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根本上說靠的的商鞅變法，善用人才是次要的。

商君之法，從根本上在秦國確立了封建制度。徙木立信重塑政府信譽，廢井田，開阡陌改變了舊的土地制度，大量的基礎設施得意大規模修建，大大提高了糧食產量。重農抑商，獎勵耕織，推廣鐵製農具，確立了封建時代基本生產形式，提高了下層勞動人民參與生產的積極性。獎勵軍功，廢除世襲，創造了較為公平的社會環境，使得下層人民參與政治的熱情大大提高，一大批才幹卓著的能臣良將得到重用。中央集權的國家雛形初步展現。統一度量衡，創造了較為交易環境，使物盡其用，貨暢其流！

至於善用人才只是這個較為公平的體質下的產物而已！答案顯而易見！

突兀看來，這彷彿是一個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但實際上，秦國的大一統原因非常複雜，並不是簡單的商鞅變法或者是善用人才某一個原因就可以概括，即便是兩者加起來也不過只是兩個重要原因而已。一、獨特的國民性

秦國大一統的最重要原因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很多人會說，秦國強大的根源來自於遊牧民族血液中的彪勇善戰，這其實只說對了一半，應該說，由於關外民族傳統而導致的秦國國民四肢發達，頭腦簡單，重實效，輕浮誇的獨特國民性才是當年為周天子養馬的部族能夠崛起於這西部邊陲之地，最終一統天下的前提。

若沒有“二桿子”這個前提（此處絕無貶義），對比其他各國變法，商鞅之法（核心是獎勵耕戰）根本不可能執行，即便執行也只會一代而終，斷斷不可能傳承六代，綿綿不絕，秦軍也絕對不會有如此摧枯拉朽的戰鬥力，因為商鞅入秦而造就的六國之精英盡為秦大用（注意這裡是大用，其他國家對於外國精英都是有限使用）也無法實行。但實際上，這種所謂的國民性其實是落後的，鄙俗的，這從秦國立國以來竟然沒有在本土出來過什麼思想大家就能看出來，也難怪山東六國鄙秦，商鞅入秦說秦孝公曾說道，渭水湯湯，在秦無險，可謂天賜佳水。可為何秦據渭水數百年，卻坐失魚鹽航運之利？府庫財貨日見空空；老秦人樸實厚重，尚武之風深植朝野，可為何秦國就沒有一支攻必克、戰必勝的強大新軍？ 地小民少，工田不振，府庫空空，甲兵老舊，私鬥成風！ 但是所有這一切的不堪，在商鞅手中卻變成了一把利器，也正是商鞅變法化腐朽為神奇，將積貧積弱的邊陲小國一代而起，惠及六代，並最終消滅六國，統一中華。 從這個角度來說，商鞅變法是秦國由弱變強的轉折點，也是秦國能夠大出於天下的根本，秦孝公與商鞅這對天作之合真乃萬世君臣之楷模（比最後逼死白起晚節不保的秦昭襄王強多了）。 要注意的是，題目將商鞅變法和善用人才作為兩個選項，其實商鞅變法和善用人才是一脈相承的，正是秦孝公前無古人的招賢令招來了扭轉乾坤的一代大才商君（注意秦人重實效這個國民性），才有了後世秦國君王不拘一格用人才，六國士子紛紛入秦的兩廂得益的局面和傳統，才成全了犀首、張儀、範睢、呂不韋、李斯等外來臣子的功業。二、山川之險和後方穩固。

這個大家都明白，秦國地處西隅，掃平義渠巴蜀之後不但無蠻族後顧之憂，還得到了一片土地肥沃的大後方。同時以咸陽為中心，東有函谷關,南有武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比起其他六國幾乎一馬平川而且蠻族環伺可算一等一的形勝之地。

即便是在秦昭襄王如此強盛之時，逼死白起後，魏國公子無忌也就是威名赫赫的信陵君依然率領六國聯軍將其壓制於函谷關之後，一言以蔽之，秦國數次亡國之危若無地利早已不知被滅幾次，更不要妄言一統天下。

三、殲滅戰始祖找到了終結亂世的方法

商鞅變法的確讓秦國國富民強，但它解決不了戰國時代兩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一個是國無明主，還有一個就是“神奇武將”的問題。

國無明主這個大家應該都理解，即便是強如秦國，在秦始皇之父秦莊襄王在位期間也幾乎無所作為，但秦國能夠自孝公之後六代明君，這簡直就是個奇蹟，若無這奮六世之餘烈，即便有商鞅變法和人盡其用，也是徒喚奈何。 我想重點說一下“神奇武將”問題。 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將星璀璨，人類冷兵器戰法幾乎達到極致，完全可以於百家爭鳴、治世名臣濟濟一堂相提並論甚至更有過之的時代，更重要的是，國力再強經不住“神奇武將”們的禍害，這裡面非常典型的就是弱小的燕國將領樂毅率軍連下強大齊國70餘城，幾乎滅國，若非樂毅離場，田單復國，曾經和秦國並稱雙帝的大齊就被小小的燕國給滅了。 即便兵強馬壯之秦國，遇到狹路相逢勇者勝的趙奢照樣嗝屁，而且幾乎全軍覆沒，戰國後期，李牧竟然以弱趙數次擊潰秦軍，也就是說，一旦遇到這些逆天的將領，任憑你國力再盛也只能萌萌噠，如果這些逆天將領再遇上明主，翻盤也不是沒有可能。 可惜，六國出相，秦國出將，大秦就沒出過幾個像樣的文臣，可是從來不缺能征善戰的武將（再次注意，這依然是國民性問題），這些將領中出現了一個春秋戰國最能打併一舉奠定一統局勢被後世稱為兵神、殺神的軍事天才——武安君白起，終戰國之世，唯有李牧還能望其項背，其他所謂名將，皆不足道哉。 事實上，在當時的鐵三角中，沒有秦昭襄王，沒有範睢可能都沒關係，但是如果沒有白起，天下之數還是難料。 為什麼這麼說，春秋之時和戰國之初，各國戰爭還保持著貴族的傳統，都是氣勢洶洶陣前喊話，沒打兩下戰勝者傲然目視，失敗者徐徐退去，可謂搞笑，這種打法何年何月能有滅國大戰。而白起則發現了終結戰國之世的根本，那就是大規模的消滅六國的有生力量，須知那時因為各種條件的匱乏，成年兵源是非常稀缺並且難以快速生成的，一旦遭遇大量兵源死亡的潰敗，往往就會一蹶不振。 殲滅戰和游擊戰的祖師爺白起就這樣登上了歷史舞臺，他從秦軍最底層做起，由普通士兵到千夫長，左庶長，大良造，上將軍，武安君，按照梁啟超的統計，白起一生七十餘戰從無敗績，整個戰國時代死亡200萬人，其中一百多萬都是白起弄死的，最有名的當然是長平之戰，一次性坑殺趙軍降將45萬人，很多後世之人罵白起殘忍，這不是腦子進水了嘛？ 那時候國家的分野可比現在清晰多了，這45萬趙軍絕對不可能投降秦國，成為秦軍的一部分，而如果放回去就又變成了趙國的生力軍，長平之戰就白打了；如果不放，那時候秦軍經過長平大戰都吃不飽，到哪裡去找食物去餵養這些俘虜呢？再說了，一旦其他六國來攻，這45萬人就會成為最危險的特洛伊木馬，瞬時間就可以讓秦軍崩潰。 只能殺掉，其實你站在白起的位置上就會發現，沒有別的選擇。 如果秦昭襄王能夠聽從白起的提議，長平之戰後一舉滅掉胡服騎射後對於秦國最大的威脅趙國，而其他六國早就被白起打殘了，當時便可一統天下，完全不需要再延續兩代。 到秦始皇之時，六國完全沒有還手之力，只能任人宰割，這種統一，有點無趣。 綜上所述其實各位能夠很清楚的看到，秦國統一天下其實最重要就是兩個人：商鞅和白起，前者透過變法富國強兵，後者透過兵法摧枯拉朽，秦國一統已是水到渠成。當然，他們背後也是戰國之世最偉大的兩位君主，秦孝公和秦昭襄王，沒有他們的博大胸懷和任人唯賢，也不可能出現商鞅這位魏國士子的外來宰相和從小兵做起成為武安君的白起了。

秦國統一六國的原因有很多，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三國演義中曾多次提到天時、地利、人和，但實際事實情況是僅有天時、地利、人和，還遠遠不夠，還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下面我就具體分析一下，秦國具備哪些條件，才能統一六國，建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王朝。

一、變法強秦、帝國崛起

秦孝公贏渠梁，任用商鞅實行變法，讓法治深入人心，實現了變法圖強，秦國具備了爭霸天下的基礎，秦法是秦國的立國之本，強軍之策，富民之道。秦法為秦一統天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商鞅人雖滅，法猶存，傳六世而終達天下統一。

二、六代賢君，勵精圖治

秦法需要人去維護，需要人去傳承，而秦從秦孝公開始，到始皇帝嬴政，歷經六代秦君，均可以稱之為明君賢主，保證了秦法的延續性，君明則上不愚，下不佞，人皆畏法，法治可行。

三、群英薈萃，奇謀跌出

張儀的連橫之策，瓦解了東方六國合縱抗秦的策略；範睢的遠交近攻，讓秦國不斷的蠶食諸侯的勢力，自己一步步做大；呂不韋的呂氏春秋，提供了另外一種治國理念上相容幷包的可能；李斯的分化瓦解之策，讓六國徹底喪失了對抗的信心和能力。

四、攻無不克、戰無不勝

甘茂打通三川之地，讓秦國有了入主中原的通道；白起的東征西討，立威名於四海，讓東方六國視秦為虎狼之國避之唯恐不及；王翦有滅國之能，六國望風披靡。

五、南韓弱秦、霸業可成

南韓貢獻了鄭國渠，助秦國國力大增；助周天子八萬精銳伐秦，而致西周滅秦國立威於天下；派遣韓非說秦，傳法家不朽之作；讓上黨於趙引禍於秦，豈料長平一戰而定天下大勢。

賈宜的《過秦論》裡說：“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秦國統一六國不是某一個人的功勞。只是分功勞的的大小。

秦始皇之所以用了十年統一了六國不能說某一個人的功勞。

從秦孝公開始，他重用商鞅，實施變法讓秦國國力強盛，只能說是為秦國的大一統打下基礎。

秦惠文王在位期間雖為了鞏固政權，殺了商鞅，但是他依然延用商鞅的變法，他也重用張儀等人，擴疆拓土，壯大實力。

秦昭襄王在位期間，重用白起，滅東周，大破趙軍。奠定秦統一戰爭的勝利基礎之一。

剩下的三位秦王在位時間短，功績太少不可與以上三位作比較。

最後秦始皇也是用了十年時間滅六國，實現華夏大一統，所以六世裡面的人物都有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些都為秦國統一打下基礎。

如果題主喜歡秦國的歷史，我推薦題主可以看看《大秦帝國》系列。

為何要將二者對立起來呢？商鞅變法為秦國的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不過秦之崛起並非完全源自商鞅變法。

其實秦國的崛起絕非法家一家之功，有一個群體早在法家之前就已在推動秦國的崛起了，這個群體就是先秦諸子百家之中的墨家。

墨家是一個致力於從事改造世界的實踐性組織，素來以行俠仗義鋤強扶弱為宗旨。按說這樣的組織應該和奉行法治崇拜強者的虎狼之秦沒什麼共同語言啊——以商鞅為代表的法家人物不是素來認為“俠以武犯禁”嗎？墨家鉅子腹朜之子在秦國殺人，雖得到秦惠王的赦免（要知道此時已經歷過商鞅變法的秦國是實行嚴刑峻法的，很少有國君親自出面赦免殺人犯），但腹朜以墨家家法加以拒絕道：“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而令吏弗誅，腹不可不行墨者之法。”於是在惠王已特赦的前提下以墨家之法殺之。這就令人匪夷所思了：既然秦國和墨家不對脾氣，為什麼墨家卻在秦國公然活動？而秦惠文王還對墨家表現得格外禮遇——甚至不惜為此罔顧秦法？

事實上墨家在秦國的活動甚至先於法家——早在秦孝公嬴渠梁之父秦獻公嬴師隰就在自己對秦國的初步改革中開始重用墨家，當然這不是什麼難以理解之事——畢竟秦獻公的改革很多是符合墨家理念的，比如下放土地、廢除殉葬、重用平民......可在秦孝公起用商鞅進行變法之後秦國和墨家的理念就開始出現分歧了。關於商鞅變法的具體細節以後我會有撰文介紹，這裡只提一點——商鞅變法實際上是要把所有秦華人變成兩種人：為國家作戰的戰士和為戰士提供糧食的農夫（朝堂官吏作為管理這兩種人的人倒是例外），所以商鞅變法排斥一切商人、遊俠、士子進入秦國。如果張儀在秦孝公時期入秦下場會很慘，因為當時的秦國壓根就不喜歡玩嘴皮子的；如果呂不韋在秦孝公時期入秦也會很慘，因為當時的秦國也不喜歡做生意的，這樣做的結果是用《大秦帝國之縱橫》中寧靜飾演的羋八子的話說“秦國可以稱為窮國”——除了打仗和種地的就沒別的什麼人了。

那麼商鞅變法這麼做對不對呢？既對又不對——說對是因為六國的商人、遊俠、士子中的確有大量虛言浮誇之徒，就靠一張嘴賣弄，啥實事都幹不了；說不對是因為六國的商人、遊俠、士子中也有不少求真務實，深具經天緯地之才的人士。對秦國而言：迫切需要解決的是長期被魏國壓制的局面，而要改變這一局面最需要的就是一支戰無不勝的鐵軍和供養這支鐵軍的糧草，所以商鞅變法實際上是緊緊圍繞秦國這一主要目標在努力。大到一個國家，小到我們個人，我們每個人的時間精力是有限的，所以我們必須明確自己真正最想要的是什麼並緊緊圍繞這一主要目標去配置資源，其它的次要目標該放棄時就得放棄——有舍才有得。可當秦國在度過自己最艱難的歲月後再完全依照商君之法就日益顯露出弊端了，這恰恰也是商鞅自己所反對的：商鞅變法的核心在於變——任何制度都是有時效性的：過去給國家帶來好處的制度隨著時代的演變可能會結出苦果，只有適時適度適當地損益變化才真正契合變法之道。

秦惠文王深刻洞悉了商鞅變法的精髓，所以他雖然殺了商鞅，但並不廢棄商君之法，然而他也不打算固守商君之法，他要對商君之法進行損益變化——任用縱橫家張儀就是這一變化的絕佳體現，秦孝公時代秦國只重視國內的農業生產和對外的軍事戰爭，而對邦交一向不太重視，然而秦惠文王意識到：有時好的外交謀劃可以代替軍隊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這也是他可以接受容納墨家在秦國生存發展的原因——秦惠文王雖然保留了商君之法，但在治國理政上他是異常現實的，用《大秦帝國之縱橫》中張儀的話說“勢利之人”，只要對秦國有利可圖之事必為之。而墨家從來就是一個求真務實的學派——他們不是坐而論道，他們既要說更要幹，如果遇到打仗，他們會衝到第一線赴湯滔火，死不旋踵。這就使雙方有了契合之處。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法家制度的長處在於能激發出秦軍最強的勇猛值，也能激發秦國農民最大的生產積極性，從而為秦軍提供充足的糧草，但如果裝備不行那也是徒添傷亡。然而法家的著眼點正在於軍事制度、農業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構建，具體的軍事裝備製作並非法家的長處，與之對應的是墨家恰恰擅長此道。儘管法家弟子幾乎個個都是偏執的處女座——為變法革新、富國強兵不惜付出生命，但要讓他們領軍殺敵、製作兵器，他們得瘋掉。在秦惠文王看來：既然這件事法家幹不了，那就找乾的了的人來。

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當時各個諸侯國即使在同一地點遺留下來的兵器普遍都是輕重不等、大小不一、形式多樣。而只有秦國的兵器不論在哪兒發現，其造型和尺寸幾乎都是驚人的完全一致。在秦始皇兵馬俑坑中發現的三稜弓弩箭頭有4萬多支，但4萬多支箭頭的底邊寬的誤差不超過1毫米。兵器型號的統一化大大便利了秦軍裝備的更新換代效率——在秦軍中絕不可能出現弓弩和箭不匹配的問題，但在別的國家這幾乎就是家常便飯——戰士們甚至不得不在戰前先對自己的兵器進行修整以便利自己的作戰，這大大影響了軍隊的作戰效率。

除了墨家這群理工男以外，儒道法等門派誰也搞不懂何謂“空氣動力學”。談到弩，秦國的弩更是霸氣。秦軍弩機的各個零部件完全可以互換通用，輪廓誤差不超過1毫米。在烽火硝煙的戰場上，六國某個士兵的弩壞掉了，那就真的壞掉了，因為身邊陣亡戰友使用過的弩機零件都無法使用，而秦軍士兵只需要更換損壞的零件後就可以繼續發射。秦軍在墨家軍事工程科技的幫助下，早已進入“標準流水化”的生產時代。另外秦國將士用的青銅劍也比山東六國的劍長出約30釐米。俗話說“一寸長一寸強”，在短兵器格鬥中，刺要比砍更有優勢，因為它更逼近對手。比對手的劍長出約30釐米的秦劍，在格鬥中顯然更容易刺到對方。加長劍身簡單，但是要保持加長後的青銅劍不容易折斷就很困難。但墨家這幫理工男們又做到了，他們摸索出了銅與錫的科學配比，做到了既讓劍身加長且能同樣保持劍身的堅韌。所以短兵交接之時秦軍又勝出一籌。其實不只是秦軍的兵器裝備，我們同樣有理由相信李冰父子在修築都江堰的過程中應該也得到過墨家的鼎力相助，否則在那個年代還有誰能如此精通工程建築學？

當然獲得秦惠文王重用的也不只墨家一派，前文已提到縱橫家的張儀，另外儒家的荀子之所以入秦是不是秦國主動邀請的呢？恐怕也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吧。都說秦國尊奉法家，其實尊奉法家只是秦孝公時代和後來的秦始皇時代的事，在秦惠文王、秦昭襄王時代秦國實際上摒棄了門戶之見，真正做到了“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當然這裡的前提是對強大秦國國力有用才行，總結這段歷史不禁令人感嘆“實幹興邦，空談誤國”。

事實上秦自秦獻公起秦孝公、商鞅、秦惠文王、張儀、司馬錯、宣太后、秦昭襄王、白起、李冰、呂不韋、秦始皇、王翦、李斯等等皆在為秦國的強大添磚加瓦，如何能將商鞅變法和善用人才對立起來呢？

我想你可能聽說過“歷史的合力”這個說法，任何歷史事件的發生，恐怕都不是一個單一原因造成的。在歷史上，探索秦朝興亡原因的文章也所在多有。至少我記得中學的語文課上就曾經學過賈誼的《過秦論》、蘇洵的《六國論》、杜牧的《阿房宮賦》等文章。

具體到你所說的這兩個方面的問題，我以為都是非常重要的。恐怕很難說到底哪個是更重要的。在商鞅到達秦國之前，秦國並不是一個十分強大的國家。春秋後期以及戰國初期的秦國，也不是很活躍，他們偏處於西北地區，人們對他們也不是很重視，甚至把他們看成是夷狄。而等到商鞅到達秦國以後，對秦國進行了變法。商鞅的變法，我們喜歡他與否是一回事，但我們無法否認商鞅變法之後，秦國有了根本性的變化。商鞅的變法將秦國改造成了一部戰爭的機器，獎勵耕戰。從而使得秦國的國力有了迅猛的提升，具備了逐鹿中原的資格。從商鞅之後，秦國開始變得非常活躍起來。秦孝公去世後，商鞅雖然被殺，但是商鞅所開創的制度卻被秦惠王繼承了下來。之後，秦國一直在沿著這條道路前進。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商鞅的變法對於秦滅六國功不可沒。

但是，我們知道任何事情都離不開人的因素。假如商鞅去世後，沒有人能夠繼承他，那麼秦國也不可能滅掉六國。在商鞅之後，不斷有其他國家的人來到秦國牟取富貴，秦國自身也湧現了一批人才，而這些人才都得到了重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沒有白起，長平之戰可能勝利的一方就不是秦國了。秦滅六國的過程之中，老將王翦所起到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在戰國中後期的一百多年之中，秦國一直能夠積極地吸引人才、合理地利用人才。這一點可以從李斯給秦王政的《諫逐客書》裡得到印證。

而且，戰國中後期，秦國的統治者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無論是秦惠王、秦昭王、秦王政等人，就其個人素質而言，無疑都遠遠超過了東方的各國君主，這也是秦國能滅六國的重要原因。

總之，秦為什麼能滅六國，需要綜合分析。

商鞅變法是基礎，善用人才棟樑。

沒有變法秦國不強，不用人才，秦國無以施展。

贏渠梁遇衛鞅

贏駟遇張儀

贏稷得范雎

贏異人有呂不偉

贏政有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