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認為，在詞的發展史上，李煜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人物，他說：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仕大夫之詞。最早的詞作見於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唐代敦煌曲子詞和雲謠詞，用品讀唐詩的的觀點看，十分鄙俗，多是些男歡女愛、相思之怨。當時的詞主流屬於民間流行的一種文學方式，就像一棵沒有經過剪裁的桂樹，更像一塊未雕的璞玉。李煜的出現，擴大了詞要表達的內容，給詞的創作帶來新的血液。李煜以自己高深的文學修養和藝術功底，自覺的創作意識，把單一的內容擴大了，再加上他從身為帝王到為人捋掠的前後反差，自身情感、家國的變遷，使詞這種原本“膚淺、輕薄”的文學方式內涵擴大和豐富起來。試想，李煜之前的哪個帝王曾經這樣自覺地使用詞的方式抒發自己的離家之仇、亡國之恨。
王國維給李煜以從高的評價。王國維引用尼采“一切文學，餘愛以血書者”這句話為前提，進一步說：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然後他拿北宋徽宗趙佶類比，說，趙佶的詞作不過是“自道身世之戚”，而李煜的詞則是儼然有釋迦牟尼、耶穌基督擔負人類罪惡的意思。對於二人的評價，高低可見。李煜和趙佶是中國歷史上最相類似的兩個帝王：都是從小錦衣玉食、都是末代皇帝、都被俘虜、文學造詣都頗深、都對文化發展做出貢獻。但王國維認為趙佶的詞作只是嘮叨嘮叨自己的不幸，而李煜則在感嘆自身不幸的同時，把這種不幸放大、推及、延展和引申出新的含義，由此想到家庭、國家，及易引起讀者的共鳴。這也就是文學作品的功用之一吧。
王國維認為，在詞的發展史上，李煜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人物，他說：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仕大夫之詞。最早的詞作見於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唐代敦煌曲子詞和雲謠詞，用品讀唐詩的的觀點看，十分鄙俗，多是些男歡女愛、相思之怨。當時的詞主流屬於民間流行的一種文學方式，就像一棵沒有經過剪裁的桂樹，更像一塊未雕的璞玉。李煜的出現，擴大了詞要表達的內容，給詞的創作帶來新的血液。李煜以自己高深的文學修養和藝術功底，自覺的創作意識，把單一的內容擴大了，再加上他從身為帝王到為人捋掠的前後反差，自身情感、家國的變遷，使詞這種原本“膚淺、輕薄”的文學方式內涵擴大和豐富起來。試想，李煜之前的哪個帝王曾經這樣自覺地使用詞的方式抒發自己的離家之仇、亡國之恨。
王國維給李煜以從高的評價。王國維引用尼采“一切文學，餘愛以血書者”這句話為前提，進一步說：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然後他拿北宋徽宗趙佶類比，說，趙佶的詞作不過是“自道身世之戚”，而李煜的詞則是儼然有釋迦牟尼、耶穌基督擔負人類罪惡的意思。對於二人的評價，高低可見。李煜和趙佶是中國歷史上最相類似的兩個帝王：都是從小錦衣玉食、都是末代皇帝、都被俘虜、文學造詣都頗深、都對文化發展做出貢獻。但王國維認為趙佶的詞作只是嘮叨嘮叨自己的不幸，而李煜則在感嘆自身不幸的同時，把這種不幸放大、推及、延展和引申出新的含義，由此想到家庭、國家，及易引起讀者的共鳴。這也就是文學作品的功用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