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左丘明的關係到漢代特別是東漢以後才被人提起，按漢以後的儒生們的說法，

一、左丘明授經（指《春秋》）於孔子，那麼順理成章的是，左丘明就是孔子的學生；二、孔子為素王，左丘明為素臣，即為君臣關係。此種說法源於孔子被後來的帝王封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因《左氏春秋》為後儒們定位為三傳之一，因此也在孔廟裡給左丘明安了把椅子，跟孔聖人一塊吃冷豬肉。而本博主的看法是：一、左丘明授經給孔子，他們沒有師生關係；二、左丘明與孔子關係不錯，是朋友，但左丘明地位在很多時期高於孔子。理由如下：

一、《春秋》是魯國宮廷檔案，掌握在魯太史左丘明手裡，孔子要看必須從左丘明手裡拿，後儒們為了說明《左氏春秋》和孔子編訂《春秋》的關係，更為了抬高孔子，就把事實顛倒了。《春秋》起桓終悼，只是國家檔案的一部分，整部檔案都由左丘明和他的同事們整理出來，就沒有再向孔子學習的必要，因此有師生關係也只能是孔子稱左丘明為老師，但這個說法於史無據，也沒必要硬扯。

二、素王素臣之說，本是後儒們臆想後的臆語，因為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的是孔子死後的牌位而非活的孔子。後儒們拔高孔子也是為了拔高子，好讓自己飯碗裡的肉多一點。孔子的成功在死後的幾百年之後，是典型的“大器晚成”，他在活著時官運不好，經常下崗，除了教了一幫鐵桿兒學生外，混得並不行，而左丘明世襲太史，官做得穩，一直幹到退休，從總體上看，地位高於孔子。現在有人認為太史就是今天的史志辦主任，地位不高，大錯矣，本博主將在另文對此介紹。

於是本博主為孔子與左丘明之關係作如下定位：

一，孔子。孔子（前551——前479）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春秋末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學說的創始人。他偏訂了《詩》、《書》、《易》、《禮》等文獻。他及弟子的言行被編錄為《論語》一書。

孔子的思想以“仁”為核心，認為“仁”即“愛人”。他提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認為推行“仁政”應以“禮”為規範，“克己復禮為仁”。他在政治上主張“正名”，認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應實副其名。自西漢以後，孔子的學說成為中國兩千餘年封建文化的正統，影響極大。

二，左丘明。左丘明（前502——前422）魯國都君莊（今山東省肥城市石橫鎮東衡魚村）人。與孔子同時，年齡或稍長於孔子。曾任魯國史官，為解析《春秋》而作《左傳》（又稱《左氏春秋》）。又作《國語》，作《國語》時已雙目失明。所以司馬遷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國語》屬於史書中的“雜史”，開創了中國用國別體記述歷史的先河，是中國歷史上最早採用國別體編寫的史書。所記歷史從周穆王伐戎開始，直到韓、趙、魏三家滅知伯結束。書中記錄了從西周到春秋的許多重要史實，儲存了具有很高價值的原始資料。左丘明被譽為“文宗史聖”、“經臣史祖”，孔子、司馬遷均稱左丘明為“君子”。

三，孔子與左丘明的關係。兩人同處一個時代——春秋末期。為了著述歷史，孔子與左丘明曾經一同“如周，觀書於周室”。也就是說，他倆曾經一同到周太史那裡查閱過歷史檔案。回到魯國後，孔子便寫出了文字簡明的《春秋》，而左丘明則寫成了內容浩繁的《左傳》。

“左丘明”這個名字最早出現在《論語》裡：“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論語•公冶長第五》）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孔子說，花言巧語，偽裝和善，過分卑恭，左丘明認為可恥，我孔丘也認為可恥。心裡隱藏對人的怨恨而表面上裝出友好的樣子，左丘明認為可恥，我孔丘也認為可恥”。

從二人同去周室查閱檔案以及孔子《論語》中的這段話，不難看出孔子和左丘明的關係不但過從甚密，而且感情甚篤，是志趣相投的好朋友。

左丘明與孔子應該是朋友關係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從這句就看得出，孔子是很尊敬左丘明的。

二人亦師亦友，同道中人，一聖一賢，殊途同歸。

左丘明世代為史官,並與孔子一起“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據有魯國以及其他封侯各國大量的史料,所以依《春秋》著成了中國古代第一部記事詳細、議論精闢的編年史《左傳》,和現存最早的一部國別史《國語》,成為史家的開山鼻祖.

左丘明的名字最早出現在《論語》：“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公冶長》）從孔子的語氣中不難體會出孔子將左丘明引為同道,對於花言巧語、偽善的作法都感到很可恥.由此得知,左丘明是與孔子同時代的人,而且與孔子關係甚篤.

史聖左丘明與文聖孔丘是同時代人，且關係非同一般。從孔子對左丘明的尊重來看，似乎左丘明年齡長於孔子。據《論語·公冶長》載：“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可見左丘明以花言巧語、口密腹劍、懷怨而結交者為可恥，他是非常正直誠實的君子。文聖孔子在這裡把左丘明尊為老大哥，作為榜樣典範來看待的。又根據從孔府檔案館獲取的《左傳精舍志·薦聖圖》所載：“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議之，乃謂左丘明。左丘明曰：孔丘其聖人歟，夫聖人在政，過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將其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饈，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為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饈。言未卒，狐相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與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制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矣。今君欲以孔子為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饈也。’於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即召孔子為司徒。”從這段文字可知魯侯非常器重左丘明，遇大事與商量，徵求意見。左丘明足智多謀，才思敏捷，比喻恰當，對答如流，不愧身居要職，高人一籌。以此情景而論，可見是時左丘明的年齡、地位和威望絕不亞於孔子。

孔子上任之後，與左丘明為摯友同道，關係異常密切，從以下幾段文字即可看出。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第二載：“是以孔子明王道，幹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記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文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為有所剌譏褒諱挹損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查《前漢書·藝文志》載：“昔孔子閱魯史以修《春秋》，書有褒貶不可以書見，口授弟子。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夫子所言而作傳。”漢宣帝時博士嚴彭祖所作《嚴氏春秋》引《觀周篇》載：“孔子修《春秋》之經，丘明為傳，共為表裡。”《晉書·荀嵩傳》載：“孔子懼而作《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人精究。孔子即沒，微言將絕，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為之傳。”以上記載，孔子和左丘明共乘一車去周朝查閱史料，要看當時大量的竹簡古文，共議分工《春秋》之經傳，可見時間不短，配合默契。左丘明從小生活在史官世家，應該說修史比孔子更有發言權，條件與資歷更深。再說左丘明祖孫所在的魯國太史室更是優秀。昭公二年，晉韓厥觀書於魯太史室，見易象與魯《春秋》，嘆曰：“周禮盡在魯矣！”

左丘明與孔子二人是同時代人，相互尊重，相互支援，且是志同道合的摯友。左丘明器重孔子，稱孔子為聖人，並大公無私、直言敢薦人才於魯君，以發揮其聰明才智，於國於民利莫大焉！孔子對左丘明亦非常崇拜，異常讚賞。肥城古有八景，其一為書院秋風，書院在鳳凰山之陽（今桃園鎮境距衡魚十里），相傳在丘明退休隱居都君莊後，孔子前來拜訪老友，在鳳凰山前遇雨，曾曬書於此，後人改稱山前小莊為“曬書城子”，並立書院以紀念此事。清順治十二年（1655年）肥邑知縣史廷桂聞孔子訪丘明遇雨曬書事，吟詩一首曰：“古今人說曬書城，此地何由得此名？宣父過時開典籍，太陽當午照文明。獨憐古院基猶在，況值秋風景倍清，只此可修賢聖業，何須鄒魯訪群英？”“可修賢聖業”即學習君子丘明和文聖孔子，可成聖賢，可成人才。清嘉慶二十一年重修《肥城縣誌》序載：“昔樂正子春曰，（孔）子適齊，過肥，肥有君子焉。”君子，即孔子對左丘明的尊稱。

孔子是思想家、教育家，而左子是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軍事家。萬昌華教授在《中國史學之祖左丘明》一文中說：“左氏不僅有才，而且具有史德和史識，是中國當之無愧的歷史學之祖。”“中國長期以來有左丘明為素王孔子的素臣之說，實際上二者的關係並非如此。就人格、學識和成就而言，左丘明不亞於孔子，二人共同研究歷史沒有主次之分。”“與《春秋》相比，《左傳》一書中思想觀點上也有突破和發展……這些都超出了《春秋》思想的藩籬。”孔子的學術思想被歷代統治者利用，因之得以弘揚。左丘明為史官，國君之功過他秉筆直書，所以他雖貢獻巨大，卻被歷代統治者冷落，幾乎成為被歷史遺忘的人。今逢太平盛世，我們弘揚左丘明精神，即責無旁貸，又順理成章。

左丘明後裔丘氏與孔子之後裔，相互認可，世代友好，友情不斷。據傳，唐太宗李世民敕封左丘明為“經師”之後，曾在孔府召見左丘明後裔“啇丘公”，孔子後裔瞭解其先祖孔子與左丘明為至交，對啇丘公非常友善，並宴請啇丘公。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冬十月，“天子有事於封禪，禮即畢，因幸曲阜以太牢祀孔子，追封文宣王。凡屬先賢后裔，鹹加恩寵，追封左子為瑕丘伯，授其四十七代孫丘芳衣巾，以主祀事。”相傳宋真宗在曲阜孔府召見丘芳，孔子後裔待丘芳為上賓，以後來往亦如至愛親朋。明朝，孔子後裔將左丘明以“史聖”推崇給嘉靖皇帝，嘉靖敕封左丘明為“先儒”，並敕建墓門坊，御書“先儒之墓”。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肥邑知縣呈報衡魚左丘明六十八代孫丘行鍵為史祖奉祀生，省巡撫委託孔府衍聖公孔廣棨訪查證實，丘行鍵確係史祖裔孫，於是建議呈批。後孔廣棨曾為丘行鍵夫人題寫“慈範光前”匾額，後因丘行鍵之子邱漣（又名玉潔）慷慨捐資修築縣學宮及諸祠，襲任奉祀生，孔廣棨又為之題匾“承先衛道”（現兩匾尚存）。據孔府檔案館所存文獻載：“禮部為懇恩事儀制司案呈據奉祀生邱玉潔呈稱，竊生於乾隆十九年（1754年）奉部充補奉祀生，領有紙照，於本年八月間跟同衍聖公慶祝萬壽（乾隆皇帝誕辰），到京患病，未及同歸。”嘉慶八年，衡魚邱氏呈請審批左丘明奉祀五經博士，孔府衍聖公極力支援，可見左丘明與孔子世代友善，親如一家。

　左丘明品德高尚,胸懷坦蕩,深得魯侯器重。現存於孔府文物檔案館的《左傳精舍志·薦聖圖》載:“趙師聖雲:‘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議之,乃謂左丘明。’左丘明曰:‘孔丘其聖人歟,夫聖人在政,過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已知之?’左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饈,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為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饈。言未卒,狐相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與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制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矣。今君欲以孔丘為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饈也。’”於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即召孔子為司徒。

　　左丘明深得世人尊敬和愛戴,孔子視其為君子,尊稱其左丘明,謂之與其共好惡。《肥城縣誌》(清康熙十一年本)載:“樂正子春曰:‘子適齊過肥。肥有君子也。’是以《史記》稱左丘明為‘魯君子’”,肥城亦因此而獲‘君子之邑’之美稱。”《論語·公冶長》載:“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孔子還與左丘明一起入周觀史修《春秋》,《孔子家語·觀周》載:“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入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其為表裡。”

　　孔子逝世後,左丘明為使孔子所著《春秋》流傳後世,遂作傳釋經。這就是史稱的《左傳》、《左氏傳》或《左氏春秋傳》、《春秋左氏傳》等。《史記·十二侯年表·第二》載:“是以孔子明王道,於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治《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文法,玉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剌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漢藝文志漢書·藝文志》載:“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是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國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要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以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

　　《左傳》是中國古代第一部記事詳細、議論精闢的編年史,為研究春秋以及此前政治、軍事、經濟,以及社會各個方面的歷史,也為孔子研究提供了豐富而真實的材料。《山東通史·先秦卷·〈左傳〉》載:“在經學史上,《左傳》是古文學派的重要經典,因其以史事講解《春秋》而著稱,它不但比《春秋》多記載了17年的歷史,而且敘事遠比《春秋》詳細、完整、生動,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和歷史文學價值。”《左傳之武略》曰:“左氏文字,為百家之祖。國策、史漢、韓、柳、歐、蘇,無不摹仿。其章法、句法、字法、遂卓然自成一家言。欲讀古文而不精求於《左氏》,是溯流忘其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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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孔子與左丘明的關係到漢代特別是東漢以後才被人提起，按漢以後的儒生們的說法，

一、左丘明授經（指《春秋》）於孔子，那麼順理成章的是，左丘明就是孔子的學生；

二、孔子為素王，左丘明為素臣，即為君臣關係。此種說法源於孔子被後來的帝王封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因《左氏春秋》為後儒們定位為三傳之一，因此也在孔廟裡給左丘明安了把椅子，跟孔聖人一塊吃冷豬肉。

而有人看法是：

一、左丘明授經給孔子，他們沒有師生關係；

二、左丘明與孔子關係不錯，是朋友，但左丘明地位在很多時期高於孔子。理由如下：

1、《春秋》是魯國宮廷檔案，掌握在魯太史左丘明手裡，孔子要看必須從左丘明手裡拿，後儒們為了說明《左氏春秋》和孔子編訂《春秋》的關係，更為了抬高孔子，就把事實顛倒了。《春秋》起桓終悼，只是國家檔案的一部分，整部檔案都由左丘明和他的同事們整理出來，就沒有再向孔子學習的必要，因此有師生關係也只能是孔子稱左丘明為老師，但這個說法於史無據，也沒必要硬扯。

2、素王素臣之說，本是後儒們臆想後的臆語，因為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的是孔子死後的牌位而非活的孔子。後儒們拔高孔子也是為了拔高子，好讓自己飯碗裡的肉多一點。孔子的成功在死後的幾百年之後，是典型的“大器晚成”，他在活著時官運不好，經常下崗，除了教了一幫鐵桿兒學生外，混得並不行，而左丘明世襲太史，官做得穩，一直幹到退休，從總體上看，地位高於孔子。

於是有人為孔子與左丘明之關係作如下定位：

二人關係不錯，是朋友，政治與學術關點一致，左丘明比孔子稍大，活的年紀也比孔子長。

可以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