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失信成本不高。

失信成本主要包括道德成本、經濟成本和法律成本，對於絕大多數人而言，經濟成本和法律成本考慮得比較多，在經濟成本中，合計損失為失信行為所導致的直接經濟損失和將來可能面臨的間接經濟損失，而法律成本通常表現為入刑，法無明文規定不為法，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法律規定的是社會底線，諸如詐騙罪等罪責即為失信的法律成本體現。

界限最模糊的是道德成本，道德最有效是在於自我約束，而當今社會苛以要求他人道德水平如何如何，而並不對自己做出約束，現在很明顯的一個現象是娛樂圈的事情天下皆知，鑑於對公眾人物形象的考慮，眾多明星也不可能完全透明地公示自己所有的資訊和行為，這導致的一個後果就是盲目追星的粉絲極其推崇，聽到風雨都是捂耳朵表示“我不信我不信”，同時也使被“實錘”的明星輕而易舉身敗名裂，現在的社會進入到一個很弔詭的情境中，人太輕易相信別人，以及人太容易推到以往所有信任，中間的那堵牆大約就是當今社會已然沒有誠信造成的。

假如你是大領導，誰信任你，很多人想升為有錢，還輕鬆的職位你能答應嗎，假如你是工人每月4○0O元工資，你有讓你身邊的人，信任嗎，電視廣告可信嗎，證卷理財你信嗎，那你信什麼，所以真的沒誠信。

契約社會未必能適合中國發展的需要。

記得曾經有一次高考作文題就是《誠信》，而當時有同學就用古文寫下了赤兔馬的故事，在一片掌聲和誇讚中，作文題目卻沒有引起社會地位共鳴。

現在中國很多地方都西化了，最重要的一個就是契約。商貿往來都互簽有合同，達到共識之後進入實際合作或者交易階段。但中國傳統並不是以契約來鎖定雙方的，更多的是宗族來鎖定各自。

最底層的人依靠血緣關係相互連銜，基本都是以單個姓氏為中心，最年長者為族長，族長眼裡最為看重的並不是錢，而是名聲，各宗族都有自己的族規，一旦有族人違反族規，那麼輕則受罰，重則被趕出宗室。一個落單的人是很難在社會上立足的，不只有宗室不提供任何幫助，其他的宗族也不會給予任何救濟，所以在傳統社會中，宗族才是人們唯一的歸宿。

但引入西方契約制度之後，一切傳統也就被打破了，人們可以依靠紙張上約定來行事，可這不是地道的中國文化產物，而是一個舶來品，人們接受的程度還需要時間的檢驗。結果並沒有想象的那麼美好，社會上出現了很多老賴，甚至可以在被劃定老賴之前把資產轉移，玩弄程度非常嫻熟。

中國改革開放發展至今，順風順水40載，好的時候一切問題都是小問題，逆水的時候，再小的矛盾也能巨大的不快。雖然大多數人都還在契約框架內，但文化的排斥效應或許不適合繼續在這片土地上生存。

誠信能賣幾毛錢一斤？一個社會有沒有誠信，取決於失信成本的高低。之所以我們認為古代社會講誠信，那是因為人口極不流動，熟人社會，失信會導致無法生存立足。

在現代社會，就沒人敢輕易對銀行失信，因為銀行會追殺你到死。除此之外，無論對誰失信，換個馬甲換個地方一蜷，就沒事了。在這種無所制約的環境下，哪還會有什麼誠信可言。尤其是在全社會無所不用其極賺錢的氛圍下，但凡懷有農業社會樸素誠信觀的人，被社會毒打更是分分鐘的事。

任何誠信都不是與生俱來憑空產生的，一定有其構建的社會環境和約束範圍。要說商業社會的誠信觀，那也是建立在長期互相做生意的商業體系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