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45李世民親征高句麗，當時帶了十萬兵馬遠征；就當時的主客觀條件而言，這個規模是比較合適的。

對於李世民遠征高句麗的軍隊規模，《舊唐書·太宗下》中記錄的比較簡單：“發天下甲士，召募十萬，並趣平壤，以伐高麗。”即徵調了10萬人。

在《資治通鑑·唐紀十三》中，則記錄的比較清晰。當時唐軍兵分水陸兩路：

水軍的的統帥是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時任刑部尚書的張亮，他作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率領江、淮、嶺、峽等南方善於水戰的精兵四萬，再加上從長安、洛陽招募的精勇三千，乘坐五百艘戰艦，由萊州（今山東煙臺轄區內）走海路出發；

陸軍的統帥則是另一位凌煙閣功臣李世勣，他被任命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領步騎六萬，以及數量不明的突厥等少數民族將士。據史書記載，右衛大將軍阿史那思摩（又名李思摩）、將軍契苾何力這兩位突厥貴族首領都隨軍參戰，並且都光榮的掛了彩。

當然，兩軍的總指揮是親征的唐太宗李世民本人。不過，這十餘萬的規模看起來挺龐大，但面對當時的高句麗仍處於下風。

隋唐兩朝之所以孜孜不倦的拿高句麗開刀，是因為這個藩屬國已經成了中原王朝的潛在威脅。

首先，人口數量可觀。據後來唐高宗時的統計資料，高句麗被滅後，境內共176座城池、人口69萬多戶；而在唐高宗繼位時，唐朝的人口也只有380萬戶。

其次，作為中原數百年的藩屬國，當時的高句麗既吸收了農耕文明，漢化程度極高。比如其首府平壤城也稱長安城；其華人愛看書，最受歡迎的書籍是《五經》、《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等；“種田養蠶，略同中國”、“人稅布五匹，谷五石”，具備了中原傳過去的農耕與紡織技術；冶煉技術先進，“兵器與中國略同”，李世民在安市城外曾繳獲全套鐵甲超過萬件。

其三，高句麗兼具了遊牧漁獵民族的好鬥性。他們每年舉國練兵：“每春秋校獵，王親臨之”；最高執政官，並不是由高句麗王任免，而是由武力決定：“交替之日，或不相祗服，皆勒兵相攻，勝者為之。”相當的暴力直接；同時，高句麗民間用法嚴酷：“大體用法嚴峻，少有犯者，乃至路不拾遺”。

這也是當初隋煬帝首次親征高句麗要徵調百萬大軍的原因之一。

事實也證明，高句麗軍隊確實為數不少。當唐軍奪下遼東、抵達安市城後，高句麗北部地區的統帥高延壽、高惠真率領十五萬軍隊前來救援；再加上城內的守軍，唐軍在規模上確實處於下風。

但李世民為啥不多帶點軍隊？這是有兩方面因素決定的。

其一，兵不在多而在於精，當時的唐軍幾乎年間對外作戰，交戰對手主要有突厥、薛延陀、吐谷渾、吐蕃，皆為戰鬥力強悍的遊牧民族軍隊；但面對這些強敵，唐軍仍佔據優勢，可見當時的中原軍隊有多麼強大；

其二，客觀的後勤困難。隋煬帝三次親征高句麗，第一次大敗，第二次因楊玄感內亂回撤，第三次逼迫對方投降後班師，三次都沒有完全達成戰略目的。而就戰鬥力而言，當時的隋軍並不比唐軍差，問題就出在後勤上。由於軍隊規模太大，加上路途遙遠、道路難行，隋軍的糧草保障成了頭號難題，還未到平壤，將士的口糧已空：“才行及中路，糧已將近”。而高句麗抓住這一點，採取堅守、消耗之策，讓隋軍吃盡苦頭。

因此，李世民只徵集10萬人出征，也正是綜合考慮了敵我雙方情況基礎上所做的決定。不過最終唐軍仍舊面臨了後勤問題。在佔領遼東後，唐軍抵達安市城外，並且以少勝多、大敗前來救援的十五萬高句麗軍隊，斬首2萬、俘虜3.6萬，敵軍統帥高延壽、高惠真投降。但其後唐軍圍攻安市城兩個月未下，考慮到後勤逐漸吃緊，李世民下令班師：

此戰唐軍戰損近2000人，戰馬死亡約八成，斬首敵軍4萬、俘獲人口7萬。看起來收益率挺高，但對於當時橫行天下的李世民而言，內心並不滿意，甚至嘆息：“要是魏徵還活著，肯定不會讓我打這一仗。”

後來，唐朝仍繼續對高句麗用兵，但改成了以小股軍力進行持續壓制的方式。經過多年的不間斷打壓，公元668年，李世勣攻下平壤城，標誌著高句麗滅亡，東北地區的潛在威脅被徹底剷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