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在明朝一直受到優待，揚州商籍中有山西而沒有晉商的勁敵徽商，徽州人想要到揚州行商，需要依附別人的商籍才行。但晉商背叛了明朝廷的優待，明廷禁止賣刀劍火藥等武器給後金，但晉商大量走私，支援了後金的軍事崛起，甚至晉商會為後金提供情報。

蒙古語中對華人有個稱呼叫"胡扎“，就是從山西話的”夥計“發展而來的，意思是不可靠的人，奸詐的騙子等，就是因為晉商在貿易中往往使用矇騙手段。

但坑蒙拐騙走私叛國都不是死因。

同治元年中俄簽訂了陸路通商條約，俄華人在中國有特權，搶了晉商在北方的茶葉業務，晉商無法壟斷，就迅速敗亡了，6年以後，恰克圖的晉商從一百二十家暴減到只剩四家。

茶葉業務以後，上海等地開埠後，行商路線改變，東南沿海和武漢等地有了過手的油水，河運逐漸改為海運，陸路商業線路也變更了，晉商失去了壟斷的憑據。

茶葉商和倒爺們被拿下以後，鹽販子也不行了。過去晉商中賣鹽是暴利，銅錢價格經常上漲，白銀相應價格就跌，而朝廷收鹽稅是收白銀，所以晉商賣鹽時只收銅錢，交稅時卻交白銀，銅錢價格一路上漲，白銀價格一路下跌，中間的大量利潤，都被鹽販子吃了。銅錢上漲到清末時開始停止，白銀外流，白銀價格上漲，銅錢價格相對白銀開始下跌，這時候交稅要交白銀，買鹽卻要收銅錢，中間的虧本，全讓鹽販子貼補，吃的都給吐出來了。

清朝第一大票號日升昌在辛亥革命前夕，對各省亂象全不在意，還做著清廷千秋萬世的迷夢，辛亥革命爆發後，日升昌因戰爭和動亂等原因，損失三百萬兩白銀，生意逐漸難做，但日升昌東家李氏家族仍然保持奢侈風氣，吸菸片，出行幾十人，養寶馬，1914年因為東家李王典大量從票號提款，日升昌的一些經理人辭職，隨後發生管理失誤，北京分號被查封，1932年徹底歇業。

晉商對蒙古貿易的最大商號大盛魁，因外蒙古被俄國逐漸侵蝕，而面臨困境，1912年清民交替，1921年外蒙古宣告獨立，兩次動盪都讓大盛魁的許多債務收不回來，損失極為慘重，尤其外蒙獨立導致大盛魁在外蒙的許多債權都作廢了，1929年徹底倒閉。

晉商大多是放高利貸，和替政府民間處理匯款，賺取鉅額手續費為生，因此每年花費大量錢財用來賄賂官員，處理人脈關係，比如咸豐二年一年內，山西捐銀一百六十萬兩，咸豐六年捐銀201萬兩，慈禧西逃時也是晉商提供資金和處理匯款，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生存模式，無法進行自由競爭，固步自封，思想僵化，雖然有雄厚資金在手，卻根本沒有還手之力的被新興的商業模式擊敗了。

未能與時俱進，保守的小農意識作祟

風雨500載，山西的晉商代表的大院文化就在歷史的記憶中斑駁陸離，在黃昏的那一抹夕陽下迷失。晉商這一詞彙在如今的經濟體中明珠蒙塵，退出了舞臺。

前有闖關東，後有走西口。晉商的輝煌歷史令人驚歎，他的衰敗主要是山西九毛九的封建守舊思想。

山西商人雖富有，有“匯通天下”之稱。但只侷限於資本的流通領域，未出現商業向產業轉化的趨勢。乃至現在龍頭支柱產業也不突出。山西商人主要中興於清末民初，首先外國資本入侵，洋行、洋貨來勢兇猛，外國買辦享有特權，操縱物價，壟斷市場，民族資本迅速衰敗。

再者外來侵略、軍閥混戰、社會動亂等原因導致經濟萎靡，產業產能低下，全國“實業”狀況堪憂，金融貿易迅速滑落。

山西商人發跡之後他們最終的迴歸點和精神依託，還是守舊的“落葉歸根”小農思想。那一座座封閉而保守的深宅大院就是證明。從喬家、王家、范家、曹家、李家等形成的眾多大院，小農意識深刻地影響他們的人格，保守、狹隘的一面導致在榮耀前的迷亂和脆弱。

大致分為八點，封建王朝的剝削，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清王朝的攤派勸捐助繁重，戰爭迫害，經營危機，政治動亂，政府銀行的設立，清王朝的倒臺等！明清晉商是因清興而盛，因清忘而衰。

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傳統觀念，束縛了晉商的發展。,墨守陳規，思想保守。

近代企業的投資見效週期過長

晉商曾在明清商界馳騁長達5個多世紀，足跡不僅遍佈中國大陸，而且遠涉蒙古、俄羅斯、日本、新加坡等地，甚至壟斷了對這些國家的進出口貿易；他們經營專案廣泛，尤以金融業名震海內外，幾乎壟斷了全國的金融匯兌，山西票號被稱為“匯通天下”，山西票商被譽為“第一商人”。　　

晉商活躍時期之長，範圍之廣，積累財富之巨，影響之大，在中外商業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筆。然而到清末民初之際，曾經在明清商界縱橫馳騁，叱吒風雲達5個多世紀的地域性大商幫——晉商卻步入了整體性的衰敗之路，給世人留下無盡的慨嘆、教訓。　　

晉商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在的社會政治經濟方面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內部因素。首先我們從外在因素來分析，主要有三點：　　

第一，清政府對晉商的肆意壓榨，使晉商不堪重負。中國作為一個封建農業國家歷史悠久，歷代統治者為了維護其專制統治秩序和小農經濟結構基礎，往往實行重農抑商政策。　　

清末，隨著封建制度的進一步衰落，政府對商業控制雖相對減弱，但對商人的壓榨卻愈加苛重。商稅的濫徵、重徵僅僅使商貿成本加大，利潤減少，競爭能力減弱的話，那麼捐輸攤派的掠奪則使晉商流動資金減少，給晉商發展帶來很大困難，傷了元氣。　

　 第二，清王朝腐敗無能，使晉商在同外商競爭中得不到有力的支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沙俄脅迫清政府簽訂了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條約》、《中俄北京條約》和《中俄陸路通商章程》。透過這些不平等條約，沙俄攫取了許多商業特權。而清政府軟弱無能，毫無對策，晉商競爭力大為削弱。　

　第三，清末民初自然災害、戰爭頻繁，社會動盪使晉商失去了安全的經商環境。19世紀中後期的中國，自然災害，社會動亂、外敵入侵連綿不斷，規模之大，次數之頻，世所罕見。天災人禍使人民流離失所，掙扎在死亡線上，購買力下降，這樣商品貿易額必然隨之減少；不穩定的社會秩序，還使正常的商貿活動受到侵害，商家被搶、商隊被劫。

山西是出晉商的地方，今天著重講講這個晉商，晉商它主要賣什麼東西呢？今天一想山西，大家都說主要賣煤，但那個時候煤炭資源還沒有得到大規模的開發，因為那時候中國沒有工業。不需要那麼多的煤，所以山西那時的商人按我們今天的話講，主要就是從事銀行業金融業，金融業那會不叫銀行，那會叫錢莊。所以那個時候可能大家都想象不到，那時像山西太谷，祁縣，平謠，不但是中國的金融中心甚至可以講是世界的金融中心，光平謠一年，這個鎮上這些的錢莊匯兌的白銀就能高達上千萬兩，你想那個得多厲害。

這也是為什麼那個地方都能構建起像喬家大院那樣大的院落，就是因為那兒的商人們有錢，他就是從事這種金融服務行業，把全國的這個白銀往那集中，然後在全國搞這種匯兌業務，以至於他的匯兌業務發達到什麼程度呢？舉個例子，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要給英國提供大量的賠款，2100萬銀元摺合成中國的白銀要一千多萬兩，這些錢3年必須要給英華人付清。

第一年要付的就幾百萬兩銀子，那戶部拿不出這麼多錢來怎麼辦？只能叫各省攤派，各省的銀子要往北京運白銀，這個省的能力有限，戶部的能力也有限，所以平遙的錢莊就跟那個朝廷打包票說：我們來匯兌這些白銀，如期把這些個白銀就運到了京師，然後能夠去賠給英華人。所以道光皇帝就非常高興，御筆親題“匯通天下”4個大字。今天如果你到山西平遙，可以看見滿大街都是匯通天下這個標誌，意思它能夠解朝廷之男，然後到了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後，朝廷需要軍餉跟這個太平軍打仗，又是山西票號出面匯通各地的銀兩節運往戶部，八國聯軍打進北京，慈喜出逃，還是山西的票號負責是把將近百萬兩白銀運往西安，然後再運回京師。由此可見山西商人實力之強，可謂富可敵國。今天除了一些大院我們能夠看到，就是當年這個發達的山西商人在全國各地建的這種山西會館，訴說著當年的那段繁華。

那它為什麼衰落呢？一個是這些山西票號沒有發展成為近代化的銀行。隨著這個外資銀行進入中國，就都破產了，再一個就是山西的商人跟朝廷聯絡的太緊密，按我們話講就是官商勾結。剛才我們講了，不管是鴉片戰爭之後，太平天國時期還是八國聯軍入侵，它都是跟皇室做生意，那隨著1912年清皇室宣佈退位，朝庭倒了，它的靠山也就倒了，一下子這個生意就做不下去了，那些大票號在民國初年就都紛紛關張。晉商由此也就衰落了。

潮商與徽商、晉商，是中國歷史“三大商幫”。而晉商也在中國的歷史上就下了傳奇的色彩！著名的喬家大院、常家莊園、曹家三多堂等等謝謝豐富的建築，都能體現出當時晉商傳奇的表現

山西商業資本源遠流長。早在先秦時代，晉南就開始發生了"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贊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業交易活動。

從周秦到隋唐，儘管山西已出現一些大商人，但比較其它地方商人，並無突出地位，無一定組織．還未形成一種商人勢力。

真正使晉商興起的是明朝"開中制"政策的實施，為晉商的發展提供了契機。

明代沈思孝在《晉錄》裡的描述，廣為研究者所徵引：“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

晉商發展到清代，已成為國內勢力最雄厚的商幫。世界經濟史學界把他們和義大利商人相提並論，給予很高的評價。商業的發展不僅給人們帶來了財富，而且也改變了當時人們多少年"學而優則仕"的觀念。他們都說"家有萬兩銀，不如茶莊上有個人"當官入了閣，不如茶票莊上當了客"。茶莊票號正是當時非常熱門的行業。

潮商與徽商、晉商，是中國歷史“三大商幫”。

那富可敵國的晉商是如何走向衰敗的，有以下幾點原因，

第一、國勢衰微，對俄茶葉大戰晉商受挫

清朝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和俄國政府確定把庫倫（烏蘭巴托）附近之恰克圖作為雙方商人的貿易點。自此，恰克圖貿易日益繁盛。嘉慶、道光（1796——1850）以來，中國從恰克圖輸往俄國的商品是以茶葉為大宗，其業務皆為晉幫商人所壟斷。

晉商俄商之間的競爭條件優劣十分明顯，但晉商仍能在對俄貿易中佔上風，如果不是清政府的腐敗，晉商在對俄貿易中是不一定會失敗的。

第二、政府腐敗，晉商投資礦業又遭重挫

19世紀末，外國資本主義開始了掠奪山西煤炭資源的活動。儘管晉商積極參與山西人民的爭回礦權運動，千方百計出資贖回礦權，投資開辦山西近代最早、規模最大的礦業公司，但由於當時山西當局的壓迫，在資金上釜底抽薪，卻終不能有所作為。

第三、墨守成規，晉商四失機遇，終歸無法振作

清末，晉商經營的山西票號已呈衰落狀態。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識之士，他們認清了新的形勢，主張改革圖存。可惜由於一些財東及總號經理的頑固和墨守舊法，以致四次失去發展的機遇。

以上就是小九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昨晚加班前小九便對這個問題作答，這不剛剛結束工作，便回來草草寫了個人觀點的答案）如有錯誤之處，還請多多包涵

明末的時候朝廷為了限制女真人的發展，在鐵器方面加以限制，晉商偷運鐵器賣給女真人，結果明朝敗亡，女真人入主中原，晉商實際上就是賣國起家。

所以，衰敗原因一；投清而興，清亡同亡

明初晉商借明朝統治者為北方邊鎮籌集軍餉而崛起，入清後又充當皇商而獲得商業特權，清朝末年又因為清政府代墊和匯兌軍餉等而執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終靠結托清朝政府，為清朝政府服務而興盛。但當清朝政府走向衰亡時，山西商人也必然殉葬！

衰敗原因二：鄉土觀念重，始終走不出去

清朝入主中原後，晉商購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謠稱：“山西人大褥套，發財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此謂“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這句民謠反映了晉商外出經商致富後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的傳統觀念，在這一傳統觀念支配下，其資本是不利於向近代資本發展的。

晉商有輝煌的一面，也有另人不齒的一面。而正是另人不齒的一面成就了晉商的輝煌。

明朝時，晉商遠赴邊關，深入蒙古、東北區域，買下馬匹、人參、獸皮等物品，再運回明朝市場，賺一個差價。這讓晉商實現了早期的資本積累。

然而明末的時候，戰亂不止，武器成為了最值錢的物品。被利益燻心的一部分晉商，為了賺錢更多的財富，與邊關官員和地方官員勾結，將武器賣給清軍。

戰亂時，賣武器給敵方等同於賣國。這群賣國的晉商中，“八大皇商”最有名。他們不僅賣武器，還將明朝軍隊的情報賣給清軍。

清軍入關之後，這群晉商都被授予了官職。然而當這群晉商逐漸失去利用價值之後，清廷立刻卸磨殺驢。

清朝政府對晉商的打擊是致命的，又有誰敢違背朝廷的想法，與晉商做生意呢？

▲晉商的“匯通天下”招牌

晉商是在明初的時候因為軍隊在北方籌集軍餉因而崛起的，在到了清代時候，又跟當時的皇權政府取得聯絡，從而取得了特權！

一句話，晉商的崛起是因為皇權，而他的衰敗也是因為皇權，當一個封建政府走向衰敗的時候，晉商也會必然禍及其身的！

在長達五個世紀的時間裡，晉商的足跡遍佈了當時中國附近的所有國家，進出口，貿易，尤其是當時的金融業，因為大家都知道晉商的”匯通天下“。

關於晉商的衰敗，總結起來有以下幾點：

▲皇權象徵

大家都知道，中國作為一個古老的農業國家，歷代的皇權統治者為了維護封建社會的秩序，往往都是重農抑商，在清朝末年，皇權的進一步沒落，但是皇權為了追求完美的生活，加大了對商人的壓榨！

據史書記載，1875年到1893年間，清朝政府在山西大批次的設定關卡，每年的關卡費用從9萬兩白銀到了後來的22萬兩白銀！

再加上戰爭時期的一些所謂的捐獻，晉商的日子不好過！

可想而知當時朝廷對晉商的壓榨有多厲害了！

在鴉片戰爭前期，晉商在全國各地都是大規模的發展，取得了巨大的的成功，對外貿易額非常巨大！

但是到了後來的鴉片戰爭，清政府被迫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而透過這些條約，外華人在中國境內取得了許多的商業特權！

而就是這樣不平等的特權之下，晉商被慢慢的排擠出了許多的商業外！

在國內的市場，經過鴉片戰爭的發展，晉商的日子也不好過，晉商的票號因為外國資本主義加上擁有的特權，使得晉商損失慘重！

▲天災人禍

清朝後期，天災不斷，再加上當時的兩次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太平天國運動，還有義和團，八國聯軍侵華等等，百姓流離失所，這樣的大環境下百姓的購買力就很大程度上的會降低了！

在這種情況下，貿易額下降，正常的行業受到衝擊，再加上戰亂之下的晉商商隊時不時的被搶劫，晉商的前途就有的考慮了！

最主要的一點就是因為這些因素之下，南方的財團乘機崛起，來和晉商分天下，你想想在這種內憂外患的情況下，晉商的日子能好到哪裡去？

▲一籃子雞蛋

縱觀晉商的發展，他們都是和皇權統治者緊緊的聯絡在一起。

就拿晉商票號來說，前期的時候做的是流動生意，可是後來就基本上靠的是政府的生意了，到後來發展成了主營政府的生意。

這樣的情況下都會知道，如果皇權一直都在，那麼晉商都會一直的高速發展，如果說皇權突然沒落了，那麼晉商的生意一下子都死了一大半了，斷了右臂了這是！

就像左宗棠票號，甲午戰爭的賠款都是透過它來傳送的，可是沒了朝廷的生意，你怎麼發展？

還有就是當時的晉商給朝廷的貸款因為天災人禍收不回來了，自己的資金週轉不足！

所以說，晉商都把雞蛋放在皇權統治者那裡，有好處的情況下也導致了突然性的雞飛蛋打了！

▲掌櫃的

看過《喬家大院》的人都知道，票號上都基本上是掌櫃的管事，他們採取的就是一種股份公司，而且是無限的這種！

票號多半上是幾家人聯合起來組建的，而掌櫃的人選都是股東自己挑選的，上任後就是由掌櫃的管事，而手低下的人又是掌櫃的來招聘的！

而股東們做的就是年終了聽掌櫃的來說一一說一年的財務總結！

票號的散養式經營，加上人才的應用不足，導致瞭如果說經營出現了重大的失誤時，股東們就要拿自己的家底來補窟窿，一來二去就把自己的家底掏空了！

而自身的資金量降低後，就大大的降低了對於以後遇到的風險的抵抗力了！

▲古代宴會場景

熟悉歷史的都會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所有的人在成功前大多都是從一窮二白開始創業的！

經過幾輩人的慢慢發展，到後來家大業大以後，事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之時，人們就會飄飄然了！

覺得辛苦了這麼久了，該是我們要享受一下了，就開始大肆揮霍錢財，將就排面，穿得上就是什麼貂皮大衣，金銀首飾，吃的是山珍海味等等！

一系列的生活作風上的改變讓後輩人覺得自己要勝過前輩，那你就可以想象當時的富二代們的生活了！

還有一點就是當自己的事業做大侄女就會不自覺的看不上一些小業務了，因為大業務利潤大，小業務費時費力，利潤還小，久而久之就把雞蛋慢慢的放在一個籃子裡了！

在這樣的風氣之下，到了清朝末年的時候，富家子弟都只想著如何取樂，不管事業上的事情，任由掌櫃的自己大展手腳了，這樣的情況下也加劇了內部隱患的發展，導致了後來的突然衰敗！

晉商在商界稱雄五百年，出現於古代晉國時期，是中國最早的商人。到明代中葉，山西商人在地緣、血緣、姻緣家族集團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一個地域性的商幫。明清兩代達到鼎盛時期，成為中國十大商幫之首。清朝乾隆末年，出現了“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晉人，曰晉商”。

晉商經營的鹽、鐵、棉、布、皮毛、絲綢、茶葉、金融等商品，遍及全國各地並遠涉歐洲、日本、東南亞等地，尤其是山西票號商人創造出繁榮與輝煌的山西票號，在國內80多個城市設立了分號，形成了一個匯通天下的匯兌網路。那麼，山西為何沒有沿著原有的路徑發展、創新，而是逐漸衰敗呢？

山西商人正是本著“仁中取利真君子，義內求財大丈夫”的經營理念，“誠召天下客，義納八方財”，重視商譽，而且謹慎經商，不敢冒風險。

票號的存款主要是稅款軍餉等公款或貴族官僚的私蓄，放款物件以錢莊和少數大商號為主，而且放款物件一般都要在詳細調查對方資產、用款目的、還款能力、財東情況等基礎上，才決定放款與否。有的票號對用款戶透支數額還作了明確規定：上上等戶不得超過3萬兩；上等戶不得超過5千至1萬兩；中等戶不得超過3千兩；下等戶則不與之交往。一旦時局動盪，貴族官僚提款，票號不敢拖欠，但貸給錢莊和商號的款項卻成為呆賬。

正是因為晉商缺乏競爭意識，不能主動適應歷史條件的變化，改變過時的組織形式與經營方法，導致在列強入侵，殘酷競爭的新環境之下，他們感到不適應，力不從心。

而東部地區，實力遠不如票號的錢莊業具備競爭意識和競爭思維，他們的資本主要來自於商業，業務活動也主要為商業服務，從而在競爭中順利轉型，實現金融成長。

山西商人在經營獲利之後，缺乏創新意識，知足常樂，取而散之。晉商開始賺得的錢財主要是捐輸助餉；購地置產；辦學賑濟；轉化為高利貸資本；窖 藏；作為宗族活動和封建慈善事業開支； 奢侈消費。

後來少數山西商人的資本開始投向鉛礦、曲枋、池鹽、植棉，以至機器採礦業，實現了商品經營資本(如茶莊、布莊、綢緞莊、顏料莊等)和貨幣經營資本(如當鋪、帳莊、錢莊、票號)相互滲透、混合生長，首開商業資本與生產資本相結合之先河。

但是後者只是個別現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因為當時產業利潤低、商業利潤高，並未出現商業資本向產業資本轉化的大趨勢，商業資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領域。

山西地理位置處於漢族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中間地帶，民族的反覆融合使山西的黃土文化中不僅具有中原崇禮、重教、講義、守信、節儉、謹慎的文化特徵。而且具有少數民族驍勇豪放，剛毅自強，吃苦耐勞，敢闖敢創的特徵。

優越的地理環境為山西經濟、金融發展提供先決條件。但是隨著海運技術的發展和經濟重心的轉移，山西省的區位優勢逐漸喪失，而瀕臨海洋的東部地區逐步顯示出其生命力。

自從鴉片戰爭後上海開埠以來，中國的被迫對外開放為沿海地區提供了難得的機遇，上海成為東南沿海地區的金融中心， 浙江省成為一個商品經濟發達的省份。省城杭州，錢鋪較多；寧、紹等地錢莊業在清代已有很大的規模，它們在上海的實力也很強，被稱為寧波幫或寧紹幫。

從地理上看，寧紹平原深受海洋文化的影響，擁有相對高的經濟開放度，廣泛吸納外來資金，金融增長迅速。而封閉的山西商人固步自封於傳統的業務範圍和服務物件上， 在急劇變革的時代又盲目自大，沒有認識到山西商人的商品意識、金融意識遠落後於沿海地區，也沒有孕育出大批對環境擾動具有適應性的創新型金融人才。

在清政府垮臺前，山西商人未能認清銀行發展的大趨勢，不能順應潮流，做出恰當的選擇， 這樣山西票號坐失了最後一次變革圖強的機會。同時民眾對清政府的腐敗產生制度上的不信任，擠兌時有發生。在面臨金融風險時，山西票號又沒有認識到獨立的金融人格才是促進金融創新和實現金融發展的根本保證，最終隨清王朝的垮臺而衰敗。而東部的錢莊業在面臨擠兌風潮時，為了維護銀行聲譽而與民國政府的停兌令展開抗爭，終於扭轉大局。

山西商人也從未遠離過政治，他們認為行賈可習儒，仕可不失賈業。就在山西商人在經濟上有很大的實力和勢力時，他們認為獲得安全感的唯一途徑是做官或傍官，如明代揚州鹽商，商籍有山西而無安徽。

入清後，山西商人與封建政府之間有著特殊的相互結托關係。山西票號先從經濟上幫助窮儒寒士入都應試和走馬上任。儒士一旦考中，票號便利用其關係代為運動，放任外官。這些靠票號從經濟上幫助走上官場的儒士， 以後便成為與票號有著特殊關係的官員。山西票號還為一些人代辦代墊捐納官職。咸豐時，清政府為籌集軍餉，大開捐納鬻官之門，規定文官可至道臺，武官可至遊擊、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實官和虛銜。山西票號乘機居間攬辦，對捐官者票號予以保守秘密，而票號也得到了官僚的庇護。對於在任的王公大臣，山西票號更是施盡手段交結，甚至還為封建官吏窩藏贓款。山西票號利用其與封建官吏的交結，使各省皆把透過山西票號解款，視為捷徑，對擴大業務和謀取利潤帶來了好處。

也就是說， 山西票號的繁榮有相當的成分是靠官商勾結以腐敗的手段得來的，而政府的強制干預和壓榨，使票號制度的演化發生扭曲，導致山西商人喪失了金融自主性，不能成為自由獨立的商人，為他們的全面潰敗留下了隱患。而東部錢莊基本割斷了與清政府的直接關係，可以沿著自發的路徑演化，經理們個人可以拍板，迅速做出決定，其金融人格日趨完善。

明清山西商人主張用儒意通商，擇人委任，唯賢是舉。晉商在開業時選擇最著信義的優秀人才為經理，凡被選中者須精明強幹，精通本行業務，瞭解本行全部商業活動，具有運籌帷幄、決策千里之外的膽識與謀略。但是山西票號東家將一切經營活動、人事管理、資金運用，委託經理、掌櫃全權負責，東家概不干預。

如果遇到虧損，只要不是經理人為的失職，東家並不會責怪，反而補充資金，期待來年有所轉機。這種東家與經理、掌櫃之間的委託經營關係是建立在信賴與忠誠的基礎上，以經濟利益關係為紐帶，體現了企業內部“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晉商文化。

可是事實上在票號內部大掌櫃對東家僅憑忠誠、信任等道德感來經營管理，沒有規則、制度來約束，在缺乏具有法律效力的規則，又無內部的企業民主，更沒有監督機制的條件下，經理、掌櫃的道德觀並非一成不變的，這樣決策失誤在所難免。

在嚴格的等級制度下，普通員工在學徒期間，不給工資，學徒期滿後，長時期工資一年只有幾兩，或一二十兩白銀，加薪更是漫長。

由於一個人會經歷不同型別的需求，而人們的需求各不相同，他們的看法和滿意程度不同，僵化的、單一的“頂身股”激勵方法是不會奏效的。

【簡短的總結】

總而言之，出現了認知危機，又缺乏競爭的文化、創新的文化氛圍、獨立的商業人格和良好的監督、激勵機制，一個良好的初始條件也不能保證事物沿著良好的路徑演化。

晉商的衰敗有其歷史的必然性，是歷史合力的綜合結果。但社會環境、政治環境和外來因素的侵入，無一不對晉商的演進發生影響。這些因素並非各自孤立，而是互促共進的。

宣告：以上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