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曹操的魏王封地就在鄴城，許都哪有自己的老巢舒服。其次皇帝畢竟還是皇帝，就算不朝見漢帝，名義上也受羈縻。在天子腳下，為臣者有大事需向皇帝請示，皇帝應允還好說，不應允而行，難免有輕君之嫌。為避免皇帝干涉，曹操就必須離開許都。鄴城自然也有其地理優勢可控制河北：鄴有漳水之利，這是河北平原大力發展農業的基礎；西有太行之險、南有黃河屏障之餘，交通便利，此為鄴城累成魏晉南北朝首都的原因。曹操常駐鄴城可是一步妙棋，在鄴城建魏都實際上就是另立一箇中央，而又設司直監察百官，也有留府長史鎮許都，心腹必就平定吉本之亂，皇帝的侍衛也是曹操的人。事實上曹操不在京都，也能最大限度控制漢官。

鄴城是古代著名都城，其遺址範圍包括今河北臨漳縣西（鄴北城、鄴南城遺址等）、河南安陽市北郊（曹操高陵等）一帶，遺址主體位於河北省臨漳縣境內。

鄴城相傳建於公元前7世紀的齊桓公時期（春秋時期），公元前5世紀魏文侯曾經在此建都（戰國初期），兩漢時期鄴城為魏郡治所，東漢末年冀州治所被設立在這裡。

190年袁紹自領冀州牧，不久又兼併了幷州、青州、幽州，鄴城遂成為袁紹勢力的政治中心。204年曹操大破袁紹，佔據了原來袁紹的地盤，也將鄴城作為自己的政治中心。曹操在自己的官位問題上，也學袁紹自領冀州牧，進一步自封為丞相、魏公、魏王，以鄴城為根本重地而常駐此地，順理成章。

於是，當時的中原地區名義上的都城還是漢都許（今河南省許昌市），實際的政治中心卻是丞相府和魏都所在地鄴城，一直到曹丕篡漢後的第二年（221）定都洛陽，鄴城才降為陪都。

但是，鄴城的地位一直很高。左思《三都賦》寫的魏都就是鄴城，與蜀都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和吳都建業（今江蘇省南京市）並駕齊驅。

之後的鄴城先後是後趙、冉魏、前燕、東魏、北齊的都城，在十六國和南北朝時期一直是北方舉足輕重的一方重鎮。

直到北周相州（治所在鄴城）總管尉遲迥因為丞相楊堅篡奪北周皇位，舉兵討伐楊堅，楊堅在征討打敗尉遲迥後，“徙居民南遷四十五里，以安陽為相州理所，仍為鄴縣”，而且“焚燬鄴城”，鄴城原址才連一個縣治的地位也沒法再維持——從楊堅的目的看，當時位於西方的北周及其後繼者隋已經對東方形成壓倒性優勢，關隴軍事貴族不能允許中原東部有一個具有歷史淵源和實際地利之便的政治中心成為敵人的憑籍。

後來的東魏，西魏，乃至唐末朱溫，徐溫等梟雄都採取了同樣模式，傀儡皇帝和權臣不在一個城市。元善見在鄴城，高歡在晉陽;元寶炬在長安，宇文泰在同州;李燁在洛陽，朱溫在汴州，等等。權臣和皇帝不見面，坐鎮于軍事要地，遙控朝廷。

曹操應該是從以下幾方面考慮，才只住封地，而不是許都。

一、禮的約束，不自由，懶得見漢獻帝

雖然說“曹操協天子以令不臣”，漢獻帝是他手中的傀儡，但是再怎麼說你曹操也是個臣子不是？逢年過節是不是得朝見？一舉一動都受到約束，凡事要請示，沒有私人領域。如果不按禮來，會被那些朝中老朽說三道四，所以離遠點舒心！

二、為個人安全考慮，離漢獻帝遠點，安全些。

漢獻帝無時無刻不想擺脫曹操的控制，建安五年正月的衣帶詔事件、建安十九年伏皇后央求父親誅殺曹操事件，無一不是想要曹操的命，曹操殺了很多有關聯的人，甚至皇后，但就是不殺獻帝，因為獻帝是他對全國發號施令的依託。

如果他住在許都，朝中的一些士族集團說不定哪天配合獻帝把他給幹掉了，在皇帝面前是不安全的，離皇帝遠點，只要牢牢控制著朝中大權和軍隊實力，獻帝是沒奈何的。

三、鄴城的重要性決定了曹操住在鄴城

鄴城是曹操封地魏國的治所，丞相府設於此名正言順；一旦發生什麼事，曹操可以快速方便地行動，不需要親自去跟漢獻帝請示耽誤時間；鄴城是軍事重鎮，曹操親自坐鎮，北方外敵不敢輕舉妄動；鄴城經濟發達，物資供給豐富。

基於以上原因，建安年間曹操喜歡住在鄴城而不是許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