空出位置)，最後卻被分配到江西高安縣當縣丞，相當於現在的副縣長，正八品，協助縣令處理政務。那麼為什麼劉伯溫的分配會如此糟糕呢？難道是因為他的成績比較差嗎？

如果在明朝的話，按理說三甲的第二十六名，成績算不上好，庶吉士是選不上的，但也不至於連個七品縣令也混不到吧，當個八品縣丞吧。因為當時是元朝，將人分為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南人，漢人是四等，最低等的。當時元朝的的高官基本上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南人漢人只能當小官。因此，劉伯溫考了“漢人南人第三甲第二十六名”，只能當個八品縣丞。

元代進士授縣丞是非常正常的現象，不值得驚訝，和元朝漢人地位低什麼的也沒有關係。

元代科舉制上承南宋，那麼南宋人成進士後的初官是什麼呢？根據錢慧祥《宋朝進士初授官制度研究》，南宋後期進士第一人（狀元）授正九品京官，二、三人授從八品文林郎，四、五人授從八品從事郎，第六人以下授從九品迪功郎。可見大部分新進士的階官都是迪功郎。

這個迪功郎不是具體的職位——“職事官”，而是決定官員俸祿、官品的一種等級名目。迪功郎對應的具體職事官裡，就包括縣政府的兩個僚佐，縣尉和縣主簿。這兩個官多數都是從九品，而縣丞大多數是從八品，新進士還要升遷才能做得到。

這樣就看的非常清楚了，在科舉制發達的南宋，絕大多數新進士根本不可能一中式就做上從八品縣丞，要從“縣衙班子”裡地位更低的從九品縣主簿、縣尉做起。劉基在元朝能一下做到縣丞，說明當時新進士的地位已經整體提高了。

那麼還要追問一個問題，劉基被授予縣丞，是否“公平”呢？這要從元朝的根本制度說起。漢人南人的左榜，與蒙古色目的右榜，各佔50個名額，顯然偏向更親近統治集團的蒙古、色目族裔，是不公平的；但在這個制度框架內，其實左右兩榜的分配去向是相差不大的。

非常幸運，劉基這一科的《元統元年進士錄》被儲存下來，可以看到全部進士的分配去向。蒙古色目人中，三甲第4名扎剌裡丁、第13名脫穎、第24名栢延烏臺、第32名明□□授縣丞；漢人南人中，三甲第2名任登、第8名張崇智、第12名鞠志元、第20名劉基、第22名徐邦憲授縣丞。

可以看到，兩榜中都是有四、五名三甲進士授縣丞，不存在左榜都是小官、右榜都是大官的問題。因此劉基作為一個元代的三甲進士被授予縣丞，實在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元代的科舉的確有很大不公平性，但這種不公平性是國家的統治集團族群比例決定的，和進士初官是不是縣丞毫無關係。

古代考試跟現代很不一樣，一方面古代內容只寫文章，道德政事，文章成千古，書法也一流，這一點跟申論差不多，另一方面，古代是集中排名，也就是說，招500人，只要成績排名進了，就成功了，跟現在的獨木橋不一樣，大家都知道現在的那算啥，不同專業又不考專業知識，都考的一樣的卷子，報了這崗位那崗位不能報，而且還要面試。

所以說古代的制度相比較而已是學而優，只要你肯付出肯努力，天資一般也是可以成功的，為下層進入進入上層打開了大門，因為古代集中排名的方式，又不用面試，因此比現在的容易多了。

不過古代條件差，很多人完全上不起學，都是自學，可見考上去很努力，也很聰明。

總之，不要被那些所謂批評科舉的言論矇蔽，論殘酷，現在的比你古代的有過之，現在的那算啥，有的崗位分很高，高分人才流失，有的崗位分很低，垃圾也能進，有的就憑一張嘴反超第一名，有的第一名嘴笨一點被反超，就是一種臭嘴而已，真的是萬惡之源啊。一般群眾家庭出身的農民娃，有幾個口才很好，跟那些從小家庭環境優越的人比口才，那完全不是一個檔次，而且窮人沒自信，見過世面也不多，更靦腆，更怯場，所以，這種所謂的面試就是挑你的那張正兒八經的胡說八道的臭嘴。有沒有並不重要。

至於劉，那完全是時局，因他是漢人，也很難一畢業就當什麼委的秘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