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明託宋代，實寫明代。這裡面有社會、歷史、政治因素。《金瓶梅》的筆端指向社會的腐敗，作者把《金瓶梅》寫的很黑暗，書中就沒有一個好官，官場全線崩潰。這樣一部反腐小說，以情色面貌出現，作為明代人的作者蘭陵笑笑生，如何可以直抒胸臆地說：我的小說就是批評當朝的？他必須藉助一個時空的轉換，說是前朝的事，才能避開政治迫害。

《金瓶梅》故事以《水滸傳》中武大郎與潘金蓮、西門慶的多角關係為引子，引出了明中葉社會的奇觀。《水滸傳》說的是宋代宋江起義，《金瓶梅》自然以宋代社會為背景，說宋代東平府，及其清河縣、臨清縣的事情。但是《金瓶梅》不過是借宋說明，明著說宋代，實則指向明代。類似的手法在《儒林外史》也有，借明說清。

《金瓶梅》有段論述，把故事背景定位為宋徽宗時期。“看官聽說：那時宋徽宗，天下失政，奸臣當道，讒佞盈朝。高、楊、童、蔡四個奸黨，在朝中賣官鬻獄，賄賂公行，懸秤升官，指方補價。夤緣鑽刺者，驟升美任；賢能廉直者，經歲不除。以致風俗頹敗，贓官汙吏，遍滿天下，徭役煩賦重，民窮盜起，天下騷然。不因奸佞居臺輔，合是中原血染人。”（第30回）

《金瓶梅》中的這段名言概括了朝綱紊亂，君荒臣縱，官場腐敗的社會現實。不過是作者的障眼法。通常對當朝批判的作品，我們稱之為批判現實主義，但是批判現實，從來在本時期都是不受歡迎的，只有到了後面一個時期，才會被肯定。《金瓶梅》作者自然知道。他有意識將對皇權、官場的批評，隱含在情色小說的外套裡，讓官方看到其“黃”，而忽略其姓“金”。政治傾向明顯，矛頭指向當權者，必然會招來殺生之禍。話說前朝，諷刺前朝，對前朝否定，就可以避開鋒芒，避免麻煩。

而《金瓶梅》涉及的人物，其實都是有所指的，在宋朝故事幌子下，批評當朝。明代很多人物、史實、地點、衙門、官職、事件，都在《金瓶梅》找到影子。因此，《金瓶梅》假託宋朝，實寫明朝，研究、分析《金瓶梅》就必須聯絡明朝，而不是宋朝。

我研究《金瓶梅》，認為時代背景是明武宗的正德朝，成一家之言，已有多位專家呼應這個觀點。可以參閱拙著《金瓶梅風物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

你說的是對的

明朝作為古代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巔峰期，人們的娛樂方式更加多樣化、大眾化，像一些戲曲小說更加通俗易懂的得到較大發展。

《金瓶梅》的作者是明朝人，不免受明朝民間生活習俗思想的影響，所以對明朝的生活描寫的更加深刻，而對於宋朝的事物只能透過史書雜記來了解古代對於文字事物的都有“文字獄”一說，所以作者借古諷今能更好的傳播。

像《水滸傳》、《西遊記》都是此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