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可以不投江自盡的。

　　就像他最後披頭散髮在水澤邊吟唱時，遇到的那位漁翁所說的，聖人應該能夠做到“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沒有必要“握瑾懷瑜”，而遭到眾人的排擠。換言之，聖人是應該不那麼死心眼，可以在俗世中隨波逐流、同流合汙乃至醉生夢死中活下去的。周遊列國十幾年，四處碰壁，混得活像“漏網之魚”、“喪家之狗”的聖人孔子，雖然不能說他隨波逐流、同流合汙、醉生夢死了，但是，“不凝滯於物”、“與時推移”，沒有自尋短見，卻是不爭的事實。

　　但屈原，終於還是縱身一躍，任由滔滔的汨羅江水，吞噬了他寶貴的生命。屈原之死，固然是人間悲劇，令人惋惜不已。但是，我們又必須承認，屈原的死是有意義的：他堅守了自己積極負責的人生態度和美好的情操品德。

　　中國民間延續了上千年的端午節吃粽子、賽龍舟的習俗，都跟屈原有一定的關係，可以說是對屈原之死的一種祭拜。古往今來，沒有幾個人能夠享受到這樣的哀榮。

　　屈原之死，原因有四：一是他太有才能，二是他忠君愛國，三是他堅守原則，四是遭遇暗君奸臣。四者之中，減去任何一項，他都不必以死求得解脫;四者兼備，他就別無選擇，只有一死了之。

　　屈原的才能，《史記》屈原列傳中有“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的記載。這大概是史家根據屈原擔任楚懷王左徒(張守節認為相當於唐代的左右拾遺一類的官職，品級並不高)期間的表現，歸納出來的。擁有這些才能的屈原，在同僚之中，一定是出類拔萃的。加上一度又受到楚懷王的器重信任，“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不用說，屈原的仕途，前程似錦。

　　歷史、人生的經驗告訴我們，人的才能是一柄雙刃劍：刃的一面是，能助本人通往成功，實現理想;刃的另一面是，容易招致他人的嫉妒、誣陷。屈原的同僚上官大夫，這位跟屈原爭寵的奸佞小人，一次在屈原沒給他看為懷王起草詔令的草稿後，他便向懷王進讒，說：“大王讓屈平起草詔令，他一定會張揚得無人不知，每次寫好詔令，他都自我表功，好像除了他，別人都是寫不出來的。”楚懷王聽後，一怒之下，便疏遠了屈原。使屈原嚐到了“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滋味，使他“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遭疏遠排擠之後，屈原自身的委屈還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這期間，因為秦國使者張儀的離間與欺詐，因為懷王的“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信任上官大夫、令尹子蘭而疏遠屈原，楚國的處境日益危險，兵挫地削，直至後來楚懷王本人也被秦國扣留並客死在那裡，只落得一副屍首被運回楚國下葬，遭到天下人的恥笑。屈原眼睜睜地看著這些事情的發生，而無力扭轉。楚懷王死後，其長子頃襄王繼位。這頃襄王也不是個頭腦清醒的國君，繼續任命當初勸懷王入秦、遭百姓怨恨的弟弟子蘭為令尹。

　　屈原因為心繫懷王，在《離騷》中表達了希望懷王安全返回楚國，希望頃襄王能夠遠離奸佞，希望楚國改變陋俗(指大臣之間的妒賢嫉能)，“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結果，這惹惱了令尹子蘭，子蘭唆使上官大夫在頃襄王面前詆譭屈原。這一次，屈原的情況比懷王時被疏遠，被打發到齊國出差，還要糟糕：他被頃襄王放逐到了楚國江南地區。

　　屈原到江南之初，“被(披)發行吟於澤畔”。這一回的放逐，屈原對楚國、對自己的人生都已經徹底感到了絕望，這位披頭散髮在澤畔行吟的詩人，“顏色憔悴，形容枯槁”。顯然是世外高人、言談不俗的漁翁，他的一番處世箴言，也無法打動屈原，屈原還是堅持自己“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的理念，不願意以自己的清醒潔淨之身去容忍他人的昏暗汙濁。中國歷史上最多愁善感的男性詩人，最終還是作出了“寧赴常(長)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蠖乎”的決定!

　　屈原死去幾十年後的公元前223年，楚國被秦國所滅。

　　兩千多年過去了，楚懷王、頃襄王、上官大夫、令尹子蘭、鄭袖，這些曾經給屈原造成過無法排遣的憂愁煩惱的君臣們，早已灰飛煙滅，只留下一個個遭世人恥笑的名字，而屈原，卻永遠地活在人們的心中，受著人們代代相傳的尊敬與懷念。

　　屈原之所以成為千古不朽的人物，除了他那些如日月懸掛天空、深受人們喜愛的詩賦(李白有言“屈平詞賦懸日月”)，還有他殷切的愛國之情，“哀民生之多艱兮，長太息以掩涕耳”，他發自肺腑的恤民之情，還有他不隨波逐流，不同流合汙，寧做失響黃鐘、不做雷鳴瓦釜的高潔品性。屈原的詞典裡，沒有妥協二字。他最終的選擇，實際上就是如下八個字：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首先弄清楚一點。孔子所在春秋時代是百家爭鳴，群雄爭霸，不拘一格。作為飽讀詩書計程車人，即使今天不得志，明天就可能被慧眼識珠，鹹魚翻身，大展宏圖。 屈原所處的時代，趙齊雖尚能一戰，但一旦強楚被秦玩弄於股掌之間，六國合縱基石已毀，基本就大局已定了。你讓屈大夫到哪兒遊說諸侯去? 而秦是當時的實用主義超級大國，也沒有屈原這種文藝範貴族的市場，他去其他國家也沒有實際意義。死國反倒是一個不錯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