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簡單，孔子稱禮壞樂崩本身就是反春秋各諸侯國不遵守禮樂制度，主張恢復周制禮法。恢復周禮就意味著不能稱霸，還是周王室是老大。這種想法，各諸侯群雄怎麼會認可。

反過來，春秋時代大量投各諸侯所好遊走於各國的獻策者才吃香。因為各諸侯都有了發展壯大自己以圖霸業的需求。孔子逆潮流而動，誰願意真正搭理他。孔子本人又是一個只走上層路線的人，他都看不上底層階級，也就沒有民間基礎，影響力自然有限。老子把罪責歸咎於權貴，憤然離去。墨子更多是一種大愛、和平、平等思維，所以墨家發展出龐大組織。

等到了和平時期，孔子這種講述仁義忠孝以及等級禮法的學說自然符合統治者需求。所以被重視只是時間問題。除非大愛平等思維深入人心，那統治者就不敢這麼幹。所以孔子學說能發揚光大基本還是政治需要，與學說好不好沒關係。對比老墨孔孟，其實最有聖人人格的孔子排末尾。老子基本都是為底層百姓說話，民之飢，是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聽聽這句話，就知道老子什麼態度。墨子直接是一種理想化的大愛思維，而且明鬼意思就是要宗教信仰，很有現代思維。孟子也說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孔子則說，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意思是你連討論上層的權力都不該有。

當然孔子也非一無是處，很多至理名言是很有道理的。敬鬼神而遠之雖然是周代人本位思維的延續，但他總結的很好。以直抱怨也是最科學的，以德報怨別看境界高，其實很不衛生。因為人想要心態拉平，必然要對等。不對等會讓人永遠耿耿於懷。就好比中韓沒有對日本實施報復，所以就最耿耿於懷。美國佬就根本沒有這個心態。

一、儒家思想對君王和平民有不同要求

首先在看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需要知道，儒家學說在戰國時期，主要代表形式就是王道。王道對於君臣以及平民有著不同的要求，對於君王要求是德才兼備，並且要用仁義來治理天下，君主不能夠只貪取自己的利益，而將臣子和平民百姓們的利益放在後面；也不能讓一個國家完全沉浸在對利益的追求當中，它應該完全的以民為根本，以百姓的發展為這個國家的核心，這是君主在得這一方面的體現。

其次，君主要透過一種政治清明的手段，來達到讓百姓們安居樂業的目的，這是君主在這一方面的體現；對於臣子，儒家講究要服從自己的君主，但是同時它也要有自己的思想。作為一個臣民，他要聽從於君主的安排，但是卻不能夠做自己君主的附屬，也就是說不能夠去阿諛奉承，其所要絕對忠誠的是自己的國家，所要尊奉的是一種以國家的繁榮發展為核心的理念，而遵從君主只是遵從國家的一個具體的體現而已。

二、平民要積極入世，為君主分憂

而對於平民百姓，它的要求積極入世，也就是說透過自己的才學和對社會的認識來為自己的國家做出貢獻，來為君主分擔治理國家的負擔，為這個國家的共同發展作出自己的努力。所以我們可以看出在那個時候，儒家所要求的君主臣子和百姓都有著自己的責任，但是就是這樣的一種理論會延生出兩個方面的不利影響，而這兩方面的影響就是儒家學說無法在戰國時代推行的第一個重要原因。

從這第一個方面上，我們可以看出君王與臣子、平民最大的不同，是它的要求更多的體現在自我要求上，也就是說，儒家這樣的學說雖然認為君主要達到一定的要求、臣民們要達到一定的標準、平民百姓們又要達到一定的標準，但是這種要求的實現形式是要透過自身的約束和管理來完成的。

三、君主的德行決於君主本身，沒有外部約束

君主的德才兼備，並不是外人可以規定和約束的，而是君主自身要達到的一個目標，他的德行和治理天下的方式，在絕大程度上都取決於君主本身，沒有外部壓力的強加約束，而對臣民和平民百姓也是如此。無論是臣子要服從於國家也好，還是平民百姓們要積極入世也好，這都是站在道德方面對它們提出的要求，沒有人能夠強制他們去執行或者是服從，也就是說在這種主張之下沒有法令的強加約束。

對於絕大部分普通人來說，儒家入世是偏理性化，人們其實處在一個比較自由的階段，簡單點來講就是自身思想覺悟高的人，可能會服從儒家學說的影響，可能會積極入世，可能會以仁義來治理天下，可能會服從國家的利益，但是在整個天下像是堯舜禹那樣，有著大的德行的人畢竟處於少數。絕大部分其實都是普通人，既然是普通人，在道德方面和在才華上面就不會有過高的覺悟，他們可能僅只能停留在不干涉其他人的生活，不做讓其他人利益受損的事情上，但是卻不能夠無私奉獻到仁義道德方面，不能夠讓個人的利益去服從於國家的利益，所以這種基本上取決於自身管理和約束的行為，在那樣一個亂世當中其實是有一些偏理想化的。

因為在戰國時代，其實生存成本是非常高的，國與國之間的矛盾衝突十分的頻繁，百姓們流離失所，想要安定自身都是非常難的。在這種情況之下，還要要求他們為一個國家無私奉獻，將自身的生存放在國家的發展之後，相信絕大部分人是做不到，所以這就讓儒家的學說與實際情況是有偏差的。

三、儒家孟子利益觀要求君主不能“言利”

第二個方面是在儒家學說的王道體現方面，要求君主和國家是不能夠從利益出發來看待問題的。這一點的具體體現，我們在孟子利益觀就能看到。孟子就認為一個國家的君主是不能夠言利的，因為在國家的統治形式當中，君主的行為很容易被臣子和平民百姓們效仿，如果君主是一個看重利益的人，那麼它的臣民就會是看重利益的人，久而久之，整個國家都會在圖謀自身的利益，則就不會有人為國家的發展而無私奉獻了。

也就是說，如果君主圖謀利益的話，那麼國家的發展就會偏離正確的軌道。可是這樣的說法，在戰國時代同樣是站不住腳跟的，因為在那樣一個天下大亂的時代裡，每一個國家所謀求的都是切實的利益，如何在那樣的亂世當中生存下去？如何獲得最大化的利益？是每一個君主必須要考慮的事情。

四、戰國時代，君主必須考慮利益

君主需要在戰爭當中獲得實際利益，需要在朝堂之上為國家謀取利益，所以其實利益與戰國時代各大諸侯國的發展都是脫不開關係的，為什麼各個國家之間會發生戰爭？為什麼各個諸侯國之間的矛盾衝突不斷？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利益惹的禍，所以在那樣一個時代裡，不提利益是絕對做不到的。

其實孟子的說法從理論上來講是沒有問題的，因為我們上述也說了，國家與國家之間之所以會發生衝突，是因為它們在為自己的發展謀取利益；如果它們同時都不再去糾結利益的高低，那麼矛盾和衝突必定會減少，但是這同樣也是一個理想化的模型，因為在天下局勢的安定於諸侯爭霸這樣一個環境當中了，在這樣一個環境之下，如果一個國家首先不謀取利益，那麼這個國家很容易成為其它國家競相分割的物件，簡單來講就是刀俎下的魚肉。

其實，中國古代歷史的發展就是透過分裂戰爭來進行統一的，這是一個歷史化的潮流，也是為什麼會發生王朝更替和分裂統一迴圈往復的原因，而在分裂的實際情況之下，利益的趨勢是統一的動力，所以讓君主不言利是絕對沒有辦法做到。

五、儒家思想是建立西周統治基礎之上

實際上無論孟子也好，還是其它的儒學弟子也好，他們的這種思想都是建立在尊重西周統治的基礎之上的，就比如說孔子的克己復禮，就是要恢復西周的統治，把西周的禮樂制度重新搬到實際的社會發展當中。而西周的基本政治制度就是分封制度，在分封制度之下，各大諸侯國並立，共同發展。在這種情況之下，其實不存在諸侯之間的各種利益爭奪，所以儒家學說提倡回到西周時期那種天下共主的局面上，在那種情況之下，各大諸侯國是可以相安無事的，因此，孟子才會反對君主言及利益。

可是在戰國時代那已經成為了過往，想要恢復西周的統治無異於是一種讓歷史倒退的想法，這種想法是與歷史的發展潮流相悖的，必定不可能在那個時代行通。

六、魏國和燕國曾推行儒家政策，導致國家衰落

戰國時代的魏國和燕國其實都在一定程度上是推行的儒家政策，因為它們從一定的方面來講都實行過王道的發展形式，可是這兩個國家同樣都是不斷衰敗的國家，它們在王道的影響之下停滯不前甚至不斷的後退，相反是實行了與王道相反的法治的秦國發展的更加順暢。

因為法治是將所有的人歸結在了一個框架之下，無論是君主、臣子還是平民百姓，它們都有著必須要遵守的法律法規，在那種情況下，自由地去自我管理的約束形式，被有法令所約束的形式所代替；有了強制性的約束，每一個人都必須在相應的規定之下去承擔一定的責任，並且在責任之下獲得一定的權力。這樣的統治形式，在那樣的亂世裡是最好的形式，因為它可以切實地為國家的發展謀取實際的利益，而不是像儒家學說在戰國時代所推行的那樣，依靠人的自我管理來實現國家的發展，依靠君主的仁義道德來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

春秋未期周王朝對各諸侯的管制已很弱了。並且大國開始兼併小國，孔子的仁愛理論恰恰與當時的社會格格不入，這就行成了在當時得不到重用。

孔子見老子，這個問題是其中之一，老子說：時不逢時，但老子肯定孔子思想在以後的和平年代是有很大用處的。

時也，運也。

因為春秋時的諸侯國大都是上古傳下來的有名人物後人的國家，本身自己國君在國內的威望夠大，不需要儒家那種拍馬屁似的進一步提高威望。

而漢朝是平民劉氏一躍而成海內共主，自己威望不夠大，心底不夠自信。劉家想借助儒家提高自己的威望，利用了儒家那套間接迎合拍馬屁的理論。

可其實呢，在那個敢想敢做的時代，西漢東漢全都間接亡於儒家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搞清楚孔子當時所倡導的思想是什麼。

孔子的儒家思想核心是“仁”，同時孔子還積極倡導維護周代的禮樂制度。要知道在春秋時期，周天子的權利已經被諸侯國所削弱，諸侯國早已不在嚴格遵守周禮，換句話說就是壓根不把周天子放在眼裡，春秋時期因此也被孔子稱為“禮壞樂崩”的時代。

在這個時期，各諸侯國之間互相攻乏，周代建立起來的政治秩序和禮樂制度被完全破壞，只有突破周代的禮樂制度，各諸侯國政權的合法性才能得到保障，而孔子卻是周禮的忠實粉絲和堅定擁護者，周遊列國的時候不管去哪都把他那一套恢復周禮的政治抱負拿出來吹，諸侯國的君主一聽，這是在質疑我政權的合法性啊，照他這麼整我遲早是要被追究發律責任的，這還了得，所以只能隨便敷衍一下把孔子打發走了事。而且春秋時期是一個戰火紛飛，社會動盪的時期，孔子可謂生逢亂世，需知“亂世需用重典”，而孔子的“仁”政思想在當時顯然有點不切實際，不利於執政者維護統治，所以孔子名聲雖然吹的很響，但好卻一直得不到重用，一生的政治抱負最終只能寫成一本《春秋》來過過癮。

因為不合乎時代的需求，任何思想當阻擋社會前進的步伐的時候將會被淘汰掉，現代社會的一些人到處打出孔子思想恢復傳統的名義，這些人拿著2千多年前的鞋給現代人來穿，他們就像小丑一樣在舞臺上上躥下跳，2千多年至清朝到民國我們被外族打的滿地找牙說明儒家思想的沒落，中國歷史看的到只要把孔子那一套搬出來這個朝代走向滅亡的標誌。

孔子是一個生不逢時的求道者，一個復古主義者，他的烏托邦不在未來，在過去。面對“禮崩樂壞”的現實，他的政治理想是回到周公的時代，所以他圍繞“禮”“仁”等概念，提出一些政治理念，希望說服當政者接受。但現實情況是，到了春秋晚期，天子權威已經淪喪殆盡，不僅諸侯不把天子放在眼裡，甚至許多諸侯國的權臣連公室也不放在眼裡。時代已經發生了不可逆轉的改變，而孔子卻想憑一己之力把時代扭轉回去。

孔子周遊列國之前，魯國的政治形勢是公室、三桓、陪臣三股勢力彼此糾纏，公室受制於三桓，三桓又遭陪臣覬覦。孔子打算利用陪臣的勢力打擊三桓，恢復公室的聲望，但三桓很快識破其計謀，孔子在魯國的政治理想破滅，只能踏上週遊列國之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希望在其他國家實現自己的理想，但仍然四處碰壁。

在衛國，衛出公曾經動過重用孔子的念頭，並委託子路試探孔子的想法：如果請您執政，首先會什麼？孔子回答說：先正名，因為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正名的目的是行禮樂之政，但衛出公本來就名不正，他以兒子的身份與父親對峙，這個名該怎麼正？

回到魯國後，魯國執政季孫肥也曾向孔子求教為政之道，但無論季孫肥提出什麼樣的問題，孔子都要求季孫肥們先從自身做起，以身作則，為百姓樹立榜樣。這實際上是要求執政者成為一個在道德上無可指摘的人。季孫肥們當然沒有興趣，孔子最後也沒能得到重用。

從政治生涯的角度講，孔子的一生是悲劇的，他是一個時代的逆行者，對此他心裡其實很清楚，但他仍然堅持要這麼做，所以同時代其他學派曾譏笑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孔子死前，曾對子貢說：天下無道久矣，卻沒有人願意聽我的主張。他是懷著巨大的失望離開這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