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是不可以混為一談的，這都是什麼問題呀，好難呀，我知識有限，真是回答不上來，董子後是誰？孔孟思想我也不是很瞭解，可是我又想回答問題，又不想百度別人的答案，所以，我只能怎麼想怎麼說了，親，能不能提個通俗點的問題呀？天哪，我在說什麼，答非所問呀

首先我們應該明確一點孔孟的儒家思想和董仲舒的新儒家思想是不能混為一談的。

孔孟是先秦時期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分別被稱為聖人和亞聖在中國的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孔孟的思想可以說是一脈相承，但是孟子是在吸收孔子思想的基礎上加以發展完善的。

而董仲舒的新儒家則和先秦時期的儒家有所不同。董仲舒的儒家思想是融合了道法陰陽家的思想，雜糅了多家的思想，為服務專制皇權而建立起來的新儒家體系。雖說董仲舒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但是他的新儒家思想更多的是傾向於法家思想，具有鮮明的法家色彩。

因而，董仲舒以後得儒家思想其實離先秦的儒家思想已經有了一段距離，二者不能混為一談。

我把問題整理一下，第一：儒家學說從古到今發展下來，是不是已經和孔子時代的儒家思想有了出入。特別是董仲舒提出獨尊儒術過後？第二：為什麼先秦儒家的文章入選教材的多，秦漢之後反而很少？第三：現在抨擊封建儒學劍指孔孟，是不是不合理。

儒家自孔子故去，就分了八家，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取捨，結合各自的主張，都可以算是獨立分支了，以子思子和孟子為代表的思孟學派，就是其中的兩個。特別是孟子，宋代以後，影響力越來越高。

兩漢時期，由於秦時書籍的損毀，以及項羽火燒咸陽城，導致很多文獻典籍都不復存在，所以找到口授心傳的傳承人，重修《詩》、《書》、《禮》、《易》、《春秋》，並自成一系，勝極一時，被稱為今文經學。這一學派雖是儒家，但融合了各家思想，表達的是漢朝當時的政治文化主流思想，獨尊儒術也是這裡開始。

而兩漢時期由於陸續發現埋藏起來的古文經典，所以又與今文經學形成了一個對立的古文經學。但這一派訓教利害，治世還是今文經學聯絡更加緊密。

到了宋明時期，由於文化的融合，和思想的發展，結合佛道易理，又有了理學。這和前三者截然不同，可以算是儒學的一種全方位的革新。雖然思想高度上已經有了超然性的思考，但在這一派“存天理滅人慾”的教條之下，人為裝載了很多“天理”，反而失了根本。

後來明代大儒，心學創始人王守仁，龍場悟道開創心學。該學派根在理學，但比理學更加鮮活，而且至今在很多地方盛行。

另外，還有個氣學，也是根植於理學的。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儒學是一個不斷髮展的學說，所以之中各家思想有出入，那是肯定有的，但仁、義、禮、智這之類的看法都保持基本一致，只是用法上可能有些考量上的不同。

而入選教材的話，這些淺顯易懂的道理，先秦就有了，更何況理學心學之列的被認定為唯心主義，所以我想可能也有這方面的考慮。

孔孟思想和董子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儒家思想能混為一談？

孔孟思想是指先秦春秋戰國時期的早期儒學，而董子的儒學思想是指漢武帝時期的新儒學，嚴格來說，倆者不能混為一談。

春秋戰國時期，處於社會轉型時期，出現了社會大變革，形成了“百家爭鳴”。春秋晚期的孔子創立了儒學，戰國時期的孟子是集大成者。這一時期是儒學創立和初步發展時期即早期形成時期。

早期的儒學核心是“仁”和“禮”，強調“仁政”，帶有濃厚的民本思想，以倫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為主。而孔子和孟子由於在早期儒學形成和發展中的突出地位和作用，被後世尊為“至聖”和“亞聖”，早期的儒學也就稱之為孔孟之道(孔孟儒學)了。但是，由於孔孟儒學不適應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大變革的需要，特別是不適應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而遭受冷遇。漢武帝時期，經濟發展、國力強盛，出現了帝制時代“大一統”局面。需要統治者調整統治政策，而儒學大師董仲舒對儒學的改造適應了當時加強專制政治的需要。

董仲舒以孔孟儒學為核心，融合了諸子百家中的道家、法家和陰陽五行學說等，發展了早期儒學，使之成為“新儒學”。

董子的“新儒學”內容包括:春秋大一統思想，核心是“君權神授”、“天人感應”，以及“三綱五常”，又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等，構成了董子的“新儒學”。儒學神學化，也呈現宗教化的特徵。

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使得儒學獨尊併成為官方哲學。此後，儒學逐漸成為中國二千多年帝制時代的統治思想，而且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主流，影響深遠。魏晉隋唐時期，佛道(道教非道家)盛行，衝擊了儒學獨尊的地位，呈現“三教並立”、“三教並行”的局面，唐代韓愈等提出復興儒學的主張。

北宋的“二程”和南宋的朱熹又以傳統孔孟儒學為核心，融合了佛教和道教的一些合理的哲辯思想等，形成了“新儒學”即程朱理學。南宋時程朱理學成為官方哲學。

南宋的陸九淵和明朝的王陽明又把理學發展到新的階段即心學，明朝中期也成為官方哲學。

這樣，儒學融合佛教、道教，又呈現思辯化、理論化、哲學化、宗教化的傾向，而且日漸世俗化、大眾化……終上所述，儒學貫穿整個帝制時代，是中國二千多年帝制時代的統治思想和中華傳統文化的主流，呈現不斷髮展變化的態勢。而儒學經歷了早期的孔孟儒學，漢武帝時期的董仲舒“新儒學”，宋明時期的程朱理學和心學……

因而，嚴格意義上來說，孔孟儒學與後來的董子“新儒學”和程朱理學、心學已經大不相同了，他們之間是不能混為一談的。……但是，畢竟孔孟儒學是開創時期的儒學而且一脈相承，我們也就可以理解了，為何後人一提儒學就是“孔孟儒學”了。……(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為，近代所批判的程朱理學，孔孟儒學是為其背鍋了，不過孔孟是其開山鼻祖為其背鍋也應當了嘛！）至於課本引入的儒學文章大多以先秦儒學為主而少有後來的新儒學文章。一方面是由於先秦散文等的文學成就較高，一方面是後來新儒學的文章為統治者服務的思想和內容太多(也就是說，思想糟粕較多而且涉及到理學等哲學內容多又難懂)

我們還是先來談談題主的大命題，就是孔孟的思想和董仲舒先生之後的儒家主流思想之間的關係。

首先說孔孟吧，先說孔子，我們說他是儒家學派創始人，是開創了私人講學，開始將知識從上層士人階級往下傳播的發起人之一（孔子本人也是“士”的後裔）孔子被稱為“天縱之聖”，在論語裡也借他人之口稱孔子為“天之木鐸”，後世的朱熹先生更是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這樣的話，可以看出孔子的地位之高，名望之盛。再說孟子，孟子是孔子孫子子思子門人的弟子，韓愈《原道》中更是將孟子列為先秦儒家繼承孔子“道統”的人物，後世也稱其為“亞聖”以僅次於孔子的“至聖”，故孔孟並稱也就成為了中國古代儒家的道統來源。後世自詡為儒門弟子的無不以孔孟為尊（也有不尊孟的少數），也由此，孔孟也就成了古代儒家的最大背鍋俠。

再談董仲舒，董先生其人其實並不能代表整個漢儒的思想，但他因其在整個儒家介入政治中所發揮的獨特作用，也被認為是中國古代“獨尊儒術”的發起人和實踐者。但是，在我之前的一個答案裡也有寫到，漢武帝所謂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只不過是他的一句口號罷了，其實沒有真正實行過，他只是欣賞董仲舒的學說而已，而真正將儒家思想作為治國之本，漢武帝終究是漢“武”帝。聊回到董仲舒，董先生是以治《春秋公羊傳》聞名於世的，而《公羊傳》最廣為人知的思想就是所謂的“大復仇論”即“九世猶可以復仇乎？雖百世可也。”也恰恰應和了當時漢朝的情況，高祖白登之圍、呂后嫚書之恥、乃至文景期間匈奴人的屢屢進犯其實在整個漢廷都有這樣一種情緒在醞釀，這也是董仲舒和他所在的“公羊學派”在漢朝興盛的原因。

說完兩個名詞解釋吧，可能就要談一下題主的問題了，是否能混為一談？當然不能。我在之前的回答裡也有提及，儒家學派是一個十分有活力、進取力和自我改革的勇氣的學派，在經歷了漢初黃老之學一統天下的情況後，儒家適時地做出了許多的改變，以令自己獲得統治者的欣賞，而這樣的革新，在他們自己看來可能就像陽明子說的“此心不動，隨心而動”，但其實這樣的革新卻是在根本上改變了“儒”在先秦時期的含義，所以漢儒和先秦時期的儒是有很大的區別的，（這裡不多加討論，我們只需要知道在先秦，孔子只是先生，但漢儒卻是想要造神。）單從董仲舒來說，他的思想中就夾雜了許多為先秦時期儒家所不能接受的別家學派的思想，“大一統”學說先不討論，這是公羊學的固定思想，單說董仲舒最受統治階級歡迎的“天人感應”學說，這基本就是戰國時鄒衍一脈的陰陽家學說的根本思想，將原本“敬鬼神而遠之”的儒家學說中夾雜進了君權天授的成分。這如果放在先秦，不知要在稷下辯論多少年，但在漢初那樣一個儒家較為沒落的時代（劉邦開始幾位皇帝對儒家都不感冒，其實也包括了漢武帝...只是日後的儒家思想更為普及化，大眾化，加之其代表的地主階級取代封建貴族成為權力擁有者之後其思想也就慢慢浸透了天下）儒家為了求存，是可以做出真正符合時代選擇的改變，這也是儒家的偉大之處吧。（至少他們自己認為自己本心未變，求仁得仁吧）

說到這裡，我想可以回答題主的問題了，那就是不能混為一談。

但是題主的釋題中也給出了一些問題，最後一個問題前面已經答過了，孔孟是後世儒家最大的背鍋俠，這是我的答案。至於說秦漢以後的儒家文章少有被教材選用，這個問題其實我有不同看法。其實秦漢之後的歷代文人的文章中，就夾雜著他對於儒家思想的理解和自己的思想，雖然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只是一句口號，但是後世的儒家卻將其真正的變成了現實，達到了董仲舒期望的“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當然，其他學說的思想也或多或少的留存了下來，融入了民族的血脈裡）所以後世的文章，不是少有被教材選用，而是儒家的思想藏在了那些文章的每一個字中。

我只看了一遍《春秋繁露》，也不好說董仲舒的所有思想都與孔孟一致。但我確實感到董仲舒的思想精神還是有儒家根柢的。至於有人說董子思想融合了道家、陰陽家等，我想問:難道儒家與道家、陰陽家在文化上沒有共同來源嗎？看看《易經》，其中沒有些與道家接近的精神嗎？儒家以《易經》為群經之首，本就是講陰陽的，怎麼就能與陰陽家分得那麼清？

有人說“天人感應”基本就是戰國時鄒衍一脈的陰陽家學說的根本思想。我想問，孟子說知性知天就不包括天人感嗎？天人如果不感應，那人與天難道沒關係嗎？不感應嗎？

首先我們要明白兩點：儒學是不斷髮展的，先秦儒學是儒學思想的支柱。

如果將孔孟之學比喻為一座老房子，而不管是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儒學思想，還是宋明理學等新儒學都是在用孔孔孟之學的這座老房子裡的磚塊、棟樑、柱子等建築材料，搭建出的不同形式的房子。

這些新生的儒學都是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之下應運而生的，包括新儒學時期產生的文章也是經典儒學的衍生品。但並不代表著與孔孟思想有所出入，而是一種發展繼承。

我們所抨擊的封建儒學只是經過封建統治者解讀過儒學，並不是真正的儒學。

舉個例子：儒家將孝悌之義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但是隨著封建統治者的統治需要，漸漸出現了《二十四孝圖》，那孔孟思想當中也沒有這種“愚孝”的思想。

孔子的弟子曾子與父親在田地裡除草，不小心把一個瓜的根弄斷了，曾子的父親便開始對曾子發火，然後拿起一根棒子就暴打曾子。結果曾子站在那裡一動不動，他覺得讓父親消了氣才是最大的孝順。

結果這個事情傳到孔子耳朵裡之後，孔子批評了曾子的處理方法嚴重錯誤。侍奉自己的父親，父親有可能要殺你的時候你都不躲避，如果真的被打死了，那是陷父親於不義，這才是最大的不孝！

透過這個故事，我們可以看到孔子對於孝有著很變通的見解，但是大多數人歷來將“愚孝”的黑鍋扣在孔孟學說上，這豈不是很冤枉？

當今有很多人在抨擊儒學，惡意抹黑孔孟，敢問這些人有幾人通讀過四書五經？

實則人云亦云罷了。

這個問題真的不是問題，我可以用一句話來解釋：

那啥有個磚家叫于丹的，在電視裡亂七八糟地講了一通《論語》，那麼于丹和《論語》就能混為一談了？于丹就等同於《論語》了？

要了解真正的儒家思想，就老老實實讀四書五經以及王陽明的著作，其他的僅作參考。

董仲舒的黑鍋，一大半是孔孟給的。

這個問題很有趣，因為它凸顯了儒學理想在現實社會的窘境。在中國傳統社會，直到清末廢除科舉之前，儒家思想和經典，一直是華人的思想根源。儒學史在秦之後的發展，雖然不是孔孟所能決定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由二老影響的。因為地理環境的限制，除了超然世外的佛教思想之外，幾乎沒有外來文化對華人思想形成顯著改變，孔孟二老的想法，奠定了兩千年的基調，華人言必稱孔孟，甚至道教、佛教也要援引孔孟以證實自身的合理性。

在這種情況下，孔孟思想成為後世儒家學者奉行之圭臬。孔孟二老一生奔波列國，夢想是做帝王之師，卻屢屢碰壁，急於擴張實力的爭霸諸侯皆不能用。終於等到太平時代，董仲舒選擇了為帝王絕對權力提供合法性證明，獲得了青睞。但這對於儒家理想裡的“帝王師”角色大大打了折扣——連董仲舒本人都因為私下裡非議皇帝而被漢武帝扒下褲子打屁股，還得誠惶誠恐去謝恩。孔孟提供了“帝王師”的理想，卻根本沒有找到限制帝王絕對權力的方法，以至於後世儒家學者臣子們在跟帝王的權力在爭奪中屢屢失敗，權力逐漸縮小，到了明朝連丞相職位都被取消了。

孔孟的思想當然有遠見卓識之處，但在權力跟前，未必能夠得到實施。比如孔子雖然重視“民信之”，但帝王們總是選擇首先保證自身利益而是不是限制自己保證民眾利益。

《論語·顏淵》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比如孔子雖然不驕傲，可後世把他視為至聖先師，拘泥不敢突破，從而形成了對思想的禁錮。即使他說過三人行必有我師，也必然只能限制在“經典”範圍之內，非議聖教還是得砍頭的。千古之下，也就出了王充、李贄等少數幾個挑戰者。

《論語·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孔孟的想法，畢竟誕生於春秋戰國時代，是那個時代的產物而已，跟諸子百家共享了許多同樣的想法。比如崇尚道德修養，鄙視實務（眼高手低）；崇尚讀書人，鄙視下層勞動者和工商（限制了商業發展，損失了國家財源）；崇尚文學，輕視和壓制武學（所謂積弱）；崇尚古代，壓制個性和新思想（無法自我糾錯，自我更新）……

這些黑鍋，雖然不能完全歸於孔孟，但既然儒家一家獨大兩千年，儒家學者們應對世事所顯露出來的窘境，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的種種錯誤操作，自然也只能認為是孔孟思想所誕生的，至少他們要背相當一部分責任。

當然，我們也可以從另外一方面來看。也就是，無論是孔孟，還是老莊，佛道，或者上帝耶穌，或者什麼人的思想，一旦一家獨大，人性中對於權力、利益的佔有慾望，就會像《指環王》裡的至尊魔戒一樣顯露出它的邪惡之處。無論是孔子誅少正卯，還是柏拉圖打算燒燬巴門尼德著作，或者現代歷史上種種專制之醜態，都可以視為“至尊思想”下的蛋。

有句話說，參差多型方為幸福之源。古人對於社會、對自然、對人性的認識，畢竟有許多偏見、錯誤、短見、偏聽偏信之處，而且由於人性固有之弱點，即使他們自己的主張，自己也未必能夠真正實行。這樣就更凸顯出，中國傳統社會由於地理環境限制，缺乏其他思想來源，所造成的儒家思想統治實驗最終失敗所帶來教訓之慘痛、之寶貴。

我們當然不能讓孔孟和董仲舒把所有的黑鍋背起來，但對於這場實驗所暴露出來的儒學、中國傳統思想等等方面的弱點和失敗之處，必須盡力檢討、修正。千萬不可以重複古人崇拜古代，認為孔聖人盡善盡美，只是後人實行不得力——不能預見如此糟糕的後果，這本身就說明並非盡善盡美嘛。把黑鍋完全拋給孔孟，或者把孔孟的黑鍋拋給其他人比如歷代帝王，都是偏頗的。

當然，我們也不至於因為歷史原因而盡數拋棄孔孟思想，更何況它早已深入華人言行各個方面。對於我們來說，今天我們所能接觸的思想資源，遠超出中國傳統社會的學者們，也遠超出孔孟，學習更多的學科，更全面地從哲學、科學、歷史、文學、政治、經濟……各方面吸收思想見解，形成我們的學識，從而能夠識別孔孟時代的錯誤，留下孔孟思想裡的有用之處，對孔孟思想批判繼承，且批判且學習，先批判後決定，形成新的百家爭鳴，關懷國家更關注社會，才是較好的方法。

今天還有所謂新儒學，甚至有人企圖恢復儒學的國教地位。然而，如果儒學不按照現代社會科學方法，把儒家思想撕破開來一一辨析，指出“至聖先師”的錯誤，找到更新、替代、鼓勵創新的方法，那麼僅僅帶上古代衣冠，同樣是無法實現“一編書為帝王師”的虛幻理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