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困擾中國教育的有三個基本問題，一是教育公平，二是應試教育，三是教育行政化。中國各種教育問題都可歸納為這三個。其中，應試教育的問題覆蓋面最廣，中國城鄉的學生都被籠罩應試教育的霧霾之下。而且這個情況持續了很多年，愈演愈烈，屢禁不止。

對此，有幾個理論解釋。第一個認為是供求關係失調，因為群眾要上好學校，而優質教育資源總是短缺的，所以升學競爭越來越激烈。但是，我們捫心自問，與10年前、20年前、30年前、50年以前相比，我們的學齡兒童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我們的優質教育資源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很明顯，學齡兒童大幅度減少，而優質教育資源大幅度增加，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優質學校佔到學校總數的30%到40%，怎麼會供求關係越來越緊張了呢？

第二個解釋是文化決定論，認為儒教文化圈望子成龍、考試至上、分數至上，東亞國家都一樣，誰上臺都改不了。這其實是經不起推敲的。首先文化傳統是一個大的背景，並不能對近十年來應試教育的惡化做出直接解釋。同樣在這個文化背景下，80年代的時候小學生、初中生就沒有像今天這樣壓力巨大、痛苦不堪。顯然，文化傳統並不是決定性的因素。

第三個是獨生子女政策。現在只有一個孩子，每個家庭都把他當做天才來培養，不管家長的教育背景如何，都想讓孩子上到博士，這就是中國的一個現實問題。第四個是高考制度，認為高考制度沒有改，小學、初中沒有辦法。這個說法也是似是而非的。高考的指揮棒並不會一下指揮到小學、幼兒園。初中的教育生態是中考制度決定的，小學的教育生態是由小升初政策決定的。所以，今天在中國出現的嚴重的應試教育，背後有一些實際的制度和價值的原因。制度性的原因就是我們多年來變相的重點學校制度，造成學校之間的差距過大，以及入學規則不公，造成家長不得不擇校的倒逼機制。

教育是為了改善生活 增加幸福感

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我今天要討論一個更重要的背景，也就是說我們的應試教育到底從哪兒來的？現在的學校教育是19世紀德國教育家赫爾巴特奠定的。這種學校制度沿用了大工業生產的概念，把學校變成一個教育工廠，大批次、統一規格地來培養學生，把學科知識由淺入深、分門別類，用班級教學制的方法將知識填充給學生。這是西方的傳統教育，學校的功能就是傳遞知識，是一種學科中心的教育。到了20世紀以後，這一價值已經被顛覆了。20世紀初，美國杜威倡導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使教育發生了革命性的轉變，教育太陽系的中心不再是學科知識，而是兒童，用"兒童中心"的教育取代了"學科中心"。這樣，學校教育目標不再是單純的知識灌輸，而是圍繞青少年的生長的實際需要組織教學。美國中等教育改革委員會確定中等教育的七個基本原則，包括健康、道德、公民素養、有效的家庭成員、良好的鄰里關係、必要知識過程的掌握、有效利用閒暇時間等等。

20世紀初杜威倡導的教育改革也同步地進入了中國，取得了很大的影響。非常遺憾的是，這種教育啟蒙起初是由於戰爭，後來由於新中國成立以後，全盤否定西方，全面學習蘇聯。蘇聯的教育家凱洛夫與德國的赫爾巴特教育學是一脈相承的。於是，我們重新回到19世紀的學校，主張"教師中心、教材中心、課堂中心"這三個中心。這個情況在1977年恢復高考以後愈演愈烈，應試教育如入無人之境。可以說當代應試教育就是中國科舉教育傳統與西方傳統教育這兩者的完美結合。

所以，今天中國學校的面貌在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已經看不到。我經常說，我們其實還處於一種前現代化的狀態，也就是說還沒有完成20世紀初世界範圍內現代教育的啟蒙。這是我們必須要彌補的欠下的一課。我們要為生活重塑教育，就是要重新建立教育和生活的聯絡。陶行知說，生活教育的概念是"來自生活的教育，依據生活而教育，為生活的向上、向善的教育。"教育是為了改善生活，是為了增進人的幸福感，而不是為了讓孩子受苦受難，為了讓學生感受痛苦和失敗。

教育變革需要建立自下而上的新機制

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我們今天要重新恢復教育中人的價值、人的主體性，使教育為人的幸福生活而服務。大家會有一個巨大的問號，這可能嗎？面對強大的應試教育，我們每個人都有無力感，我們真的能改變這個現實嗎？或者說如何改變這個現實？教育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巨大系統，千百萬的家長、學生、教師、校長、政府官員參與其中。我們不大望有人登高一呼，改變教育的現狀。因為教育本質上是一個具有很強的實踐性的活動，是在基層、在學校和教室中發生的。真正的教育變革，需要建立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機制，特別要重視自下而上的自主創新，需要有一大批勇於改變的家庭、學生、教育工作者，走向教育家辦學。

民間已經出現了多元的教育探索

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事實上，基層意見出現了許多成功的改革案例。山西新絳縣的一個示範性高中，他們從高三著手進行改革，讓學生自主學習。把課程改為討論課、展示課，透過學生自主學習反饋討論問題。教室放兩臺電腦，純粹知識性的東西讓學生百度一下即可。下午就不上課了，學生自行安排。家長到縣政府抗議學校拿自己的孩子做實驗品。省教育廳很支援學校，給家長做工作。最後改革的效果出來了。第二年高考，學校二本上線率提高了30個百分點。這對於農村高中，是了不起的成就。

中國的家長也在改變，越來越多家長意識到上名牌大學其實沒有那麼重要。在網際網路時代，個性發展、自主性、創造性更為重要。北京、上海、廣東都已經出現了一些新學校，有一個"源泉學校"，招了二三十個公辦學校不收的學生。他們把高中的課程進行了重組，讓學生按照不同的主題進行研究性學習。最後這些被公辦學校淘汰的學生都學習的非常出色。所以當學習成為一種樂趣，成為一種挑戰的時候，很多學生都會主動的參與，都會有很好的表現。所以，即便在今天嚴酷的應試教育環境中，每個家長、老師、學生其實還是可以選擇的，並不是說只有死路一條，只能題海大戰，拼時間、拼命。尤其是在網際網路時代，教育資源極其豐富，自主學習的空間很大，我們完全有可能更多地透過行動，透過自主學習、教育自救來改變命運。

高考改革的促進評價機制變革

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我想介紹一下高考改革，我是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高考改革小組的成員。高考改革的目標和理想是很清楚的，就是全世界主流的評價模式。美國大學入學考試基本上是"三位一體"的評價，就是一次性的入學資格考試、高中的學業成績和大學的自主面試，這顯然比我們僅僅根據一次性的全國統考，分分計較的評價模式更為科學。但是這個理想在中國為什麼很難實現？因為中國的道德環境、誠信制度的缺失。上海、浙江實點的高考改革方案，把高中的學業評價、綜合素質評價納入到高考當中，是一個嘗試。

　農村教育如何超越應試教育

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有人說中國的教育學就是農民的教育學，基礎教育的主體、重點難點都是在農村。現在讓農村學生和城市學生在應試教育的單一軌道上龜兔賽跑，它的前提已經不太公平了，因為一個城市的學生三歲學英語，五歲學奧數，城鄉家庭的文化資本、經濟資本差距越來越大。而在30年前，這個起跑線大致是平等的。因此，需要採取補償性的特殊措施，國家已經實行在貧困地區定向招生農村的學生的政策，擴大農村學生在研究型大學的比例。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到過一些農村，80%的學生註定上不了大學的，那怎麼辦，這個學校辦不辦？他們按照生活教育的理念，把學生培養成有禮貌的，愛學習的，言語文雅的、內心Sunny、熱愛生活的人，這就是他們走向社會的通行證。這是一種人格教育，"為18歲做準備的教育"，而不是為高考作準備，這仍然是有價值和有可行性的。

素質教育提了二十多年了，為什麼還停留在應試教育？很簡單，素質教育是需要有一支高素質的教師隊伍作保證的。當今教師隊伍的整體素質遠遠達不到素質教育的要求。獲得高分有兩條途徑，一是靠犧牲孩子天性、身體健康、德行培養、動手能力的題海戰術,(高分低能有用嗎？)二是靠素質教育，引導孩子德行養成，具有良好學習習慣、學習方法、學習精神力，透過自主性學習獲得高分。(高德高能獲高分,這樣的高分一輩子都用得著)

我不同意所謂“應試教育”的提法，這是某些欺世盜名之輩的夢囈！千萬種評價學生學業的方法，最後總有個具體數字，即所謂分數。有分數才能看出一個人知識多寡、能力高低。你看各行各業的大能手比賽，是不是最後也須有一個分值？儘可能地改變評價機制，儘可能地真實反映學生能力，這樣講我贊成；把需要改進和完善的評價機制說成是“應試教育”實在讓人不知所云。

這個問題太大，只能簡單說說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

由於對一個人的知識水平和能力的評價，對他的未來至關重要。但是現在社會誠信缺失，公信力不足。沒有那個機構擁有足夠的權威，可以給出令人信服的評價結果。所以任何摻雜主觀因素的評價，都難以被公眾接受。唯一可以客觀地比較知識水平的方法，就只有統一的考試。

結果，教育就以考試為目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