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話短說，切中要害。1、張居正的所謂新政其實不新，是嘉隆萬改革的一部分，不過是高潮而已，確切說是隆慶新政的延續。比如一條鞭法，海瑞在嘉靖隆慶時期就已經玩了，比張居正實踐的早。丈量田畝也是各朝各代都做的事情，只是明朝沒按時做而已。廢天下書院是弊政，不多說了。還有考成法，是京察等制度的加強版，而且以處理人事升遷為結果，其私心也飽受爭議。2、賞功罰過，煌煌天道。張居正的功績已經被萬曆皇帝本人高度認可了，因此它也是唯一活著就取得三公頭銜的明朝官員。但是要知道，功是功，過是過。現在打的大老虎，哪個不是有天大的功績，難道就不打了嗎。有功績固然要褒獎，但是不是免死金牌，犯的錯也要負責。3、張居正的罪名當時被列舉出來，當時朝野還是非常認可的，基本沒有異議，主要罪名就是欺君、閉塞言路、貪腐等，每個都有據可查，比如怒吼萬曆皇帝，自己生活極其腐化，卻每天要求別人簡樸，任人唯親，回家祭父藐視皇親國戚，32人大轎子超規格等等，這在封建官僚時期是死定了的作死做法，他沒有跳出這個時代，時代給了他應有的機遇和懲罰。其實張居正的功績被拔高了，一是現在人一說改革就雞血，二是明末人因為巨大社會變革產生的心理寄託，進行了拔高。其實萬曆親政後的所有引數都遠遠高於張居正時期。所以，張居正作為明朝人，做了功績，也在作死，因此就有了榮辱交替的情況。還有一點，萬曆是張居正死後近兩年才抄他家的，之前一年萬曆在猶豫中被挖出的張居正罪過所震撼，最後下來決心。

朱翊鈞(明神宗)登基後，因年幼，不能親政，張居正把持朝政，功高蓋主。但是，張居正的忠心是毋庸置疑的。帝師，是張居正的另一個身份，他為小皇帝制定了詳細的日程安排，包括早朝與講讀等各項事宜。張居正的輔導和關懷，可以用無微不至來形容。大到朝廷政事之道，小到宮中細節，張居正都不厭其煩，一遍又一遍的講解給小皇帝。

自從神宗即位以來，朝廷之事皆不用他插手，張居正像一隻勤勞的小蜜蜂，均一一辦理妥當，神宗倒也樂得自在。只是隨著小皇帝年紀漸漸長大，心理上的微妙變化也隨之產生，以至於開始滋生一股仇恨。對神宗來說，反正閒著也是閒著，不如找點事做，可也沒什麼正事可做，他便喝起酒來，沒想到，一喝就上癮了，他漸漸喜歡上這種飄飄欲仙的感覺。為此，張居正曾好好地給他上過政治課，勸他快點戒掉。神宗畢竟長大了，翅膀硬了，對張居正也敢反抗了。他沒有戒酒，反倒愈演愈烈，發展到後來還惹出了事端。萬曆八年的某天，喝的不省人事的神宗命人痛打了太監馮保的養子一頓，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此事被馮保告訴了皇太后。

皇太后將張居正喚來，揚言要張居正學習東漢的霍光，為天下人除害，廢掉這不爭氣的皇帝，改立神宗的弟弟潞王為帝。神宗被嚇的一把鼻涕一把淚，趕緊磕頭認罪。後來此事以張居正替神宗寫了篇“罪己詔”收場，神宗漸漸成熟的心靈，片刻之間，發生了鉅變。日月如梭，十年過去了。神宗已長大成人，到了可以親政的年紀。神宗小的時候，自是樂於張居正當政，而今他急於享受手握權力的快感，而張居正卻大權獨攬，這大權本是他神宗所有。神宗的皇權遭遇了張居正的相權，衝突一觸而發。

還有，張居正平日裡對神宗甚是嚴格，神宗越來越反感，這種不滿日益積累，仇恨也與日俱增。仇恨的種子一旦生根發芽，這二人便貌合神離，已經背道而馳，漸行漸遠。當年彼此之間的關懷與敬愛，煙消雲散，不復存在。就這樣，君臣關係早就離散。再者，改革不免觸動了相當數量的官僚、縉紳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很自然地遭遇到了保守派的強烈對抗。再者，歷史積弊太深、太頑，已是積重難返。萬曆十年（1582年），張居正積勞成疾，迅即病死，反對派立即群起攻訐。瘋狂地進行反攻倒算。他們攻擊張居正改革“務為煩碎”，清丈土地是“增稅害民”，實行“一條鞭法”是亂了“祖制”。他們下令撤銷了張居正死時特加的官爵和封號，進而查抄家產。所以，張居正死後是免不了被抄家的結局。

張居正逆天行運，欲拯救朝廷繼續延續下去，不顧上上下下已經爛透的事實存在，自尋死路也。遠不如孔家文廟，人家每當改朝換代時總是順應歷史的程序從容改變。因為人家清清楚楚地知道：每朝每代的改變都是註定的，每朝每代都是遵從的巧取、榨取、奪取的魔道行事，沒有一個是遵從的是真仁真義、順天、順地、順應世道人心的善文明，沒有幾個好東西！

張是明代最出色的政治家，沒有之一，是個人極為推崇的歷史人物。

既然做此結論，首先要明確政治家的責任，責任履行的出色，才能對得起這一稱號。

大家不妨看看百度百科的定義：政治家是指那些在長期的政治實踐中湧現出來的具有一定政治遠見和政治才幹、掌握著政黨或國家的兩道權力並對社會歷史發展起著重大影響作用的領導人物。

按照定義，不妨逐條來看，張居正最高光的時刻是擔任萬曆首輔的十年，他無疑是掌握著政黨或國家的兩道權力並對社會歷史發展起著重大影響作用的領導人物。這期間體現出了他卓越的政治才幹，後面會給出一些國家財政數字來驗證。而其政治遠見早在萬曆當政之前，其與徐階、高拱兩任首輔的鬥爭就有所體現。

實際上，有明一代，高拱也是一位較有能力的大學士，退出內閣後能東山再起，並更進一步擔任首輔，沒有兩把刷子是不可能的。而張在高拱退出內閣，徐階任首輔時，做到了次輔角色，時年不過40歲。在高拱積蓄能量搞倒徐階時，張居正與高結成統一戰線，在倒徐運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之後，才具平平的李春芳擔任過渡首輔，張仍不爭上位，而是與皇帝私人工作班子加緊聯絡，結成了緊密的關係。兩年之後，高拱迴歸，作為前盟友，以及相近出身的天然同盟，張與高在內閣中有了一段親密無間的合作期。此時的高拱，意氣風發，也的確做了幾件頗得人心，利國利民的大事、好事，當然，也是與張居正意見基本一致的事。也可以說，高—張同盟此時，做了很多為張居正未來工作掃清局面的事。

同時，高拱自身的性格和他階段性的心態，導致了他與張居正的分裂也不可避免。下面是《劍橋中國史》中對高拱的描述。

高拱性情急躁而有闖勁。他對官場的慣技有清晰的瞭解，並從不隱瞞他對其程式化的守舊作風的藐視。在貫徹政策中，如果一種方法有效，他情願不去理睬官樣文章；即使嚴格地說他的方法與法令的文字牴觸，他甚至也不擔憂。由於這些原因，他是科道人員的當然敵人。

此時的高拱，位高權重，目中無人，關鍵的關鍵，是他身邊的次輔，野心勃勃，頗具遠見。在沒有十足把握的時候，他懂得韜光養晦，繼續維持高—張同盟，一旦時機成熟，便一擊致命。後來，高拱因對太監不經意的一句“十歲幼童（萬曆）何能盡理天下事？”導致了自己的下臺。而太監群體，正是張居正十年來一直經營的鐵桿關係之一，另一個關係就是萬曆嫡母和生母兩位母親。

1572年，47歲的張居正，名正言順成為內閣首輔，開啟了被稱為明王朝暮色中最後耀眼光輝的十年。前面提到他的政治才幹，下面用一組數字來印證。

張居正死前不久，北京糧倉有足夠的存量以滿足此後九年的需要。除非在緊急時刻不能支取的太倉庫儲藏室裡的存款增加到600多萬兩銀子。太僕寺儲存到400萬兩，南京庫房增加到250萬兩，廣西、浙江、四川省庫平均存款在15萬至80萬兩之間。而在之前16世紀的明王朝，幾乎完全沒有儲備，各地往往因為軍餉發放不到位而引起軍隊譁變，甚至巡撫被殺等惡性事件，國家國庫空虛，在邊防及大型工程方面，一無所為。

從多本記錄明史的書中，我們也可以瞭解到張居正的一條鞭法並算不上成功，全國土地的重新丈量也沒有真正開展就胎死腹中。他對當時的財政制度沒有任何結構上的改革，取得如上成績，是透過個人權勢，而非制度下、立法程式下的長效安排。這也成為張居正在後世史家那裡的政治汙點，尤其是其個人品德上的缺陷，被傳統儒家史家無限放大和批判。無論是他經常以萬曆皇帝的名義對官僚機構施加壓力以推動他的各類方案；還是隨意利用原屬於皇帝的懲罰權利；再或者利用人士任免權將自己的人安插各個政府部門，大搞統一戰線；最關鍵的是，他父親去世，其未能去職而服喪守制。

在中國，無論是古代還是當代，做能吏是一件苦差事。大家喜歡清廉的官員，喜歡能站在道德制高點的官員，但是否是能臣，老百姓不太在乎。萬曆後期的東林黨人也是這麼想，自古以來，這些正人君子考慮的不是做事，而是做個道德標兵，海瑞那樣的，才是好官。1、有能力不貪、2、沒能力不貪、3、有能力也貪、4、沒能力也貪，在民間，對四類官員的認可程度可能排序如上。但實際上，有明一代，或許除了海瑞之外沒有官員能“不貪”而逐漸上位，明太祖“低薪養廉”的思路讓明代官場“潛規則”盛行。而張居正很不幸，他只能排在第三類，他生在了中國，不符合道德標兵的要求。

他任用戚繼光等裙帶關係，讓這些將軍、能吏在職十年之久，保持了政策的穩定，堅定的貫徹了其個人意志；他啟用有事業心，能做事，實幹有革新精神的能吏，而且在中央層面，給予他們充分的信任和支援；他給帝國各地的下屬小弟寫私信，授之方案，然後作為皇帝顧問，批准自己的政策；他沒日沒夜，十年如一日的在大情小事上為這個暮日帝國操勞，補救這個腐朽的官僚機器，為明帝國帶出了一批有才華的人士，也帶來了久違的效率。張居正在位的十年，幾乎做到了那個時代在中國社會傳統政治情況下，人力所能做到的極限。

劍橋中國史的評價是，張居正沒有靠鎮壓行動，能夠和一般在新王朝建立後不久而為人所知的那種聲名赫赫的施政相比。

當然，前面也說道他的改革不徹底，甚至說他只是在靠一己之力進行修補。也是拜太祖朱元璋所賜，老人家廢除宰相之職，顛覆了中國傳統的君權、相權互相制衡的傳統，搞皇帝一言堂，最大限度的中央集權。而讓百官群龍無首，實際上，內閣大學士的官銜並不高，只有四品而已，作為內閣首輔，限於明朝政治治理框架，他沒有立法權，不能創撤機構，甚至無法修改官員薪俸安排。作為名不正言不順的內閣首輔，“通識時變，勇於任事”的張居正要做事，必然要“弄權”，祖宗制度不可改，那只有靠個人“威望”來號令百官了。他當政期間，對全國官員施加了強大的壓力，整個明帝國官僚系統的效率是被他靠個人能力硬壓出來的。當然，他死後，這種反彈是空前的，他的名聲，也就不可能好。

至於，後世對其生活腐化，貪戀錢財的職責，也許並不是完全的空穴來風，但，並不能影響張居正作為一個出色政治家的歷史地位。

查抄張家所獲，據刑部當時所列的清單，共計為：黃金2400兩、白銀17700兩、金器3710兩、金首飾900兩、銀器5200兩、銀首飾10000兩，另有玉帶16條等等。這與神宗原先的估計相去甚遠。張家的財產，後來被運到了北京，共110抬，並沒有什麼值得注目的珍品。據估算，若是把張家的總資產摺合成白銀，大約只有嚴嵩的十分之一二；而與馮保相比，還不到其十分之一。

一個能臣，起碼延續了明王朝半個世紀的氣脈。有何指摘！？

張居正死後被清算，是封建的皇權專制制度之下的必然結果。

父死子繼之下的政治制度，是不可能選拔出秀的人才做領導人的。按儒家內聖外王的理論，王天下者，應該是當時當代最優秀的那個人。在億萬的人口之中，肯定是有一些優秀人才的。從中選擇，就可選出最優秀的領導人。這些人如果當了領導人，就可以帶領國家走上快速發展的道路。可是，家天下的前提之下，選拔人才的範圍，只在家族的幾個人中選擇，不可能選出當代最優秀的人。所以，封建王朝的帝王，大都是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後期，大多是些平庸之人當政，而專權制度的設計，卻又讓這些專制帝王擁有無上的權利。張居正的被清算，就是與這種政治情況相關聯的。

明朝時期，也有所謂的奸臣和宦官專權，比如英宗朝的王振，嘉靖朝的嚴嵩，天啟朝的魏忠賢等。有些論者常常把這些人說的手腕多麼利害，水平多麼高超。其實自己讀一下明史，就很容易發現，有明一朝，自從朱元璋與朱棣父子取消了宰相制度，實行內閣制之外，政治的權利就一直牢牢的把握在皇帝的手裡。所謂的權臣，看似很風光。只要皇帝一旦不需要他了。收回他的權利，他在頃刻之間便灰飛煙滅。什麼都不是了。有人據此也常說，某某皇帝多麼歷害，比如嘉靖。其實，這只是一種假象，在明朝時，君臣之間的鬥爭，正如老闆和員工之間的鬥爭，員工再厲害，如果老闆不順眼了，直接開掉就行了。絕對沒有在本公司內打敗老闆的可能。唯一制勝的方式，就是加入別的公司。而大多數情況下，當時只有一家公司，所以，員工不可能勝利。

但當天下出現第二家公司，或是第三家的時候，這家沒有公平競爭，逆向淘汰產生領導人的公司必然是不堪一擊的。所以，當李自成和皇太極的公司開張營業之後。大明王朝立馬就灰飛煙滅了。

我們想一下，以李自成的水平，假如是張居正或是王陽明這樣的人當皇帝，還有李自成和皇太極混的嗎？

張居正死後被清算的罪槐禍首，到底是誰呢？在當時，許多不明真象的人認為是張四維乾的？為什麼會這樣認為呢？這與當時的政治現實有關。在張居正生活的嘉靖到萬曆年間，明朝內閣之間的惡鬥，達到了中國古代政治鬥爭的頂峰。內閣的鬥爭與歷史上的政治鬥爭相比，是很不同的。歷史上的政治鬥爭，爭的是天下，是帝王，比如曹操與袁紹之爭。但內閣之爭，本質上是奴才之爭。看看張居正之前的內閣鬥爭史，就不得不驚歎。先是楊廷和反對議禮，被張璁取代。因為楊廷和與嘉靖之間，沒有私人情誼，加之又反對嘉靖，所以，他的致仁去位，沒有再翻身的可能。反以，他的繼任者，沒有必要把他給整死。明朝的制度。內閣首輔如果因事去職，次輔升為首輔，如果原首輔再被皇帝任用。現任的首輔，必須後退一步，做次輔。這種制度的設計，本身就是為了讓內閣之間互鬥，因為他們互鬥，就不能威脅到皇位了。

張璁以議大禮上位，當了輔臣。之後夏言同樣以禮儀方面的才能，引起嘉靖的關注。成了輔臣，夏言當首輔的時候，嚴嵩當次輔。嚴嵩為了搞倒夏言，可以說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最終夏言的被殺，還是因為嘉靖態度的轉變。夏言因為和嘉靖的關係比較後，被嚴嵩算計，罷官一次之後，又曾被任用。回任之後，對嚴嵩非常不客氣，嚴嵩只能以裝孫子的絕招來化解，隱忍，並最終把夏言給害死了。嚴嵩上位幹了很多壞事，最終被徐階給搞了下去。徐階上位之後，他遇到的對手就是高拱。按政治鬥爭的水平來說，高拱是鬥不過徐階的。況且，徐階在上位。但是，奴才的鬥爭，與英雄的鬥爭畢竟不同。因為奴才的爭鬥，最終的裁判權是在於主子的。

徐階和高拱合不來，徐階也知道自己最終搞不死高拱。高拱必上位。因為根本的原因是，高拱是隆慶皇帝的老師，老師與學生的感情一般都是很好的。所以，徐階把高拱整下臺之後，自己也退休了。高拱經過兩年的沉澱，果然又被隆慶皇帝招回來了。這時，內閣中真正成為對手的兩個人，就是高拱與張居正了。期間當然也有其它人，比如李春芳，陳以勤，因為算不上高手，所以，只能在過渡時期擺擺樣子。進不了權力的終極角力場。

張居正的上位，最應該感謝的人物，應該就是萬曆皇帝本人。最後整治張居正的也是萬曆。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為什麼這樣說呢？高拱雖然有他的缺點，但絕對是一流的政治家，很有水平。和張居正比雖稍遜半籌，但實際的能力與水平是決不差的。高拱的優勢在於，他和隆慶皇帝有很好的私人感情。假如隆慶不是幹了七年就死了。那麼，他是不會允許高拱致仕的。他和張居正兩個人共同在內閣辦事，不是挺好的嗎？

但張居正是願意屈居第二的，搞走高拱，是他上位的唯一辦法。於是，他就和馮寶一起聯手搞走了高拱。因為馮寶和高拱有仇，高拱阻止了馮寶進升司禮監。馮寶對李太后說的高拱的話，十歲的孩子如何治天下？李太后與小皇帝聽了肯定心驚。可是，如果隆慶多活幾年，高拱是不會出現這問題的。

張居正掌權之後，內閣真正結束了混斗的局面，可以真正的做點事了。為什麼？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小皇帝年紀小。李太后對張居正又非常信任，國家的一切事物，幾乎都是張居說了算。這是張居正的改革能夠取得成效的一個根本原因。

從某種程度上說，張居正掌權與魏忠賢掌權的情況很相似。都是皇帝年紀小，不管事。所不同的是，張居正是真正的政治家。而魏忠賢基本上是一個地痞。政治家的一呼百應的結果，帶來的社會發展的繁榮；地痞流氓一呼百應的結果，就是社會的黑暗。由此也可見，人們普遍希望的聖人在位而天下治的願望是合理的。

張居正做了那些有益於國家的事情，這裡就不重複了。最著名的一條鞭法，考成法等都是人所共知的。張居正之所以受到清算，許多人列舉了他的許多不法之事。諸如貪汙腐敗等等。站在道德的制高點，對其進行批評，證明他的倒黴是咎由自取。這種以今天的道德標準評價古人的作法，其實是很無聊的。

以現在的觀點看，張居正是貪汙了，受賄了。可是，翻遍當時大明朝的官場，你能找出一個乾淨的嗎？可能海瑞是唯一的例外。如果一條道德標準所有的人都做不到，那肯定是這條標準出了問題。

先談談張居正為父奔喪其間坐三十二抬大轎的事，張居正這樣做是為了簡單的擺譜嗎？當然不是。這是一種政治上的需要。張居正的改革，需要政令的暢通。當時的官員和老百姓們為什麼要聽他的話。說白了，人們相信的不是某個人，也不是某個所謂正確的理論。人們相信的是權利。三十二抬大轎，就是一種權利的象徵，以此告訴所有人，我有權力，你們必須聽我的。

張居正家被抄之後的情況，是很能說明問題的。黃金一萬兩，白銀大概十來萬。這個數字，與和張居正同為權利鐵三角之一的馮寶，是上百萬的。非而嚴嵩更是天文數字。據《烈皇小識》記載，一個叫勞永嘉的佈政，到京去謀求巡撫之位，一次帶了六萬兩白銀。而徐階家，光土地一項就有幾十萬畝。以張居正堂堂首輔之尊，當國十年，死後家裡抄出這點銀子，能算是貪官嗎？歷史虛無主義的評價方式，是要不得的。

朱東潤的張居正傳，說到張居正的兒子張懋修被拷問的情形：

有一部堂訊獄問：“汝先大夫與戚帥相結，凡有書問，雖夜中開門遞進，意欲何為？莫非反，有乎？”

懋修答曰：“邊烽緊急，宰相或不得堅臥不省。”部堂意阻。

在當時的情況下，許多人認為張居正的被清算與高拱有關。但事實是，高拱在萬曆六年就死了。一個死人，是不會有這麼大能力的。

張居正的兒子們認為，害他們的人是張四維，他是繼張居正之後的首輔。按上面所說的內閣惡鬥的慣例來看，似乎也對。但是，張居正的被清算不是在生前，而是在死後。張四維已經當上首輔，而張居正已死，也永遠不可能回來了。張四維根本無此必要。況且，張居正開始被清算的時候，張四維已經致仕退休了。

所以，張居正的被清算，很清楚是萬曆皇帝乾的。萬曆對張居正的清算，真正的顯露出他不是一個優秀的政治家，而只是一個任性的庸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個敗家子。

有人說，萬曆清算張居正，是一個青年人對成年人的逆反。這是很有道理的。對於少年萬曆來說，張居正在他的身上，是盡到了類似父親的責任的。問題是，張居正不是萬曆的父親，以封建的倫理來說，萬曆是君父，而張居正是臣子。少年時的管教，換來的是成年人的報復。我覺得，萬曆對張居正的報復，與前幾天報道的高中生弒師案，是很相類似的。

萬曆抄張居正的家，有很大的原因是出於貪財。這一點，是為很多研究歷史的人所公認的。在清算張居正之前，有遼王的次妃出來告發張居正迫害宗親。這個告狀的遼王次妃，肯定是受過高人指點的。在她的狀子中有“鉅萬金寶，盡入張府”的語句，這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勾起萬曆的貪婪。可是實際情況卻是與所說不符的。若真有鉅萬金寶，怎麼可能抄不出來呢？萬曆的貪婪，在歷史上是有名的。許多人都知道明朝有所謂的礦稅，鬧出一些反稅監的鬥爭故事。可是很少有人理會，礦稅實際上是皇帝個人收的。與國家財政無關。其所得，也是全部入皇帝私人腰包。所以，明朝的腐敗其實是皇帝的腐敗。連皇帝都這麼腐敗貪財，當官的怎麼可能清廉呢？

《張居正傳》在說到張居正被清算的後果時，有這樣的話：

居正整頓驛遞，現在官員不得任意乘驛的禁例取消了；居正用考成法控制六部，現在考成法取消了；居正裁汰冗官，現在冗官一律恢復了；居正嚴令不得濫廣學額，現在學額一併從寬了。乃至居正嚴守世宗遺訓，外戚封爵不得世襲，以後也概許世襲了。

真正懂點政治的人都能看出來，張居正十年功夫獲得的這些改革成果，對大明王朝是多麼的重要。可是，萬曆皇帝就這樣一條條廢除了。同時，我們也能看出這些改革廢除之後，多少尸位素餐的人得利了。

可是，張居正的改革，本質上是對大明朝有利的，對萬曆皇帝有利的。可是，他不管這些。不管萬年基業，他認為，這天下是我的，我要錢。

張居正死後，接著當首輔的分別是張四維，申時行，沈一貫，都沒有什麼作為了。並不是他們能力不行。因為萬曆大了，他自己可以做主了。以申時行的聰明，他就不知道張居正的改革對大明朝有利嗎？可是，這天下是你皇帝的，你自己都不在乎，我們還操那些心幹嘛。於是，在萬曆之後，大明朝在魏忠賢的手上又玩了七年，崇禎帝又玩了十七年，便徹底的玩完了。

我們做一個不可能的假設，假如張居正是大明朝的皇帝，會不會出現後來的結果呢？當然，假設只是假設，歷史是不允許假設的。

張居正和曾國藩用同樣的治亂方法，那就是私人武裝。張居正所處的明朝已經搖搖欲墜，政府各種政治勢力互相爭鬥，經濟不好，民生凋零，海防嚴峻。張居正開始受到朝廷排擠，後來改變策略，任用自己人，逐漸開啟局面。但是導致他一家獨大也是弊端。曾國藩所處清朝也是山雨欲來，滿漢之爭，經濟下滑，民眾不滿，太平天國和外部勢力虎視眈眈。曾國藩訓練湘勇，挽救國家，治理亂世。同樣也使得曾家獨大。所幸曾國藩看清楚自己的危險，以張居正為先例，主動清除自己的勢力，還政讓賢才有善終。張居正就是太貪戀權勢了，人都是有弱點的。所以後世總是把諸葛亮、曾國藩尊為讀書人的聖賢，就是這個道理。

當張居正生前的反對派，山東道監察御史江東之、江西道御史李植，從左右太監口中得知，張居正在病故以後，萬曆特別厭惡馮保的訊息後，便決定先從馮保身上下手，然後再看萬曆的態度。為了慎重起見，首先由江東之上疏彈劾馮保的親信徐爵，結果徐爵很快就被逮入獄論死。這樣，萬曆痛惡馮保的態度得到了證實。於是，在萬曆十年（1582）十二月壬辰（初八日）再由李植出面，上疏彈劾馮保12大罪狀。

《明史張居正傳》最後贊曰：張居正通識時變，勇於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謂非幹濟才。而威柄之操，幾於震主，卒致禍發身後。《書》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可弗戒哉！

這就是張居正被秋後算賬的原因。“威柄之操，幾於震主”，這是典型的秋後算賬措辭。說白了就是你掌握權力的時候，沒把皇帝放在眼裡。這是重罪！

張居正確實犯了所有手握重權，大多會犯的錯。權柄在手，目無餘子，居功自傲。他有狂傲的資本。但狂傲必然遭人恨，活著時候奈何不了你，死了也要你身敗名裂。這就是人性了。明朝的大臣在這方面玩的爐火純青，個頂個都是痛打落水狗的好手。

居正自奪情後，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愛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賄賂。

這就是把柄了。張居正雖然能力出眾，但道德操守並不高潔。找他的毛病，一抓一大把。而功高震主就是最大的毛病。他對萬曆皇帝的管教非常嚴格。萬曆內心對他自然早有怨言。親政後對他的清算也算是對他的一種割裂。萬曆是想自己做出一番事業的。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失去張老師的朝堂，不是愣頭青掌控的了的。那些官場老流氓，在“爭國本”中徹底讓萬曆見識了厲害，徹底受挫的萬曆，從此躲進深宮，至死也沒有出來。

張居正死後被清算，是必然。封建社會，做大事的人，大多得不到善終。在以人情為首，法理為輔的社會，很多都是人禍。張居正也不過是某些人一逞個人私慾的踏腳石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