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時還沒有引進周、星期或禮拜之類的概念，所以宋人沒有周末。但宋朝的休假日是很多的。

宋時街區的最大特點是，店鋪不避開官衙，官衙不趕跑店鋪。兩者耳鬢廝磨，相映成趣。在現代讀者看來，商店與機關、學校、寺廟雜處交錯，是司空見慣的事。

可是，歷史畫卷留下的真跡說明，並非從來就如此。宋之前，卻是另一種風貌。

先秦以來，中國古代城市基本模式，是一種嚴密封閉的街區結構。以唐長安、洛陽為例，城內，皇宮被封閉，百來個居民區——坊，三兩個商業區——市，又分別用圍牆各自封閉起來。白天開放，黃昏關閉。坊與坊之間，有若干條橫直大街。大街兩邊，沒有商店，也沒有普通的民居。只有三品以上的高階官僚府邸才能臨街開門。漢代有臨街開門資格的是萬戶候。

走在這些大街上，聽不到叫賣，聽不到吟誦，當然更聽不到打情罵俏。這些城市的形制充分說明，商品交換極為有限。唐代長安就只有東市和西市兩個商業市場，而且是隻做大半天生意。

商品經濟的發展，是決定社會交往發展水平的主要條件。物質交換增多，同樣影響精神交流。唐以往的城市中，多數居民，特別是下層居民的生活，相當冷寂。沒有交換關係的強烈影響，下層居民難以體驗和認識自身價值，只能充當統治階級的附庸。

北宋時期，坊市制的徹底崩潰使城市從冷漠中走出來。連東京最莊嚴肅穆的御街（從內城朱雀門到皇城宣德門有條御街，御街中心的御道是皇帝專用）也變得熙熙攘攘，喧鬧嘈雜。

在北宋最後十多年裡，才下令禁止在御廊（相當於人行車馬道）中設攤交易，並佈設了一道黑漆欄杆，保證車馬的通暢。仁宗時期曾禁止京城所有橋樑上搭蓋攤鋪，以免妨礙車馬同行，可到了北宋後期，完全成了一紙空文。

宋代城市經濟充分發展，擁有一定閒暇的中下層市民多了起來。風靡於宋代城市的瓦子勾欄是大眾娛樂新潮的主要標誌。

《東京夢華錄》行文所及，北宋東京的瓦子至少有9座。南宋臨安，瓦子更多。據《武林舊事》與《南宋市肆記》所載，臨安城內外共有瓦子23座。西湖老人《繁盛錄》則說共有25座。

瓦子，是一種綜合性的商業娛樂中心。某些瓦舍中有酒樓、飲食店，還有賣藥、卜卦、剃剪、紙畫以及賭博等多種經營活動。一般一個瓦子有好幾座甚至十多座勾欄。勾欄是市井中間固定的演出場地，也就是今天所稱的劇場。

宋代的勾欄經理人已經十分重視商業宣傳。裡裡外外有不少宣傳裝飾，勾欄門口貼滿了招子、紙榜、帳額，這些都是宣傳廣告，一般書寫節目名稱、演出時間以及主要演員等。現在劇場外的掛牌宣傳就源於此。

宋代的勾欄，是歷史上最早出現於市井中的商業劇場。它與古希臘雅典的露天劇場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古希臘的戲劇，直接服務於奴隸主，有鮮明的政治烙印，每年三四月的戲劇節，為了鼓勵公民看戲，政府甚至發給觀眾津貼。

宋代勾欄的商業性演出，卻是完全為了滿足城市居民的消遣娛樂。（參見唐文標《中國古代戲劇史》）寓於某些節目中的思想薰陶，只是副產品。

勾欄的的出現，是藝術史上的一個重大突破。它標誌著文化藝術演出不再囿禁於宮廷、寺院與豪門府邸。藝術，開始擁抱大眾。皇家與達官有時也要換換口味。仁宗招民間藝人為皇家供奉，每天要聽他們說一樁新鮮事。

（見於《七修類稿》）南宋高宗當了太上皇，也經常看通俗文藝演出。被他召進宮的名藝人有：講史的，宋代、強氏；小說，史亞美；說經，陸妙靜、陳妙慧；影戲，王潤卿；隊戲，李瑞娘…

《武林舊事》作者周密生活在南宋晚期，曾在臨安癸辛街居住多年，他在《癸辛雜誌》中記錄了一件事。說他孩提時期見過一場十分精彩的“水嬉雜技”。藝人在一張大木桶裡養一些魚鱉蚌蚧等水族。藝人呼某隻魚鱉的名字，被呼者立即浮上水面，藝人投入“齋郎”、“耍和尚”之類小面具。那魚兒便戴上面具，搖頭擺尾，翻騰跳躍。這種絕妙表演，並非周密一人所見。

音樂以及舞蹈是先秦以來的傳統藝術，統治者鄭重其事地把它們應用於莊重肅穆的朝會、祭祀以及其他典禮之中，作為神聖的政治裝飾。這樣音樂叫“雅樂”，演奏雅樂的任務由國家專門機構完成。它的專業訓練很正規，藝術素養也比較高，也網羅了許多高水平人才。

但它畢竟是個官辦的藝術機構，總不如市井藝人那樣能夠自由地呼吸大眾社會的新鮮空氣。

當大眾文藝蓬勃地發展起來後，承擔國家宮廷演出認為的教坊就漸漸失去了生氣。宋官方的某些活動，也不得不借助瓦子勾欄的藝人表演。到高宗時期，於紹興三十一年正式解散了教坊。有關典禮等臨時攤派一些民間藝人來承擔。國家藝術團的消失，標誌著民間藝術贏得了大半個世界。

宋代舞蹈風行。除了皇家，地方州縣的官方集會，也常常有隊舞助興。宋代舞蹈的最主要特點，它開始表現有個性的人物形象以及人物之間的關係。有些舞蹈，故事情節十分明晰，不再是單純舞蹈。這樣的舞蹈已近乎舞劇！配合著音樂、詩歌、賓白、對話、插科打諢，逐漸孕育了中國古代戲劇。

因為宋朝時期節假日眾多，每到大的節假日，官府會舉行類似現在嘉年華一樣的大型遊行活動。

臨安城外，有13個官辦的酒廠，不僅滿足官府需要，而且也面向市場，參與市場競爭。每年新煮酒後，都要把樣品送點檢所（酒品管理局）和臨安府（市政府）檢測。之後還組織遊行，為自己產品宣傳。

首先，遊行前幾天就打出廣告。遊行隊伍中有樂隊，官私妓女，有專門顯示自己酒廠所得獎品，就和現行嘉年華表演一樣，有的向觀眾勸酒嘗新，無償贈送點心。遊行隊伍中還有捧場的，都是與酒類關係十分密切的行業，如飲食、賭場、妓院等。 而賣水果的注意保留新鮮霜衣。“賣生果……必摘其蒂不敢觸其實，必留上衣，令勃勃然，人方以新為好，至食者須雪去之”。賣糖果則注意用風行市井的戲劇圖案進行裝飾。

一些富裕家庭的婦女入飲食店宴飲，入勾欄看戲，甚至進賭場下賭，習以成風，誰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妥。 宋雜劇劇目豐富多彩。《武林舊事》中官本雜劇劇目就有280種之多。極為遺憾的是，這些雜劇的指令碼已經失傳。

明代很多小說裡對自由愛情和婚姻大膽追求的女性原型出自於宋。像明馮夢龍編的《警世通言》中的《宿香亭張浩遇鶯鶯》源於北宋劉斧的《情瑣高議》。《醒世恆言》中有一篇《鬧樊樓多情周勝仙》是根據《夷堅支庚》中《鄂州南市女》加工而成。雖然進行過藝術加工，但正是那個時代生活環境的產物，在本質上，並沒有失真。

就說說《鬧樊樓多情周勝仙》的故事吧。樊樓是宋時東京最大的酒樓。時間是在金明池會上。

金明池是北宋著名的皇家林園。金明池會是東京娛樂的主要專案之一。金明池每年三月定期開放，允許百姓來參觀，叫做“開池”。到上巳（農曆三月三），皇帝車駕臨幸觀看“水嬉”完畢，金明池即行關閉。對面瓊林苑同時開放，所有殿堂都可以入內參觀。每逢“水嬉”開池的日子，百姓傾城來看熱鬧，也允許商販擺攤做買賣和賣藝的雜耍百戲表演。

(這也是我喜歡宋朝的重要原因之一，百姓可以進皇家園林，居然還可以擺攤。這和其他朝代，皇帝高高在上的情形完全不同宋時百姓也有較多機會“接觸“皇帝， 比如南郊祭天之後，宋皇帝返行途中，高貴人家搭上華麗的看棚，鱗次櫛比。中下戶人家則擠在那些人堆縫隙裡，觀賞盛況。）

眼看大好姻緣就要溜走了。周勝仙忽然看到一個賣糖水的，靈機一動，買了一份糖水。喝了一口，然後開始對賣糖水的發飆，“你是不是看我年紀小，沒出嫁就故意把這種差勁糖水賣給我？”、“你知不知道我是誰？我叫***，住在***，家裡是幹什麼什麼的，有誰誰誰，欺負了我，可不會讓你好看”之類的就把自己介紹了一遍。賣糖水正納悶呢，那個小夥看出端倪來了，依葫蘆畫瓢，也賣了一碗糖水，然後也把賣糖水的數落了一番，把自己叫什麼，住哪兒，多大歲數也透露了，順便還帶著介紹了一下自己愛玩什麼的。

這可把賣糖水弄得莫名其妙。每看到這兒，我都忍俊不禁。兩個一見鍾情的青年男女這樣“對暗號”，特別是女性勇於表達愛情，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可不多見。特別是明清以後，程朱理學大興後，女子成年後出閨房都很難，婚姻大事只能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而宋時《 江鄰幾雜誌》記載，當時，城市中開始流行訂婚前的“相親”活動。相親安排在一個畫舫或者園圃或者酒樓茶肆。有的只是偷偷觀看，而有的乾脆讓男女雙方見面。如果彼此（主要是男方）滿意，則以金釵插在冠髻中，名曰“插釵”。如果不中意，則給對方綵緞兩匹，表示歉意，謂之“壓驚”。在這裡，雖然主動權在男方，但多少有了一點選擇配偶的自由。

這可比其他朝代，特別是明清時期進步、文明瞭許多。說了很多，就此打住吧

親，你要問的是節假日吧？週末的概念是週末才從西方引進的。

要說節假日這塊，宋朝還真不少！

宋朝人的假期，對唐代休假制度進行了大體上的繼承。不過，廢除了不少唐代佛道節日，增設了如天慶節、降聖節等。宋朝的假期較當今相近，以古代行政體制在宋代漸漸完美，其假期在制度上較宋之前更為人性化。

當然，宋朝的假期也為部分人詬病，認為假期太多，反而搞得公務人員“四體不勤”，影響行政效果。

說到假期，首推“旬假”固定假日，即十日一休，就跟今天的雙休日差不多。

當然，宋人在這一項上吃虧很多，一年旬假計三十六日。北宋開國便定了這規矩，“自今旬假不視事，賜百官休沐，……每假日，百司不奏事”。不過，規矩都是人定的，被人打破也是常事，如宋太宗就行有資本家的潛質，“拖堂”那是常有之事。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宋又出臺新規：自今假日除內職及將校，合門不得引接辭、謝，其受急命者，不在此限。

節假日是假期的重要組成部分，較之固定的旬休要“豐厚”得多。

北宋龐元英《文昌雜錄》記載，“祠部休假，歲凡七十有六日，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天慶節、上元節同，天聖節、夏至、先天節、中元節、下元節、降聖節、臘各三日，……亦後殿坐，餘假皆不坐，百司休務焉”。龐元英是北宋歐陽修的女婿，其父龐籍為北宋名臣，其人所記可信度極高。該書上還記載，因包拯上疏，將冬至的七天改成了五天，“祇給假五日，自此始也”。

這一來二去的，已經休假一百多天了。

以上，就是北宋的“法定假期”了，當然，人有旦夕禍福，月有陰晴圓缺，特殊事物特殊對待，宋人喪假、病假之流也是不缺的。

喪假，便是常見的父母之喪，首先便是所謂守的孝三年。宋朝的喪假，首先是“私忌”，即臣子父母、祖父母的忌日。宋朝在這一點上是行區別對待的，刺史、郎中、將軍以上銜位者，才有假期，而且假期的期限不定，自個兒琢磨，至銜位不到者，·沒門兒。宋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此時距“私忌”假期確立已經是三十年，這才召集“群臣自今私忌日並給假一日，忌前之夕，聽還私第”。

其次是式假，“除父母喪解官及承祖父母重服之外，餘親之喪，只給式假”，所謂“之外”，就是指那些不太親近，八竿子卻又能打得著的，如“知檢察院孫固以私喪合給式假，未有所給日限、官司處分，可從中書省依舊例 施行。今後執政官給假准此”。

所以，宋朝假期雖然不少，搞點“外快”假期，還是要有承受後果的心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