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華法系兩千年的發展貫穿在其中的一條主線就是禮對法律的影響逐漸增大，從西周時期創制周禮，到西漢時期董仲舒進行春秋決獄改革，開始引禮入法，再到唐朝時期真正確立中華法系禮法合一的特徵，禮在中國法律發展中始終佔據著一個重要地位。而在清朝，司法改革出現的禮法之爭的主要爭論就在於禮教制度是否應該繼續存在，這也意味著，中國的法律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既禮法分離。中國的法律發展開始向西方看齊，開始向法律現代化邁出第一步。

其次，《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作為中國歷史上最早出現的具有近代意義的訴訟法，這兩部草案是以資產階級國家的訴訟制度和原則為基礎的，是中國法律開始近代化的一個標誌之一。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程式法草案，意味著諸法合一的中華法系開始走向瓦解，中國法律中開始有了實體法和程式法的區分。有助於人們司法觀念的形成，併為中華民國時期訴訟法的修訂及訴訟制度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再次，清末司法體制改革，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改變了中國兩千多年的行政與司法合二為一的傳統與體現專制主義的審判訴訟制度，確立了“司法獨立”原則，並確立了一系列司法機關的新職能,開始引入西方近代社會的監察體系，拉開了中國近代司法的序幕，開啟了中國法律近代化的程序。雖然在清朝覆亡在即的歷史背景下不可能全部施行，但卻為民國時期司法機關體系的建立和近代意義的訴訟審判制度的締造，提供了重要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