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戰爭的淵藪，還在9.11。2001年的“9.11”事件是美國自建國以來在本土遭遇的一次最嚴重的襲擊，而這一事件極大改變了美國原本意圖西顧遏制亞洲的中國及俄羅斯遠東地區的戰略部署，轉而將重心重新放回中東地區。從當年開始，發誓報仇的美國政府，終於明白了法蘭西拿破崙•波拿巴皇帝的故智——將一場保衛本土革命果實的自衛戰爭，發展為帝國兵團的對外擴張戰爭。
9.11的硝煙極大激起了美國重組中東政治版圖的雄心
終小布什、奧巴馬兩屆政府，“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成為美國利用雙子樓倒塌凝聚起的道義“塵埃”進行地區擴張的絕佳藉口。“反恐”這個年輕的新造詞，成為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穩坐第一把交椅的keywords。
可是，2001年10月7日即發起的阿富汗戰爭，並沒有幫助美國找回在“9.11”中丟失的霸主尊嚴和戰略主動權——在2年的時間內，美軍既沒有在短時間內找到匪首本·拉登，也未能將保護恐怖主義的塔利班武裝徹底消除，甚至深陷連綿不絕的戰爭泥潭已經動搖了美國在北約的領導地位。阿富汗的亂局沒有找到句號，而伊斯蘭世界已燃起了巨大怒火。這場帶有明顯報復性質的戰爭，讓冷靜下來的美國政府思考一個問題：如何利用“反恐”名義清理伊斯蘭周邊，重建一個更有利於美國利益的中東秩序？
阿富汗戰爭中掩體下的北約士兵
因此，當時的小布什政府，亟需一場面向伊斯蘭世界的戰爭，從根本上恢復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戰略主導權，迅速扭轉美國在9.11之後遭遇的種種被動局面和重新加強世界霸主地位。那麼，疑似擁有大規模殺傷武器的區域霸主伊拉克，便成為了可選目標。
印有薩達姆頭像的伊拉克紙幣
當國際政治專家面對美軍在2003年3月20日射向伊拉克的炮火時，給出了很多令人信服的理由：薩達姆“槍頭出頭鳥”的地區霸權慾望、與美式民主大相徑庭的獨裁統治方式，以及同本·拉登不清不楚的關係，都給了華盛頓打擊巴格達的最好藉口。
但時間會給出最正確的答案。本質上，是因為打垮了薩達姆控制的“強國”伊拉克，便能讓美國給阿拉伯國家和伊斯蘭世界以直接的震懾。更何況，伊拉克石油已探明儲量1431億桶，在歐佩克和世界已探明石油總儲量中分別佔12.0%和9.8%，位居世界第二位。對依靠“石油”“美元”雙輪驅動世界的美國而言，沒有什麼比伊拉克更合適的打擊目標了。
伊拉克石油資源縱貫全境
中國油企在伊拉克的投資分佈及各國在伊拉克所佔石油儲量情況
從國際戰略學的角度分析，理性決策模式曾經幫助美國政府更好地看清兵鋒指向伊拉克是“利大於弊”的結論。查爾斯·E·林布隆的《政策制定過程》和傑里爾·A·羅斯蒂的《美國對外政策的政治學》都為此提供了充分的理論依據。
（1）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分析，首先，美國可以透過打擊伊拉克，在中東地區樹立“上帝式強者”形象。“倒薩”不僅為美國畫出了誰保護本·拉登就消滅誰的“原則底線”——犯美利堅者雖遠必誅；也為其透過軍事方式介入並長期經營中東安全格局，立下了一個“以儆效尤”的標杆。
其次，透過“先發制人”戰略對中東其他國家產生震懾，以此證明美國對地區控制長足的動力和避免陷入“蘇聯教訓”的覆轍。華府僅以證據不足的指責，就一意孤行地對一個遠離美國本土的主權國家發動軍事打擊，在戰略上實現了三層隱含用意：增加對所謂敵對國家（如伊朗、敘利亞）的威懾力；提升預防潛在對手（葉門、蘇丹）轉變的脅迫力；加強對“盟友”（如沙特、阿富汗、科威特）的凝聚力。
第三，美國忽視聯合國安理會制約的行為，將改變中東地區的“大國政治”的傳統形態。安理會關於國際安全的作用，實際上主要取決於常任理事國的政治運作。美國當年抗禦法俄“反戰軸心”的壓力，事實上是力圖擺脫大國的制約，以便在中東地區造成一個新現實：加強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強硬形象，削弱其他大國在中東的傳統地位。
（2）從地緣經濟的角度講分析，第一，加大對以石油為主體的國際能源市場的影響力。控制伊拉克石油，可以增加美國政府利用石油推進其地區和全球政治利益的戰略資產，同時，對盟友可以石油為戰略“紐帶”，對潛在對手可以石油為戰略“槓桿”，此番“一石三鳥”的謀略，在歷次中東地區區域性戰爭（兩伊戰爭、海灣戰爭、伊拉克戰爭）中，都被準確驗證。
伊拉克地區三次戰爭原油產量變化趨勢
第二，加大對以“石油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資本市場的影響力。伊拉克的石油美元，一旦由於“倒薩”成功而得以在最小限制的國際空間內運作，其“潛力”難以預計。控制伊拉克“石油美元”，對美國就意味著抓住一個有望大幅增長的資本源。
第三，加大對以生產石油為主體經濟的阿拉伯國家的影響力。國際市場石油、天然氣的價格主要由產油國的產量調控。控制了伊拉克的石油生產，美國就能夠在保護自己本土石油儲量的前提下，取得對阿拉伯產油國家在“反恐”、“巴以衝突”、“政治民主改革”以及“集體安全”建制等方面實施“壓力外交”的新籌碼。
第四，加大對中東地區的國際貿易與航運等方面的影響力。即便是伊拉克戰爭的結束，並非意味著美國對中東地區的國際貿易、國際資金流動和國際航運控制的解除；反之，美國會為了“在源頭上反恐”，將使針對該地區的貿易、資金、航運的透過量、方式和目的地的檢控長期化、制度化。當然，這一職責也必然責無旁貸地落在了美華人的肩上，而這十幾年來美國在伊拉克的控制事實，也正是如此。
於是，美國政府在上述利好的指導下，忽視了“先發制人”戰略存在的誤區，低估了伊拉克軍民的“士氣”，無視“反恐”聯盟分化瓦解和與整個阿拉伯民族為敵的境地，執意發動了伊拉克戰爭。事實證明，這是美國在跳出阿富汗戰爭泥沼後，陷入的又一場得不償失的戰爭。
這本是一場不該發生的戰爭，薩達姆並沒有塔利班那樣讓人側目，安檢的結果並未有確鑿的證據證明大殺器的存在，伊拉克人民也並未顯現對政府的厭棄（這從戰爭開始後大量的伊拉克人民迴流 “保衛巴格達”可以看出），更因為戰爭的發動者既沒有得到安理會的授權，也未受到全世界主流民意的支援，甚至連美國的盟友都態度鮮明的反對開戰。但伊拉克戰爭又是一場難以避免的戰爭，因為當時美國政府的“鷹派”或成“新保守派”執意要打這場戰爭，他們早已準備良久。同南斯拉夫一樣，聯合國是可以繞過的，絕大多數國家的意願也是可以蔑視的，即便將美國推向與整個阿拉伯民族為敵的境地，也在所不惜。
持續九年的伊拉克戰爭終於在2011年12月15日結束。據美聯社戰後統計，伊拉克戰爭導致超過10萬伊拉克人死亡，導致4491名美國士兵死亡，32753名美國士兵受傷，美國用於戰爭消耗的實際開支遠超當年550億美元的預算，高達7630億美元（新華社披露的統計口徑略少）。
美國為伊拉克戰爭付出的代價非常高昂，其收穫的回報並沒有達到當年決策的目標
伊拉克戰爭後美國原油進口構成並沒有太大改變，相反戰爭導致美國逐漸失去部分中東產油國家第一主顧的位置。
美國政府在這場勞師遠征的戰爭中，相繼推出了“邪惡軸心國”、“文明衝突論”和“大中東計劃”這樣粉飾戰爭目的繼而影響了近十年國際地緣政治經濟格局的副產品。但在中東地區和伊斯蘭世界的輿論中，這場戰爭並不是具有進步意義的“文明的衝突”，它既被認為是為攫取油氣戰略資源的利益之戰，也被視為具有鮮明色彩的文明（宗教）之戰。伊拉克戰爭的一個結果，就是美國與伊斯蘭世界切割分立、越來越遠。因為，多數阿拉伯國家沒有忘記當年華盛頓的傲慢和雙標：就在伊拉克的不遠處，另有一個國家（以色列）擁有全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屢次違反國際公理和聯合國決議，美國政府卻對此不聞不問，甚至百般包庇。這使得多數阿拉伯國家至今無法原諒。這種心結深種的結果，使得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戰略主導並未獲得滿意的效果，無論是其政治模式在阿富汗、伊拉克的試驗相繼失敗，還是原油進口在中東地區逐漸走低的客觀情況，恐怕都是從伊拉克戰爭中抽身離去的美國政府，不願直面的一個“戰爭成果”。
伊拉克戰爭的淵藪，還在9.11。2001年的“9.11”事件是美國自建國以來在本土遭遇的一次最嚴重的襲擊，而這一事件極大改變了美國原本意圖西顧遏制亞洲的中國及俄羅斯遠東地區的戰略部署，轉而將重心重新放回中東地區。從當年開始，發誓報仇的美國政府，終於明白了法蘭西拿破崙•波拿巴皇帝的故智——將一場保衛本土革命果實的自衛戰爭，發展為帝國兵團的對外擴張戰爭。
9.11的硝煙極大激起了美國重組中東政治版圖的雄心
終小布什、奧巴馬兩屆政府，“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成為美國利用雙子樓倒塌凝聚起的道義“塵埃”進行地區擴張的絕佳藉口。“反恐”這個年輕的新造詞，成為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穩坐第一把交椅的keywords。
可是，2001年10月7日即發起的阿富汗戰爭，並沒有幫助美國找回在“9.11”中丟失的霸主尊嚴和戰略主動權——在2年的時間內，美軍既沒有在短時間內找到匪首本·拉登，也未能將保護恐怖主義的塔利班武裝徹底消除，甚至深陷連綿不絕的戰爭泥潭已經動搖了美國在北約的領導地位。阿富汗的亂局沒有找到句號，而伊斯蘭世界已燃起了巨大怒火。這場帶有明顯報復性質的戰爭，讓冷靜下來的美國政府思考一個問題：如何利用“反恐”名義清理伊斯蘭周邊，重建一個更有利於美國利益的中東秩序？
阿富汗戰爭中掩體下的北約士兵
因此，當時的小布什政府，亟需一場面向伊斯蘭世界的戰爭，從根本上恢復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戰略主導權，迅速扭轉美國在9.11之後遭遇的種種被動局面和重新加強世界霸主地位。那麼，疑似擁有大規模殺傷武器的區域霸主伊拉克，便成為了可選目標。
印有薩達姆頭像的伊拉克紙幣
當國際政治專家面對美軍在2003年3月20日射向伊拉克的炮火時，給出了很多令人信服的理由：薩達姆“槍頭出頭鳥”的地區霸權慾望、與美式民主大相徑庭的獨裁統治方式，以及同本·拉登不清不楚的關係，都給了華盛頓打擊巴格達的最好藉口。
但時間會給出最正確的答案。本質上，是因為打垮了薩達姆控制的“強國”伊拉克，便能讓美國給阿拉伯國家和伊斯蘭世界以直接的震懾。更何況，伊拉克石油已探明儲量1431億桶，在歐佩克和世界已探明石油總儲量中分別佔12.0%和9.8%，位居世界第二位。對依靠“石油”“美元”雙輪驅動世界的美國而言，沒有什麼比伊拉克更合適的打擊目標了。
伊拉克石油資源縱貫全境
中國油企在伊拉克的投資分佈及各國在伊拉克所佔石油儲量情況
從國際戰略學的角度分析，理性決策模式曾經幫助美國政府更好地看清兵鋒指向伊拉克是“利大於弊”的結論。查爾斯·E·林布隆的《政策制定過程》和傑里爾·A·羅斯蒂的《美國對外政策的政治學》都為此提供了充分的理論依據。
（1）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分析，首先，美國可以透過打擊伊拉克，在中東地區樹立“上帝式強者”形象。“倒薩”不僅為美國畫出了誰保護本·拉登就消滅誰的“原則底線”——犯美利堅者雖遠必誅；也為其透過軍事方式介入並長期經營中東安全格局，立下了一個“以儆效尤”的標杆。
其次，透過“先發制人”戰略對中東其他國家產生震懾，以此證明美國對地區控制長足的動力和避免陷入“蘇聯教訓”的覆轍。華府僅以證據不足的指責，就一意孤行地對一個遠離美國本土的主權國家發動軍事打擊，在戰略上實現了三層隱含用意：增加對所謂敵對國家（如伊朗、敘利亞）的威懾力；提升預防潛在對手（葉門、蘇丹）轉變的脅迫力；加強對“盟友”（如沙特、阿富汗、科威特）的凝聚力。
第三，美國忽視聯合國安理會制約的行為，將改變中東地區的“大國政治”的傳統形態。安理會關於國際安全的作用，實際上主要取決於常任理事國的政治運作。美國當年抗禦法俄“反戰軸心”的壓力，事實上是力圖擺脫大國的制約，以便在中東地區造成一個新現實：加強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強硬形象，削弱其他大國在中東的傳統地位。
（2）從地緣經濟的角度講分析，第一，加大對以石油為主體的國際能源市場的影響力。控制伊拉克石油，可以增加美國政府利用石油推進其地區和全球政治利益的戰略資產，同時，對盟友可以石油為戰略“紐帶”，對潛在對手可以石油為戰略“槓桿”，此番“一石三鳥”的謀略，在歷次中東地區區域性戰爭（兩伊戰爭、海灣戰爭、伊拉克戰爭）中，都被準確驗證。
伊拉克地區三次戰爭原油產量變化趨勢
第二，加大對以“石油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資本市場的影響力。伊拉克的石油美元，一旦由於“倒薩”成功而得以在最小限制的國際空間內運作，其“潛力”難以預計。控制伊拉克“石油美元”，對美國就意味著抓住一個有望大幅增長的資本源。
第三，加大對以生產石油為主體經濟的阿拉伯國家的影響力。國際市場石油、天然氣的價格主要由產油國的產量調控。控制了伊拉克的石油生產，美國就能夠在保護自己本土石油儲量的前提下，取得對阿拉伯產油國家在“反恐”、“巴以衝突”、“政治民主改革”以及“集體安全”建制等方面實施“壓力外交”的新籌碼。
第四，加大對中東地區的國際貿易與航運等方面的影響力。即便是伊拉克戰爭的結束，並非意味著美國對中東地區的國際貿易、國際資金流動和國際航運控制的解除；反之，美國會為了“在源頭上反恐”，將使針對該地區的貿易、資金、航運的透過量、方式和目的地的檢控長期化、制度化。當然，這一職責也必然責無旁貸地落在了美華人的肩上，而這十幾年來美國在伊拉克的控制事實，也正是如此。
於是，美國政府在上述利好的指導下，忽視了“先發制人”戰略存在的誤區，低估了伊拉克軍民的“士氣”，無視“反恐”聯盟分化瓦解和與整個阿拉伯民族為敵的境地，執意發動了伊拉克戰爭。事實證明，這是美國在跳出阿富汗戰爭泥沼後，陷入的又一場得不償失的戰爭。
這本是一場不該發生的戰爭，薩達姆並沒有塔利班那樣讓人側目，安檢的結果並未有確鑿的證據證明大殺器的存在，伊拉克人民也並未顯現對政府的厭棄（這從戰爭開始後大量的伊拉克人民迴流 “保衛巴格達”可以看出），更因為戰爭的發動者既沒有得到安理會的授權，也未受到全世界主流民意的支援，甚至連美國的盟友都態度鮮明的反對開戰。但伊拉克戰爭又是一場難以避免的戰爭，因為當時美國政府的“鷹派”或成“新保守派”執意要打這場戰爭，他們早已準備良久。同南斯拉夫一樣，聯合國是可以繞過的，絕大多數國家的意願也是可以蔑視的，即便將美國推向與整個阿拉伯民族為敵的境地，也在所不惜。
持續九年的伊拉克戰爭終於在2011年12月15日結束。據美聯社戰後統計，伊拉克戰爭導致超過10萬伊拉克人死亡，導致4491名美國士兵死亡，32753名美國士兵受傷，美國用於戰爭消耗的實際開支遠超當年550億美元的預算，高達7630億美元（新華社披露的統計口徑略少）。
美國為伊拉克戰爭付出的代價非常高昂，其收穫的回報並沒有達到當年決策的目標
伊拉克戰爭後美國原油進口構成並沒有太大改變，相反戰爭導致美國逐漸失去部分中東產油國家第一主顧的位置。
美國政府在這場勞師遠征的戰爭中，相繼推出了“邪惡軸心國”、“文明衝突論”和“大中東計劃”這樣粉飾戰爭目的繼而影響了近十年國際地緣政治經濟格局的副產品。但在中東地區和伊斯蘭世界的輿論中，這場戰爭並不是具有進步意義的“文明的衝突”，它既被認為是為攫取油氣戰略資源的利益之戰，也被視為具有鮮明色彩的文明（宗教）之戰。伊拉克戰爭的一個結果，就是美國與伊斯蘭世界切割分立、越來越遠。因為，多數阿拉伯國家沒有忘記當年華盛頓的傲慢和雙標：就在伊拉克的不遠處，另有一個國家（以色列）擁有全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屢次違反國際公理和聯合國決議，美國政府卻對此不聞不問，甚至百般包庇。這使得多數阿拉伯國家至今無法原諒。這種心結深種的結果，使得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戰略主導並未獲得滿意的效果，無論是其政治模式在阿富汗、伊拉克的試驗相繼失敗，還是原油進口在中東地區逐漸走低的客觀情況，恐怕都是從伊拉克戰爭中抽身離去的美國政府，不願直面的一個“戰爭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