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陵之戰是指關羽被殺，劉備領軍進攻吳國為弟報仇，最後被陸遜火燒連營，而陸遜沒有追擊就是因為擔心魏國的進攻，退兵不久果然是被魏國進攻，但是因為兵力都還在所以沒事

吳國與蜀國只要大戰結仇後就難以再同心協力抗曹。如果曹丕進攻吳國或者蜀國則吳蜀迫於曹魏的壓力必然又重新結盟，這樑子反而結不下來。因此，曹丕在夷陵之戰前期根本不會去插手雙方的戰局。而夷陵之戰結束之後，吳軍士氣更勝，要想打吳國勢必難度不小；打蜀國則蜀國有可能直接直接投降吳國了，反而是做大吳國。所以在當時曹丕從利益角度來看是不具備進攻吳蜀兩國的必要的，只適合秋風掃下落葉做調停佔點便宜見好就收。而曹丕也在這次戰役中得到了不少的好處，比如黃權等人的帶兵投降，割了幾塊地等

我們讀史時，在理解一些亂世軍政領袖的作為與不作為時，一定不能光考慮軍事層面，還要考慮政治層面，不能只盯著那些外在的、明面的戰場，卻忽略了那些內在的、暗面的鬥爭。

夷陵之戰（公元221年七月-222年八月）時的曹丕，剛剛於公元220年十二月完成篡漢稱帝的政治程序，距離夷陵之戰開始不過半年，距離夷陵之戰結束，也不過一年半，可以說正處於政治上的篡代收尾階段，新朝初建，還需完成大量政治上的改制工作，主要是需要把各項人事調動安排得滿足各方利益，方能保持北方政局的穩定。

畢竟，原本在篡漢以前的建安時期，北方一直是曹氏霸府（州牧府、司空府、丞相府、魏公國、魏王國）與許昌漢廷兩套人事班子，雖然在建安後期，隨著曹操權勢的增長，曹氏魏臣隊伍與權勢都越來越大，但畢竟存在一個由魏王國向魏朝轉化的過程，需要進行穩健而大量的人事安排，方能滿足建魏元勳與漢廷舊臣的心理需求。

而且，諸如荀彧、荀攸、夏侯淵等跟隨曹操起家的一部分下屬已然在魏朝建立前去世，夏侯惇、曹仁、曹洪等佐命元勳也已步入老年，以曹真、曹休、司馬懿、陳群為代表的新一代臣僚也需要進一步上位，如何協調好佐命元勳與新世代功臣，也是一個需要好好考量的問題。

再者，曹魏政權在青、徐、雍、涼、幽、並六州的統治並不如其在河南、河北、河東那樣穩定。曹魏在山東尚需依賴臧霸、孫觀等地方豪強，而關隴則是曹魏徵服最晚的地區，幽州與幷州則又面臨著軻比能所率鮮卑諸部的襲擾，這些不穩定因素都有可能趁著曹丕篡代而生造事端，所以曹丕自然不能在軍事上立刻南下。

最後，我們回到軍事上看，曹操晚年之所以與孫權聯合謀襲荊州並且不讓曹仁與孫權一併攻擊關羽，便是為了坐山觀虎鬥，一如當年郭嘉建議曹操坐觀袁譚、袁尚兄弟相爭那樣。沒想到，關羽竟然沒有怎麼消耗孫權軍力，便軍眾離散，孫權完全沒有付出多大的軍力損失便白白得了荊州西南部。

所以，在夷陵之戰戰局明朗以前，無論是劉備軍，還是孫權軍，其實都是軍力飽滿的狀態，此時南征，不僅無法亂中取利，而且極有可能促使本已反目的孫劉兩方再次走向聯合抗曹，那麼曹軍南征便不僅吃不到孫劉任何一方的便宜，而且還有被雙方聯兵暴打的危險，反而不如坐視孫劉死磕，等到一方慘敗之後，再去選擇究竟是伐蜀，還是伐吳。

劉曄與王朗的議案

按照《傅子》的記載，劉曄是有勸過曹丕的。（出處在陳志《劉曄傳》裴注引《傅子》）

本年七月，劉備興兵伐吳。

八月，孫權將扣押很久的曹魏將領于禁等人送還曹魏帝國，並派使者向曹丕表示自稱藩國。

當時，曹魏官員都為此向曹丕道賀，唯獨劉曄反對接納孫權的示好。

按照《傅子》的記載，劉曄與曹丕是交流過意見的。兩人對話如下（翻譯有刪節）：

劉曄說：“孫權無故向中國求降，必然內部有急變，之前孫權襲殺關羽，取得荊州四郡，劉備大怒，必然興兵討伐。孫權前有劉備，後又擔心我們會趁機進攻他，所以才會向中國投降，一來是讓中國不再討伐他，二來是仗著中國的聲援，增加自己的實力而讓劉備疑惑。如今天下三分，中國佔據十分之八，吳蜀各佔一州，是仗著山水的便利優勢。如今他們互相攻擊，這是上天要滅亡他們啊！我們應該趁機興兵，渡江襲擊吳國，蜀國攻其外，中國攻其內，吳國不出一個月就會滅亡，吳國滅亡後，則蜀國勢單力孤，固然也不會長久，何況蜀漢得其外，中國得其內！”

曹丕說：“孫權向我稱臣，我卻討伐他，這樣會讓天下願意歸順我們的人不信任我們，這事決不可為！我為何不受吳國之降，而去協助吳國，偷襲蜀國的後方呢？”

劉曄回答：“蜀國遠而吳國近，如果劉備聽說我們要討伐他，他必然回軍（放棄伐吳），我們也無法阻止他（我們等於是空忙一場）。如今劉備已經興兵，若他聽說我們也參與討伐吳國，他是必然高興與我們一起爭奪吳國土地，也絕對不會改變計劃，去幫助吳國對抗我們，這是必然的趨勢啊！”

可是曹丕不聽從劉曄的這番對時局的分析，還是決定接受孫權的投降，甚至要給孫權加封為吳王。

王朗提交的議案是：天子的軍隊，重於華山、泰山、應該展示天威，不動如山。如果孫權親自與蜀賊交戰，戰局膠著，不能迅速分出勝負，我們則選拔穩重的將領，率軍出擊，一舉擊潰蜀軍便可。如今孫權的軍隊尚未出擊，我們沒有必要先出兵，而且如今天氣雨水多，不是動兵之時。

曹丕也採納了王朗的議案：坐壁上觀。

陳志《王朗傳》：初，建安末，孫權始遣使稱籓，而與劉備交兵。詔議“當興師與吳並取蜀不”？（王）朗議曰：“天子之軍，重於華、岱，誠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權親與蜀賊相持，搏戰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決，當須軍興以成其勢者，然後宜選持重之將，承寇賊之要，相時而後動，擇地而後行，一舉更無餘事。今權之師未動，則助吳之軍無為先徵。且雨水方盛，非行軍動眾之時。”帝納其計。曹丕的決斷

早在曹操逝世之時，劉備就曾派出使者韓冉以弔唁曹操為名，向曹丕示好，但是曹丕拒不領情。

在劉備伐吳這個時間點上，劉曄的建議本來是曹丕統一天下的最佳時機，按照劉曄的分析：一舉滅吳，蜀國則勢單力孤，無法與曹魏帝國抗衡，必然遲早也會滅亡。

但是，曹丕堅持與劉備敵對的戰略方向，不肯變通，拒絕合作。

可能是劉曄的身份太過尷尬了吧，因為劉曄是漢室宗親，在曹丕稱帝后不久，他確實很難對這位前朝宗室子孫產生更多的信任來。腦補一下，如果司馬懿、陳群、吳質、朱鑠“四友”（曹丕年輕時的四位好友）來提這個意見，或許曹丕還能接受呢。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跟于禁一同被俘，提前被送回曹魏帝國的浩周對曹丕的影響。

早在曹操逝世，曹丕繼位之時，孫權就將俘虜的浩周、東里袞送還給曹丕，並寫信表示忠心。曹丕接見兩人詢問孫權的事，浩周認為孫權一定是真心臣服於魏國，而東里袞則持反對意見，可是，曹丕還是選擇相信浩周的話。

《魏略》：初東里袞為于禁軍司馬，前與（浩）周俱沒，又俱還到，有詔皆見之。帝（曹丕）問周等，周以為（孫）權必臣服，而東里袞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為有以知之。

原文是“帝悅周言”，可見曹丕是喜歡聽高興話罷了。

所以，劉備的使者，曹丕不見；劉曄的提議，曹丕也不同意，然後決定幫吳國討伐蜀國，又被王朗勸住了。白白錯失良機！

夷陵戰後

閏六月，夷陵之戰。劉備敗北，退至白帝。

八月，蜀漢將領黃權歸降曹丕，曹丕大喜。

孫權則向曹丕上書報捷，又給浩周寫信，書信內容則說自己用準備送兒子做人質來表忠心。其實，孫權是想趁機穩定戰果，站穩腳跟，佈置好防線，曹丕卻不明就裡，沉迷在孫權的捷報當中。

曹丕下詔給孫權，要求孫權在十二月送兒子過來，並讓孫邵、張昭一同來。

曹丕既相信孫權的美言，又認為浩周瞭解孫權是真心稱臣，但是，歷史真相是：曹丕、浩周都被孫權給忽悠了。

《魏略》：於是詔曰：“（孫）權前對浩周，自陳不敢自遠，樂委質長為外臣，又前後辭旨，頭尾擊地，此鼠子自知不能保爾許地也。又今與周書，請以十二月遣子，復欲遣孫長緒（孫邵）、張子布（張昭）隨子俱來，彼二人皆權股肱心腹也。又欲為子於京師求婦，此權無異心之明效也。”帝既信權甘言，且謂（浩）周為得其真，而權但華偽，竟無遣子意。

不用等到十二月，就在九月，孫權已經穩定時局，便馬上翻臉。氣的曹丕親征南下，痛斥孫權背信棄義。

十一月，魏吳兩軍在洞浦交戰，雙方互有勝負，魏軍無法突破吳軍防線，只能罷兵。

曹丕班師後，遷怒於浩周，對其終身不用。

夷陵之戰，起因是吳國秘密奪取荊州，致使關羽被殺，劉備聽聞此事，悲憤不已，遂起兵討伐吳國，此時的孫劉聯盟已然破裂，而在很多人看來魏國的曹丕應該趁此機會進攻兩者任何一方，然而他並沒有這麼做，曹丕不是愚蠢的人，相反他還是一個政治家，那是因為什麼呢？

首先，曹丕是想坐山觀虎鬥，不論是蜀國被滅還是吳國被滅，他都樂見其成，也就是人們常說的“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再者，如果他出兵，那麼蜀吳就會放下仇恨，聯合起來抵抗魏國，因為當時的魏國在三方中是最強的，蜀吳深知如果其中一方被滅，另一方也會亡國，從而成就魏國的統一。這也就是內憂外患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