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的講，時移世易而已。不同的時代形勢，一定會讓當世君王做出不同的選擇。

春秋戰國時期，是諸侯並起逐鹿天下的時代，而孔子的學說目的是要恢復“周禮”。別的不說，就單說這條，就不可能受到當世國君的重用。

我重用你了，你卻要我恢復周禮，去給周王當臣子啊？哪有這等事情。那時候的國君都是有野心的，所以在那個諸侯相互征伐的年代，唯有兵家和縱橫家才是適應當時君王們最迫切需求的。

而漢武帝時期就不一樣了。那時候的漢朝經過了文、景兩朝皇帝的治理，國力已經恢復過來了。而且最終促成“獨尊儒術”這一結果的，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先說第一點。

早在漢高祖時期，儒家是很不受待見的，一個很經典的段子就是劉邦同學居然用儒生的帽子當尿壺用。多虧那時候三位儒生的努力，才讓儒家取得了一些地位。

陸賈：漢朝初立，劉邦向他詢問治國之策的時候，他提出要“文武並用”，這樣才能長久，把儒家的仁義禮樂和法家的嚴峻刑法結合起來，劉邦採納了這個建議。這也是以後漢代統治者的基本政策“霸王道雜之”的基礎。

賈誼：他繼承戰國時期的民本政策，同時還主張把仁政和刑法結合起來，和陸賈的思路有相通之處，兩者都為儒家思想進入制度層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叔孫通：漢朝剛建國的時候，跟劉邦打天下的那幫老部下們，都是一群大老粗，在劉邦面前隨意慣了，上朝的時候幹啥的都有，劉邦為此很是苦惱，於是叔孫通向劉邦建議要建立禮樂制度，效果很是不錯，這讓劉邦很滿意，於是儒學終於在制度層面紮下了根。

除了這幾位儒者，文景二朝的時候，還有很多儒生在努力的發展著儒家的理論，傳承者孔子的道。也正是因為如此，儒家的理論才始終為統治階層所瞭解，否則也不會有漢武帝獨尊儒術之舉。

然後說第二點。

武帝本人就對儒學很感興趣，這和儒生們堅持不懈的向統治階層普及儒家觀點有很重要的關係，此其一。其二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漢代社會發展情況，由於漢代初立時，百廢待興，中央政府對如何治理國家還沒有一套完整的理論，雖說“漢承秦制”，但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訓一直在提醒著統治者不能嚴峻刑法治理國家，但是僅靠黃老之學，也是沒有辦法建立起一個有效的社會秩序的，更何況如果中央政府長期不作為很有可能造成國家分裂，“八王之亂”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所以這時候就需要一個有相對完整又有進取精神的理論來中和法家的治國政策。儒家學說，就這樣迎來自己的歷史機遇，在公孫弘和董仲舒的努力之下，武帝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理論，這才讓儒學一躍成為官學。

最後說第三點。

為何需要穩固政權？上文也說了，中央政府總是奉行無為政策的話，那麼長久下來必然損害其威信和凝聚力，另外從秦朝開始，政府就致力於建立一個統一的服務於政治的學術話語體系，漢初的情況是，中央政府和分封的諸侯王都在弄這樣一個體系，這就有點爭奪話語權的意味了。淮南王劉安召集賓客寫的《淮南子》雖然沒有政治企圖，但依然遭到了武帝的打擊，這件事就可以看得出這獨尊儒術已經超出了學術之爭範疇，變為權力之爭了。

綜合以上三點，漢武帝推行的獨尊儒術這個看似不近人情的政策，實際上是漢代能夠實現多年統一的很重要的一環。

廢黜百家，獨尊儒術。據說董仲舒提出來的，為漢武帝採納。然而，這麼大的一件歷史大事，《史記孝武帝本紀》卻不見有文字記載。

漢武帝若採納董仲舒的建議，必然十分信任董仲舒。然而正相反，史記記載，漢武帝對董仲舒極不信任，罷了董仲書的官，還差一點要了董仲舒的腦袋。

《史記儒林列傳》：

，，。中廢為中大夫，居舍，作《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

中國文化之悲哀啊。

許多似是而非的問題，卻以訛傳訛，廣為傳播，以至成了真實的存在。

如，《易傳》論陰陽成了《易經》有陰陽；無為而治，《論語》孔子曰的，張冠李戴成了《道德經》老子言的；農曆是太陽曆與月亮歷合曆，受陰陽學說影響，稱陰陽合曆倒也說的過去，可硬是去掉“陽曆”，農曆成了“陰曆”，，，。

為了抬高儒家的地位，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獨尊儒術，大肆宣傳。可是，也不想一想，獨尊儒術與焚書坑儒，有什麼本質區別，不都是文化獨裁嗎？

漢武帝獨尊儒術，這麼一件歷史重大事件，司馬遷在《史記孝武帝本紀》為什麼沒有記載，反而在《史記儒林列傳》，記載了漢武帝差一點要了董仲舒的腦袋？

腦子不夠用？

回答這一問題，要從兩個維度思考。一個維度是從儒家自身思考，第二個維度要從漢武帝時期的西漢政府思考。

一、儒學維度

春秋戰國時期，因為社會形勢的急劇變化，思想文化領域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漢書·藝文志》將“百家爭鳴”時期的主要學派分為十家—儒、墨、道、法、陰陽、名、縱橫、雜、兵、小說等；劉歆在《七略·諸子略》中將小說家去掉，稱為“九流”，這就是所謂的“十家九流”。他們之間互相詰難，甚至針鋒相對的提出相反的觀點，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思想啟蒙運動，德國學者雅思貝爾斯將這一時期稱為“軸心時代”。

大眾印象中，“百家爭鳴”是以儒家最終勝出而告終的。事實上，哪怕直到現在，傳統上的“十家九流”沒有哪一個學派、哪一種思想是最後徹底的勝利者。

“百家爭鳴”中影響最大的是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儒家學說的核心理論是“仁”和“禮”，體現到政治領域就是要行仁政、以王道治天下。但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學派雖然聲勢浩大、影響範圍極廣，但並不被各國統治者所接受，這當然是與當時列國需要爭霸相關的。但另一方面也有先秦儒家思想並不完全為王權服務有關。孔子講“仁”要求統治者愛惜民力；孟子講“仁政”，甚至於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主張，這樣要求限制君主權力的主張無論在任何時代都不會成為國家主導的主流思想的。

當時與儒家學說並稱“顯學”的是墨翟創立的墨家學說。墨家學說代表了平民的利益，特別是手工業者的利益，主張“兼愛”、“非攻”和“尚賢”。墨家思想雖然一度成為戰國時期的顯學，其思想也被其他學派廣泛吸收借用，但是到了戰國後期就因不受重視而逐漸衰落了。

法家是戰國時期的重要學派之一。法家學派主張以法治國，其代表人物如李悝、吳起、商鞅等人都依靠其理論主持過某個國家的變法，但是他們的結局往往都很慘。當然秦國最終能夠一統六國最終依靠的是法家學說，但最終秦朝二世而亡的結局也是與法家學說密切相關的，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百家爭鳴”時期另一個重要學派是道家學派，道家學派在政治上的理念是“小國寡民”、“無為而治”。漢初，由於百業凋敝，整個社會經濟急需恢復發展，所以道家學派的“黃老之學”成為了國家採用的政治理念。

由以上可知，儒家在西漢武帝之前沒能成為國家的統治思想是有多種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先秦儒家思想講求“仁政”、“王道”，這與後世儒家思想體系是有很大差別的，也是不可能在列國相爭的局勢下為各國君主採用的。

二、西漢武帝時政府的維度

西漢武帝時，社會經濟狀況大幅好轉，但國家卻面臨著“內憂外患”：內部，中央集權不力，造成中央與地方矛盾尖銳；外部，匈奴雄峙塞北，時刻威脅漢王朝的統治。漢武帝僅僅依靠建國之初的“黃老之學”已經無法解決面對的問題，這就急需一種新的思想體系來彌補這一國家需求。

此時，董仲舒及其學說應時出現了。董仲舒是推陰陽而“為儒者宗”的一代大家，他思想的核心是用神學的觀點來論證皇權和統治秩序的不可侵犯性，在這一理論下，只有皇帝主導的“大一統”才是天經地義的。

在社會秩序上，董仲舒將源於韓非的“三綱”理論發展為“三綱五常”，講求臣子對君主的愚忠，這當然受到了漢武帝的青睞。但董仲舒的“三綱五常”顯然違背了孔子“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的觀點，這一點是大多數人不曾注意的，同樣也是大家誤會孔子很大的一個地方。

董仲舒新建的儒學體系實際上是在法家韓非理論的基礎上，摻雜入陰陽家的部分理論，然後披上儒家外衣而形成的，這就是我們常講的“外儒內法”了。董仲舒這一理論的核心依然是要加強君主的權力，鞏固君主的專制地位。

正是因為董仲舒改造的儒學體系符合漢武帝時期的國家需求，從而一躍成為國家層面的主流思想。但這種思想已與孔孟時代的儒家思想有著極大的區別了，甚至於在治理國家方面有著本質性的區別。所以談及儒家思想，一定要分清儒家思想不同的發展階段，一味地將某些東西都推到儒家、推到孔子身上是不明智的。

一 漢武帝所推崇的儒學，其實是和各種學說雜糅、改動之後的學說

漢朝剛建立時，由於經過了長年戰爭，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這時候的第一要務是恢復生產力。所以採用的是“黃老學說”，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經濟上實行輕徭薄賦，社會比較穩定。經過文景兩代皇帝后，漢朝的國力已經得到了很大的恢復，但問題也隨之出現。

既得利益者佔據了大量財富，對農民的壓迫和剝削也逐漸加重，尤其是漢武帝長年用兵，使得社會矛盾進一步加劇。而且，漢武帝急需從政治上和經濟上進一步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這時候漢朝此前一直信奉的“黃老之說”、“無為而治”顯然是不行了，需要找一套新的學說來維持統治。

（孔子）

就在這個時候，董仲舒向漢武帝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是要廢除其他的學說，結束先秦時期百家爭鳴的景象，將儒家學說作為唯一官方正統學說，這個提議被漢武帝接受了。

不過，董仲舒說提出的儒學，已經不是春秋戰國時期儒家思想的原貌，而是將周代以來的宗教天道觀和陰陽、五行學說結合起來，吸收法家、道家、陰陽家思想，建立了一個新的思想體系，核心是三綱無常，以君權為最高原則，宣揚君君、父父、臣臣，每個都有自己的固定位置，不得僭越。此外，董仲舒還提出了“天人感應”、“天人合一”的理論，給皇帝披上了一層神權外衣。董仲舒的這套“新儒學”，其實是改造過的儒學，目的是為了加強皇權，維護君主專制。

（董仲舒）

即使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的“新儒學”，但也只是表面上推崇儒家思想，實際操作上是依賴法家思想的，這就是所謂的“內儒外法”。這一點在漢宣帝與漢元帝之間的對話可以看出來。

宣帝曾多用刑吏，當太子(元帝)向他建議多用儒士時，他回答道：“漢朝自有漢朝的法令制度

，霸道、王道兼而有之，如果只用德教，怎麼能治理好國家呢？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其實，漢宣帝這話也可以對孔子說，孔子的主張太理想化了，與現實世界格格不入，這也是為什麼孔子周遊列國，卻終生不得重用的原因。如果漢武帝時期，孔子還活著，那肯定是掌管太學，也就是西漢時期全國最高的教育機構，當一個閒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