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十年的詩歌創作
一、早期白話詩
“五四”文學革命在創作實踐上是從白話詩的寫作開始的，胡適《文學改良芻議》中的“八事”相當一部分是對詩歌革命而發的，如反對用典對仗、反對舊詩詞的無病呻吟、濫用套語，主張廢駢等。劉半農在《我之文學改良觀》中，也積極鼓吹詩歌革命，提出“於有韻詩之外別增無韻之詩”等具體意見，1919年胡適又發表長篇論文《談新詩》，提出一系列新詩的建設性意見主張。在白話詩理論的指導下，白話詩的創作逐步形成風氣。並湧現出第一批白話詩人，如胡適、劉半農、周作人、沈尹默、康白情等。
早期的白話詩“不重想象”的平實化傾向首先受到創造社詩人的挑戰，創造社把“情感”與“想象”作為的基本要素加以突出與強調，郭沫若的》女神《使詩的抒情本質與詩的個性化得到充分重視與發揮，大膽的想象讓詩的翅膀真正飛騰起來，使《女神》成為中國現代新詩的奠基作。
從內容上看，大多描寫愛情，這大量的愛情詩既顯示了他們的共同特點，又是他們對中國新詩的獨特貢獻。他們敢於衝破封建倫理道德的羅網，毫無顧忌地大膽坦率地抒寫男女之間的傾慕與愛情，在此之前，歌頌愛情的自由詩沒有湖畔詩派這麼大膽，真切、熱烈而又未流入庸俗猥褻。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中指出“中國缺少情詩，有的只是‘憶內’‘寄內’，或曲喻隱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戀愛者絕少，為愛情而歌詠愛情的更是沒有。”而“真正專心致志做情詩的是‘湖畔’的四個年輕人”。
文學革命”之初，在白話與文言的激烈交鋒中，胡適等提出口語入詩，使詩掙脫了幾千年舊詩的桎梏，但伴隨著這種詩體的大解放，卻出現了新詩散文化的傾向，詩人們對新詩要求在形式上打破五言七言的格式，在音節上打破平仄，廢除押韻，出現大量的近式散文分行的“無韻詩”，並強調自由抒寫，隨心所欲，使新詩似Mustang脫韁，各自賓士，沒有共同遵守的格律要求，從而給當時詩壇造成一定的混亂。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以徐志摩、聞一多為代表的新月派開始大力提倡新格律詩，1926年聞一多在《詩的格律》中，提出詩的三美，即認為“詩的實力不獨包括音樂的美、繪畫的美，並且還有建築的美。”徐志摩枯《詩刊弁言》中也提出詩與音樂、美術是同性質的，應注重“新格式與新章節的發現”，因為“完美的形體是完美的精神的唯一表現。”
第一個十年的詩歌創作
一、早期白話詩
“五四”文學革命在創作實踐上是從白話詩的寫作開始的，胡適《文學改良芻議》中的“八事”相當一部分是對詩歌革命而發的，如反對用典對仗、反對舊詩詞的無病呻吟、濫用套語，主張廢駢等。劉半農在《我之文學改良觀》中，也積極鼓吹詩歌革命，提出“於有韻詩之外別增無韻之詩”等具體意見，1919年胡適又發表長篇論文《談新詩》，提出一系列新詩的建設性意見主張。在白話詩理論的指導下，白話詩的創作逐步形成風氣。並湧現出第一批白話詩人，如胡適、劉半農、周作人、沈尹默、康白情等。
早期的白話詩“不重想象”的平實化傾向首先受到創造社詩人的挑戰，創造社把“情感”與“想象”作為的基本要素加以突出與強調，郭沫若的》女神《使詩的抒情本質與詩的個性化得到充分重視與發揮，大膽的想象讓詩的翅膀真正飛騰起來，使《女神》成為中國現代新詩的奠基作。
從內容上看，大多描寫愛情，這大量的愛情詩既顯示了他們的共同特點，又是他們對中國新詩的獨特貢獻。他們敢於衝破封建倫理道德的羅網，毫無顧忌地大膽坦率地抒寫男女之間的傾慕與愛情，在此之前，歌頌愛情的自由詩沒有湖畔詩派這麼大膽，真切、熱烈而又未流入庸俗猥褻。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中指出“中國缺少情詩，有的只是‘憶內’‘寄內’，或曲喻隱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戀愛者絕少，為愛情而歌詠愛情的更是沒有。”而“真正專心致志做情詩的是‘湖畔’的四個年輕人”。
文學革命”之初，在白話與文言的激烈交鋒中，胡適等提出口語入詩，使詩掙脫了幾千年舊詩的桎梏，但伴隨著這種詩體的大解放，卻出現了新詩散文化的傾向，詩人們對新詩要求在形式上打破五言七言的格式，在音節上打破平仄，廢除押韻，出現大量的近式散文分行的“無韻詩”，並強調自由抒寫，隨心所欲，使新詩似Mustang脫韁，各自賓士，沒有共同遵守的格律要求，從而給當時詩壇造成一定的混亂。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以徐志摩、聞一多為代表的新月派開始大力提倡新格律詩，1926年聞一多在《詩的格律》中，提出詩的三美，即認為“詩的實力不獨包括音樂的美、繪畫的美，並且還有建築的美。”徐志摩枯《詩刊弁言》中也提出詩與音樂、美術是同性質的，應注重“新格式與新章節的發現”，因為“完美的形體是完美的精神的唯一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