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涉及到兩大社會體系，一個是人類生存發展的經濟體系，一個文明發展的秩序體系。

兩者從發展方向講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但在現實中經常會面臨衝突。這種衝突可以用毛澤東主席的《矛盾論》來理解，而且要確定內外矛盾，主次矛盾，這在不同時期會有不同表現，所以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提現了社會治理的智慧。

經濟發展離不開生產資源和要素，這種資源的使用如果透過無序競爭獲取，那麼社會只能每天戰火硝煙，人民生活永無寧日，所以需要秩序體系的建立。

早期人類生活發展空間很小，透過氏族公社就能實現小區域的治理，一個有能力的強勢的家長就能管理好內部事務。

隨著人類生產工具升級，生產力進步，人們活動空間越來越大，這時候就面臨了更大的區域治理問題出現了，這就需要一個更強大的人來統治一切，於是逐漸有了部落首腦，國家的意識形態。但主導世界的還是強人邏輯，世界秩序是按照強人思考完成的。

隨著人類聚集區域不斷擴大，社會治理的挑戰對強人們也越來越大，於是他們開始思考有效治理。於是家族治理團隊出現，再後來家族勢力難以覆蓋治理區域了，又開始引進與家族利益相關的能人，逐漸有了國家治理，又有了政治思想，為國家治理奠定了基礎。

對資源和利益的分配就是政治治理的核心，現代社會經過大量細化，社會治理分工越來越精細，目的是為了更有效治理社會，但是其中總有利益的糾葛無法分割。於是需要無我的理念以實現更高的治理需要。

打造人類命運共體就是在社會發展到了高階階段後政治家更高的使命追求。

得反過來想，現代社會，一切都是經濟問題，政治問題本質也是經濟問題，政治可以影響經濟，但不能決定。有時看似是政治決定的，其實是有力度的影響，真要是硬執行，就崩了。

謝邀。有關這個問題的回答，本人理解，兩者應有密切聯絡。就拿今年春節前至目前所發生的新冠肺炎來說，是一件出現在中國以湖北武漢為先發地後，逐漸蔓延全國各省直轄市及地區的公共衛生突發事件，危害極大，給國家和人民的生命財產及企業經營生產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各方面損失，這也是事實。

那麼在此情景下，黨和政府採取了在全國各地利用一系列積極有效的防控措施，比如全國調動無數的醫務人員，大量的醫防和生活物資支援湖北武漢疫情重災區，又如全國範圍採取隔離措施等，使之全國疫情指標目前有所下降。

問題是由於發病於春節前後重要放假時間，突然疫情的發生，給醫防用品的資源帶來極大的空缺，比如防務衣，口罩，醫防機械，必要消毒的用品，這些一般情況下都屬資源生產範疇，平時除醫院或醫療科研機構常用，商業庫存也有限，加上春節休假，造成相關物品緊缺也正常。

市場上出現人們排長隊買口罩的現象，且往往等好長時間也不一定買得到，成人與小孩卻等著要，加以防護。後政府又按每家每戶居委會登記購買的方式，稍有緩轉。目前全國範圍內為國計民生和今年實現各項經濟指標的完成，政府號召和企業自身的需要，而抓緊復工生產。

換言之，以上簡述，如14億人口，在如此疫情嚴重的情況下，如果沒有黨的正確領導，沒有政府和企業更好地以極快的速度想盡一切手段和措施。

從而去解決原本屬資源生產的醫防和生活急需物品或必要的儲備，加快當今的復工生產，及時滿足為14億人口提供必要的醫療和生活物資的保障，可想而知，如不是這樣強有力的號召和組織力，我們那麼大體量的國家豈不要亂套，這不是政治問題，是什麼？另調配得力幹部赴命去湖北武漢，這也是幹部人力資源的合理使用，同時也是保證政治路線的有力實施。

總之，資源生產的物資與突發事件的發生和那麼大的國家人口體量，如不以只爭朝夕，奮發向上的毅力和採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去應對解決，那麼很可能就會變成社會政治問題。

以上簡述，個人見解，如不妥，請指正。

經濟不斷髮展，社會、政治長期穩定。經濟政治向來密不可分。而資源生產便是經濟的一部分。

試想如果資源生產出現問題，必然導致物價飛漲，進而導致市民手中的流動性短缺，進一步加大流動性的持有，用來爭奪短缺的資源，從而發生惡性的通貨膨脹，然後投資者選擇用實物代替貨幣，因為貨幣在不斷貶值。

這時就需要貨幣當局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實行雙緊操作，來穩定市場。否則會進入噁心迴圈，直至經濟體系崩潰，有一句話，如果要摧毀一個國家，先擊垮他的經濟。經濟一直是一個國家維持長治久安的支柱，資源生產更是經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與政治息息相關。

好問題。這個問題有很多學者都在進行研究，今天我介紹一個這方面的研究者和他的觀點。那就是政治經濟學家、政治學博士雷納託·利馬·德·奧利維拉（Renato Lima de Oliveira）

假設X國擁有豐富的石油儲備。如果它的制度是強大和穩定的——比如挪威——那麼社會將會受益。另一方面，如果它的制度不穩定(比如奈及利亞)，那麼這種資源將導致負面結果，比如集權、經濟停滯和更多的腐敗。對吧?

是這樣的嗎？是的，也不是。

政治經濟學家、政治學博士雷納託做過這方面的研究，這比“資源詛咒”文獻所反映的要複雜得多。那些自然資源實際上能夠影響政治制度的構建。

如果國有公司生產易於開採的石油，且其生產成本與售價之間有很大的差距（稱為低成本石油），那麼大部分利潤將流向政府。政府中的個人不是在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本上進行投資，而是透過保持或壓制反對者，或者透過向愛好專案投入資金來保持權力。利馬·德·奧利維拉（Lima de Oliveira）解釋說，沒有動力去改革政策。

另一方面，海上石油所需的高成本開採改變了政治並導致了更多的生產性投資，包括技術能力，工人培訓和石油公司的精英管理人員（而不是光顧）。他說：“在處理自然資源領域的方式上變得更專業是一種激勵。”

為了檢驗他的理論，利馬·德·奧利維拉（Lima de Oliveira）研究了三個國家（巴西，馬來西亞和墨西哥），其機構發展水平（既不如挪威，也不如奈及利亞）複雜，人均GDP卻很相似，但具有不同的地質。墨西哥的石油歷來很容易開採，而巴西和馬來西亞的儲量則需要成本更高，技術更復雜的生產方式。這種差異使利馬·德·奧利維拉（Lima de Oliveira）能夠證明不同的地質具有不同的政治和經濟影響。

例如，促使馬來西亞政策制定者和國有石油公司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Petronas)開發本地供應商、國際化並開發海外儲量的，是該國石油儲量的有限性和高昂的開採成本，而非健康的制度約束。利馬•德•奧利維拉(Lima de Oliveira)解釋稱:“馬來西亞在吸引投資、發展複雜的供應鏈和走出國門方面一直很成功，儘管它沒有像挪威那樣改革其制度。”

另一個影響是，在生產成本較高的地方，石油對社會的影響不僅僅來自於每桶石油的價格。它來自於生產本身——生產這一桶石油所需要的資本貨物和服務。

比如石油和天然氣行業能夠推動人力資本和工業能力的發展。在學習政治學之前，他是一名商業記者，曾報道過他的祖國巴西的石油。在那裡，他注意到“一件……變得政治化的事情，不僅是你如何使用石油資金，而且是你如何設計採購規則:誰將成為石油平臺、油輪的供應商?”當一個州得到投資要為石油工業建造一個船塢時，這個州必須投入大量資金。

”

不懂政治，談何經濟。政治和經濟本身就是不分家的，經濟學最初就是政治學（財政賦稅）中的一部分，後來分離出來，演變成一個單獨的學科。千萬不要把經濟問題，單純地看成純粹的經濟問題，用多維視角，才能看清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