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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穿插游擊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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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簡艾紅
很辛苦,很累,但是太幸福了啊!大家象一家人一樣在一起,特別有幸福感。
一旦考上了考古所,就再也不想離開了啊!
到了退休年齡也不想退休,就算退休了,也會去要求返聘,幹一輩子都不夠。
不想休息,不想下班,因為也不是給老闆打工,是幹自己喜歡的愛好,已經分不清到底是愛好還是職業了啊!
考古所是事業單位 ,所以說,不想退休,不想休息,不想下班,還想讀個博士。
雖然考古工作非常辛苦,但是幸福滿滿的!
低調的“考古專業”出圈了。湖南耒陽高考考生鍾芳蓉收穫了676分的優異成績,是湖南省文科第4名,是全村的驕傲。但她紅了,卻是因為在這樣的高分加持下,她報考的卻是北京大學考古學專業。
很多網友表示不理解,也有很多人表示尊重她的選擇,併為她送上祝福。樊錦詩得知此事後,和北京大學顧春芳教授一起,為鍾芳蓉送去《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一書,還寫信鼓勵鍾芳蓉:“不忘初心,堅守自己的理想,靜下心來好好唸書。”
北京大學官方微博截圖
那麼,神秘的考古學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學科?學習考古又是一種什麼體驗呢?今天,國曆君請來了一位考古學專業的朋友為大家講一講自己的親身體驗。
2013年7月起至今,學習考古學已有整整7年時間。在我的印象裡,這7年內的時光中,除了去年浙江杭州良渚古城成功“申遺”引發了關注之外,考古學能“出圈”的事情並不多:這渾身泥土的學問,大多數時候只在圖書館和大學的角落裡安閒自得。
然而,對日常沉浸在資訊之海的現代都市青年來說,沉默往往意味著被誤解:湖南耒陽女孩鍾芳榮高考全省排名第四,“竟”志願填報北大考古所引起的新聞熱度,多多少少源於人們對考古學的誤解。既然有人都對考古學這個謎一樣的專業充滿好奇,我就不妨來談談自己學習考古學的經歷。
一些人對考古學的印象往往兩極分化:要麼認為考古學是畢業了找不到工作的冷門專業,早晚得“餓死”;要麼覺得學考古學的可以幫人鑑寶,早日實現“財務自由”。在網路上的這類噪音中,考古學儼然成了“薛定諤的考古”——測不準。
實際上,不僅是中國老百姓,外華人對考古學也同樣有“測不準”的疑惑。
在學習了一些考古學知識後,我的看法可能要保守一些:任何對考古學的直接判斷,都是相當值得警惕的。這倒不是因為我故弄玄虛——我相信大多數對考古學瞭解較多的人都會有相同的感覺——考古學的內容實在太過龐雜,任何一個人企圖回答“考古學是什麼”的問題時,都會發現自己是盲人摸象。實際上,就連讀到博士、走入高校的職業考古研究者,也未必能把這頭大象摸全乎了。
雖然考古學包羅永珍,但總體來說,學習考古學,主要包括“體”和“腦”兩方面:“體”是指田野考古,業內人稱“下工地”,也就是進行室外發掘;“腦”則指日常學習,主要是上課(接收資訊)和讀書(獲取知識)。背景介紹大致如此,接下來我就分別從“體”“腦”兩方面來說說,學習考古究竟是什麼樣的體驗。
如果你是一名考古學家,是否意味著你生活在廢墟中(你的生活被毀了)?
勞其筋骨、樂其心志
田野考古的“衣食住行”
每個考古學生都會在大三或大四經歷田野發掘實習,然而,與《盜墓筆記》《鬼吹燈》不同,真正的田野發掘地點大多不是充滿金銀財寶的墓葬或遺址。當然,隨著城市建設的增加,在城市裡進行的考古發掘也很多,但在城市發掘,遠沒有去鄉下發掘來得浪漫:這大概是因為,鄉下雖然缺少城市便利的生活設施,但卻往往能給城市中長大的學生以驚喜。漫山遍野的油菜花、星光閃閃的銀河、一望無際的原野……凡此種種,使得每個考古學生的田野發掘的“第一次”,很有可能以一聲睜大雙眼的“哇”來開頭。
行至發掘處,花開正當時。葉燦陽攝,已獲授權
在發現田野的浪漫之後,接踵而來的卻並非詩與遠方,而是“勞其筋骨”的體力活兒,這讓很多人都吃不太消。這種詩與遠方的退卻和勞其筋骨的進擊,從考古學生的“田野標配裝”便能看出:衝鋒衣、衝鋒褲、登山靴、遮陽帽,外加一把鐵鍬……
這些都是類似程式設計師“格子襯衫”般的形象Icon,怎麼看都不像是羽扇綸巾,要“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知識分子。
田野標配裝。周睿麟攝,已獲授權
說起考古學從業者的“破爛行頭”,圈內很多人都自嘲是“遠看像逃荒的,近看像要飯的,一問才知道是考古隊的”。這大抵是因為田野中考古從業者的裝備實在稱不上是光鮮亮麗:傳說有一次,某考古隊工作完畢後去縣城賓館開會,賓館保安倒是認真負責,從穿著上根本不相信這些人是考古隊的,死活不讓進,最後要縣領導來才鬆手。與此相似的,倒還有個有趣的圈內秘聞:考古工地發生的戀情都是“真愛”,因為這時候實在沒法互相欣賞顏值。
雖然裝備本身不太好看,但在荊棘遍佈的野外幹起體力活來,卻相當好使。在發掘現場,考古學生幹得最多的就是用鐵鍬出土和用推車運土,這也難怪著名作家張承志(他本科也是考古學生)要將考古學說成是“渾身泥土”的學問了。
田野考古出土忙,王笑寒攝
(圖裡頭髮花白的老大爺真是幫了中國考古學生大忙了)
與用推車運土相比,把鐵鍬插在乾涸的泥土裡出土非常不輕鬆,好在國內的考古單位大多會請當地的農民來當臨時工,幫學生幹出土的活兒:不過,在國外的考古學生就沒這麼幸運了——國外高人力成本與窘迫的考古預算使得“外國民工”成了地地道道的奢侈品,考古學生得“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筆者有幸在若干年前參與了意大利托斯卡納的一次考古發掘,沒想到羅馬人喜歡用陶片混合泥土來建造地板,為了進一步發掘,我不得不自己手持手鎬,一點一點地把那些堅硬如水泥的“馬賽克地板”敲掉,第二天虎口腫了一圈,也算是“此手無憾”了。
除了用鐵鍬粗線條地挖出不重要的土層之外,精細的體力活兒當然也要做。實際上,拿著毛筆一般的細刷刷去文物上的泥土是考古學從業者真會做的事,這是少數電視劇和紀錄片正確呈現考古發掘的地方,雖然這些鏡頭幾乎全部都是發掘完後,考古人員和拍攝人員“裝模作樣”地補拍的。
不過,最令考古學生崩潰的事情其實並不是拿著毛刷刷出土文物,而是被業內稱之為“刮面”的活動:其操作方式一般是學生半跪在坑坑窪窪的地面上,手持手鏟或鶴嘴鋤,慢慢地清理地面上的浮土,直到剛挖開的地面上光潔如新,能夠看出地面上呈現出不同顏色的地塊為止。
與電視劇的探測器不同,從考古學上說,這種“勞動密集型”的刮面活動才是能否真正確定地下埋有遺蹟的關鍵,這是因為,古代人類活動都依託於地面,不同性質的活動會導致地面被不同程度地使用,最終反映到土地上就是土質、土色的細微差別。正因對土質、土色的細微判斷需要大量的經驗積累,透過刮面來判斷遺蹟現象是考古學家一生都不斷修習的課程,也是每一箇中國考古學生必須得到足夠訓練、衡量菜鳥考古學生田野考古水平的關鍵所在。
小頭才露尖尖角,呼朋喚友已興奮。王笑寒攝
如果說上述體力活動都屬於“勞其筋骨”的話,那麼田野考古發現則是徹徹底底的“樂其心志”:在考古發現之前,有經驗的發掘者實際上都大有可能想到了“會挖到什麼”(所謂“想得到才挖得到”),但卻總是心懷忐忑。然而,當自己的理論預設得到了真實考古發現的“驗證”以後,那種一半從未知中發現新知,一半從已知中得到驗證的喜悅,就彷彿是心情陰鬱的人突然遇上了好天氣,使得任何語言描述都相形見絀。
考古發掘現場,葉燦陽攝,已獲授權
不過,對考古學生而言,考古發現卻並不只是喜悅,還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這是考古與盜墓最大的不同之處。對考古從業者來説,在考古發現過後,不僅要進行詳細地記錄、準確地繪圖,還要評估它在整個發掘空間中的位置,和其他考古發現的關係——對這些細微問題的“要素察覺”,小到會影響研究者對遺址或遺物功能的判斷,大到會成為衡量不同考古學家水平高下的關鍵所在。
考古繪圖,周睿麟攝,已獲授權
因此,在真正的考古學中,考古發現遠不是考古工作的結束,反而是考古工作的開始:在把考古發現記錄、繪圖完畢後,還要在實驗室對其進行大量科技分析研究,以最大程度地挖掘考古發現的資訊——哪怕它只是一塊不起眼的石器,也值得研究者花費上百、上千個小時去仔細分析。
實際上,田野工作的內容還有很多,但礙於篇幅所限,就不再展開了,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自行報名各種“公眾考古”活動,有機會參觀考古工地,甚至親自體驗考古發掘。下面,我們來說一說野外考古中“吃”的內容——
由於考古工作大多在野外,在工地的吃喝則多與當地的飲食習慣有關。例如,在北方地區發掘多吃麵食,在南方地區發掘則多吃米飯……例如,筆者的同學有幸在新疆參與發掘,食物也隨當地瓜果不斷,看得讓人好生羨慕。
新疆考古工地上的“瓜果大宴”。周睿麟攝,已獲授權
說起工地上的吃來,筆者又想起一件趣事:與國內相同,當年筆者在義大利發掘的時候,吃的大多數是義大利傳統披薩和義大利麵(Pasta)。猶記得有一天義大利工地上的做飯大廚告訴我晚上要吃Pasta,結果我最後卻等來一盤餃子,這讓一心想吃到面的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仔細一問才知道,把Pasta翻譯成“義大利麵”是很有誤導性的,因為Pasta大概是義大利麵食的統稱,其中我們常見的叫Spaghetti(長麵條),長得像餃子的叫Ravioli(義大利麵餃),兩者都屬於義大利麵(Pasta)。總而言之,由於衣食住行都在遠離自己熟悉的地區,參加田野考古也是走出“舒適區”,體驗不同文化的寶貴機會:作為一名考古學生,這可能是考古專業帶來的最大“福利”了。
如果說近幾十年來考古學生參與發掘的最大變化,“住”完全能排得上號,這大體要歸功於國家的新農村建設,極大地改善了農村的居住條件,讓日後想報考古的學生都鬆了口氣。我聽說過20世紀50、60年代的前輩考古學者有自己扎帳篷住在工地邊上的,甚至很多地方交通不便,無法及時補給,不得不走上“狩獵採集”的道路——這些奇聞軼事對90後而言,都算是“傳說”級別的了。現在大型考古工地的附近往往建有良好住宿體驗的工作站,裡面的設施一應俱全,不僅有空調和網路,還能收發快遞,與風餐露宿的前輩們相比十分幸福。不過,如果要是去邊緣地區參加考古發掘,還是得做好十足的心理準備。
用一句話來總結考古學生的發掘體驗的話,我願說是“勞其筋骨、樂其心志”:的確,田野發掘中有不少體力活,經常讓人忙得不可開交。然而,每當考古發掘結束時,大家都會對考古工地依依不捨。熱情淳樸的本地人、朝夕相處的同學、激動人心的發現、群星璀璨的夜晚、油菜花開的盛夏,無一不讓人深深留戀。
在猜測與想象之間搖擺,在理論與未知面前探索,田野考古就是這樣的九曲八折,也是如此的充滿魅力。
誤解無礙、理解萬歲
考古印象漫談
長期以來,有人對考古有著各種各樣的想象和偏見。比如這次勸鍾芳榮不要選擇考古的網友:在他們看來,考古這種冷門專業,就業必然是個難題,可能無法讓人“安身立命”。傳統上看,考古學畢業生可以選擇的就業方向主要是考古所、高校和博物館,江蘇、浙江、廣東等地,基礎工資還是可觀的。再加上考古人還有田野補助,勤下田野參加考古發掘的考古人員,如果不算長期出差引起的“親情損傷”的話,基本相當於食宿全免、雙倍工資,筆者的“田野狂魔”同學便有畢業兩年靠自己買房的。
而關於對考古的想象,則更多來自《鬼吹燈》和《盜墓筆記》。在這兩部小說中,考古學家往往被刻畫成是“工作洛陽鏟,上班黑驢蹄,下班古玩城”的群體。這些似是而非的描述真的準確嗎?
我也是《盜墓筆記》的狂熱粉絲,甚至還讀過英文版
這些描述中,“工作洛陽鏟”可能是最貼近現實的:考古學家的確會非常頻繁地使用洛陽鏟,但洛陽鏟是拿來勘探的(找到什麼地方有遺址),而不是用來發掘的(揭露已經知道了的遺址)。實際上,考古學家最常用的工具是手鏟,前面提到的刮面就要用到它。
在考古學界,手鏟也有象徵意義:昔日美國學考古學界百家爭鳴的時候,有位著名考古學家寫了篇諷刺文章,裡面的幾代考古學家為了所謂的“金手鏟”(Golden Marshalltown)而爭得不可開交。不僅如此,手鏟的抓握方式也大有講究,受過訓練的人能夠透過別人抓握手鏟的方式,一眼識別出來此君有沒有受過田野考古的洗禮。當然,正確的抓握方式是什麼樣,我是不會告訴你的——以免有人藉機假冒(嘻嘻)。
與“工作洛陽鏟”相比,人們對考古“上班黑驢蹄”的印象,就有些離譜了。不過,由於這個印象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某考古界才子也要自嘲稱自己是“上班如上墳”。實際上,考古學家要處理的遺蹟遠不止墓葬,城市、道路、房子、水井、垃圾坑(考古學家處理最多的遺蹟)乃至茅廁,都是考古學家關心的東西。
播州土司王宮遺址的“廁所”
《大眾考古》,2013年第1期
古代茅廁裡可能殘留人的糞便,糞便中會留存有一些寄生蟲卵,考古學家可以透過分析這些寄生蟲卵找到灌溉的證據(血吸蟲)、瞭解古代人的食譜(不同食物上所帶的寄生蟲不同)、重建古代的衛生環境(蛔蟲和鞭蟲),乃至分析古代人群的遷徙路線(寄生蟲傳播)。當然,就算真的挖到了墓葬,考古人員也絕不會拿著“黑驢蹄子”下去,因為墓葬裡的屍骸也不會變成“粽子”。不過,考古隊有時也會入鄉隨俗地在開工之前搞搞“烹羊宰牛”的祭祀,但這絕不是封建迷信那一套,而是“入鄉隨俗”,尊重不同地區的風俗習慣。
其實,在“工作洛陽鏟,上班黑驢蹄,下班古玩城”中,最離譜的並不是“上班黑驢蹄”,而是“下班古玩城”。可能是受各類鑑寶節目的影響,很多人眼裡的考古學家往往都是六七十歲的老頭,手裡拿個瓷瓶,對著眾人唸唸有詞……
快醒醒!這情景簡直是荒謬極了。這是因為,中國考古學在創立的時候就立下了不搞收藏的行規,所以,真實的情況是“搞收藏的不懂考古,懂考古的不搞收藏”。因此,電視上各種掛著考古名頭的“收藏大師”,無一例外都在招搖撞騙。當然,考古的行規也好理解:所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作為文物的第一經手人,考古學家當然要嚴格遵守行規,否則怎麼能保證“把文物上交給國家”呢?
夏鼐,中國考古學的創始人之一,“搞考古不搞收藏”的行規就是他立下的
其實,許多人不知道的是,考古發掘的規矩一般是逢下雨會休息。話說某年考古實習時恰逢暴雨,負責工地的老師A對同學B說道:“下雨了,你跟村上(其實是當地村民)解釋一下,上不了工了”。同學B則吃驚地回答“村上?我們考古隊裡還有日本人?”
在連逢陰雨或晚上休息時,新生代的考古學生往往是玩會智慧手機,年齡長一點的考古人則是喝酒。某次工地發掘完畢的歡送會上,一位老師曾這樣總結考古工地:“風餐露宿家常飯,野外方便不稀奇。吃喝從來不挑剔,天南地北均可行。白酒至少一斤起,啤酒六瓶尿不急。尚能官場灌汙吏,啤酒六瓶尿不急”,可見考古人對酒是“愛得深沉”。
考古發掘,吃點喝點。葉燦陽攝,已獲授權
喝了酒的考古人格外可愛,喜歡拿圈內趣事開玩笑,甚至有大俠編了一本《考古武林譜》,把各大高校的考古系都歸了門派,其中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是“六扇門”,北京大學是“少林派”,西北大學是“華山派”,吉林大學是“長白山派”。筆者曾先後就讀於中山大學和華人民大學,被此君調侃為是“從長白山派嶺南分舵跑去了長白山派燕山分舵”(中山大學和吉林大學裡任教的老師有許多吉林大學培養的博士),實在令人哭笑不得。
當然,考古不僅實在有趣,對社會的貢獻也十分巨大。它甚至可以解決“我們是誰”的問題:因為“我們是誰”,不僅取決於我們“現在是誰”或“未來是誰”,更取決於我們“曾經是誰”。舉例而言,提到中華民族的象徵,我們忘不了長城。更有甚者,還有乾脆用考古遺址名來命名國家的(非洲國家辛巴維(威)的名字就來源於其境內的大辛巴維(威)遺址)。實際上,我們的“中國”這個名字也來源於一件名叫“何尊”的西周青銅器,因為這件青銅器上刻有“宅茲中國”的銘文——這是“中國”一詞的最早來源。
正是因為考古如此重要,才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學習考古、體驗考古、思考考古。對於喜歡考古的人來說,考古就像偵探,需要從歷史的迷霧中撥雲見日。舉例來說,有很多學者質疑夏朝的存在,因為他們發現春秋的人只知道大禹,戰華人卻知道五帝,漢代人則知道了伏羲、神農,魏晉的人乾脆知道了盤古開天闢地……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時間越往後,距離歷史越遠的後人反而瞭解的歷史更靠前,這是很不合邏輯的。於是,便有了所謂“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說——古史辨學派的人懷疑夏朝是後世杜撰出來的內容。當時也有人認為,古史辨派的說法只是理論假說,應該從實際出發,尋找夏朝的遺址。這些人中有位叫徐旭生的老先生,他遍查古籍,根據“伊洛竭而夏亡”的記載,認為夏人的活動範圍大體在豫西一帶,便親自去河南鄭州、洛陽等地調查,最終發現了二里頭遺址——這個遺址在近百年後的今天,普遍被考古學家認為最有可能是夏朝的都城。
這一出“尋夏記”的偵探故事,自古史辨派以來已進行了一百多年,日後也還將繼續地進行下去。
華裔考古學家張光直
按照華裔考古學家張光直的說法,這門學科或許還是“前途無量”的:這是因為,這門學科雖然充滿挑戰,卻十分年輕,人人都有機會做出突破性的貢獻。
實際上,對年輕人而言,重要的或許並不是做什麼,而是能不能堅持做什麼、選擇去做什麼:在此,祝福所有選擇考古專業的學子們,願你們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快樂,發現屬於自己的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