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精英”和“草根”之間的對立矛盾，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得到了充分暴露。在一篇分析美國大選為什麼特朗普會獲勝的報告（Rothwell and Diego-Rosell,2016）中，作者收集了125,000份調查問卷，發現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集中在那些健康程度比較差，代際間社會流動性比較差，以及移民和種族混居比較少的社群。這些地區的選民感到自己被“精英階層”拋棄，同時在社會變革（比如全球化）中成為了犧牲品，因此產生了極大的憤怒，並將心中的憤怒透過選舉釋放了出來。
在美國學者Peter Turchin寫的Ages of Discord: A Structural-Demographic Analysis of American History一書中，作者統計了美國很多經濟和社會學方面的指標，得出結論：美國社會正在向一個錯誤的方向前進。Turchin將這個不好的現象稱為“精英過度”（Elite overproduction）。
上圖顯示的是世界銀行的兩位經濟學家做過的一個全球經濟增長分析（Lakner and Milanovic, 2013）。圖中顯示的是在世界範圍中，不同的收入群體（從低到高，從左到右）在1988-2008年間的收入增長。平均來講，全世界在這20年間的收入增加了25%左右。但是絕大部分的財富增長，都被髮展中國家本來收入比較低的人群（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群體）享受，而發達國家的工薪和中產階層（上圖85%-99%的收入人群），其財富增長遠低於世界平均，甚至接近0（就是說20年前和現在沒啥區別）。而那些收入在全世界最高的1%的群體，他們的財富增長並沒有受到影響，其增長的幅度大約為70%左右，接近全世界最高水平。
二戰結束以後，本土沒有被攻擊過的美國，一躍而起變成世界上的超級大國，其軍事和經濟實力遠超世界其他各國。同時，遍地都充滿機會的“美國夢”成為全世界無數年輕人追求的目標。一個不會講英語的奧地利年輕人施瓦辛格，憑自己的天賦和努力就能在美國獲得令人矚目的成功，這就是美國夢的最佳註解。
但是2008年發生的金融大危機，讓很多人開始產生懷疑，甚至看到美國國內由於貧富差距和階層固化而產生的矛盾激化。該矛盾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得到徹底的爆發。
美國這個國家到底怎麼了？美國是否因貧富差距而導致階層固化問題？如果真的存在，這個問題有多嚴重？“美國夢”是否已經不再可能？今天這篇文章，就來談談這個問題。
先來回答是不是。讀者朋友們首先需要理解的，是這個問題並不容易回答。很多人可能憑印象覺得美國的貧富差距和階層固化問題很嚴重，底層草根看不到任何透過努力改變自己命運的希望。但是我們也不要忘記，每年全世界還是有數以萬計的年輕人湧去美國求學和就業。如果一個年輕人有夢想和野心，那麼美國可能還是他/她實現自己夢想的第一選擇。美中國產生了諸如克林頓和奧巴馬這樣的普通家庭出身的總統，這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國家幾乎無法想象。
所以要回答“美國是不是存在階層固化”這個問題，我們不能僅憑自己的印象亂下結論，我們需要從證據和事實入手，比較客觀的看待這個問題。
首先，讓我來和大家分享一張非常有趣的圖表，該圖表的名字叫做“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The great Gatsby curve）。
“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由加拿大經濟學家邁爾斯·克拉克提出。該曲線說明了這樣一種社會經濟現象：高度不平等的國傢俱有較低的代際流動。社會越不平等，個人的經濟地位就越由其父母的地位決定， 出身普通的平民要想翻身改變自己的命運就越難。
從上圖中我們可以看到，美國處於圖表的右上角。就是說，美國這個國家，其貧富差距非常大，同時代際間的流動性非常低。
這張圖體現了美國目前面臨的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成為一個社會現實。那些處於財富金字塔頂端的“既得利益集團”，當然不可能願意主動放棄自己和下一輩的各種優勢。在這樣的社會中，處於金字塔底端的草根階層漸漸失去了奮鬥的希望。分化的階級之間的內部矛盾愈演愈烈，甚至到了一觸即發的危機狀態。
這種“精英”和“草根”之間的對立矛盾，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得到了充分暴露。在一篇分析美國大選為什麼特朗普會獲勝的報告（Rothwell and Diego-Rosell,2016）中，作者收集了125,000份調查問卷，發現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集中在那些健康程度比較差，代際間社會流動性比較差，以及移民和種族混居比較少的社群。這些地區的選民感到自己被“精英階層”拋棄，同時在社會變革（比如全球化）中成為了犧牲品，因此產生了極大的憤怒，並將心中的憤怒透過選舉釋放了出來。
在美國學者Peter Turchin寫的Ages of Discord: A Structural-Demographic Analysis of American History一書中，作者統計了美國很多經濟和社會學方面的指標，得出結論：美國社會正在向一個錯誤的方向前進。Turchin將這個不好的現象稱為“精英過度”（Elite overproduction）。
上圖顯示的是Turchin根據一系列指標編制的美國“精英指數”（上圖紅線）和“平民福利指數”（上圖綠線)。“精英指數”由一系列指標組成，比如大學學費，貧富差距，政治分化程度等。就是說，一個社會如果高等教育學費越貴，貧富差距和政治觀點差距越大，那麼該社會的“精英指數”也就越高。
上圖顯示的是美國的“精英主義”指數的歷史變遷情況。我們可以看到，組成“精英指數”的大學學費（上圖綠色），貧富差距（上圖藍色）和政治分歧（上圖紫色），在過去20年都有顯著的上升。這些變化表明：美國社會正在變得越來越“精英”化。
“平民福利”指數，則包括其他一些指標，比如人均工資/GDP比率，平均壽命，失業率等等。該指數的目的是計算作為一個社會中的草根，他/她在某一時點的生活質量是好還是不好。
從上圖中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曆史上在1880-1910年間有過一個“精英”和“草根”內部矛盾最為激烈的時段。那個時候的“精英指數”處於高位，而“平民福利”指數則處於低位。而當今美國，似乎又回到了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片段。
在美國曆史上，1880-1910年大致處於一個非常特殊的年代，叫做“鍍金時代（Gilded age）”。該名稱來自於馬克·吐溫和查·華納合寫的一本同名小說《鍍金時代》。該小說透過對一位企業家兼政客的描寫，揭露了西部投機家、東部企業家和政府官吏三位一體掠奪國家和人民財富的黑幕。比如上面這副漫畫，描繪的就是“鍍金時代”時期資本家透過低工資和高房租雙重壓榨工人的社會現實。
美國“鍍金時代”佔主流地位的思想體系是經濟自由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一方面，美國有著悠久的個人主義價值傳統。內戰結束後資本主義的發展與西部開發，造就了許多白手起家成為鐵路大亨、石油大王的美國夢。“自由放任、反對國家干預”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得到了廣泛的支援。另一方面，推崇優勝劣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也得以盛行。美國的普通公民，特別是中產階級普遍認為擁有大量財富是神權的標誌，救濟窮人或者限制富人是對上帝意志的干擾。
令人擔憂的是，如果我們從“精英指數”和“平民福利指數”的角度來分析美國的社會狀況，就會發現當代的美國有迴歸到第二次“鍍金時代”的跡象。一方面要成為精英的成本大大增加，社會財富和資源越來越集中在一小部分家族手裡，代際間的社會流動越來越困難。另一方面，普通老百姓的福祉呈現出每況愈下的情況。無論是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資，醫療福利還是健康狀況，都比30年前變得更差，而非更好。這種“剪刀差”的變化是當今美國社會問題背後的主要原因之一。
比如上圖顯示，美國高等教育的費用（上圖深藍線）在過去30年間上漲了11倍，而同期的工人工資只上漲了不到3倍，全國平均房價也只是上漲了3倍左右。如果一個工薪階層的孩子連大學都上不起，還談什麼出人頭地，改變命運？
上圖來自於美聯儲的資料顯示，美國工人工資在GDP中的比重，從2000年以來就逐年下降，目前已是歷史新低。而同期的公司利潤在GDP中的比重（上圖藍線），則不斷上升。廣大中產階級的主要收入都來自於工資，而資本家的收入則主要來自於公司利潤（股票）。因此這種剪刀差造成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就不難讓人理解了。
這種精英和草根之間的矛盾對立，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得到了進一步惡化。
上圖顯示的是世界銀行的兩位經濟學家做過的一個全球經濟增長分析（Lakner and Milanovic, 2013）。圖中顯示的是在世界範圍中，不同的收入群體（從低到高，從左到右）在1988-2008年間的收入增長。平均來講，全世界在這20年間的收入增加了25%左右。但是絕大部分的財富增長，都被髮展中國家本來收入比較低的人群（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群體）享受，而發達國家的工薪和中產階層（上圖85%-99%的收入人群），其財富增長遠低於世界平均，甚至接近0（就是說20年前和現在沒啥區別）。而那些收入在全世界最高的1%的群體，他們的財富增長並沒有受到影響，其增長的幅度大約為70%左右，接近全世界最高水平。
這張圖揭示了世界經濟在過去30年發生的深刻變化：第三世界起來了（中國，巴西，印度等國），發達國家停滯了。但是發達國家中收入最高的1%的精英階層並沒有停下來，反而其財富繼續快速增長，導致發達國家內的貧富差距更加明顯。
而最“受傷”的那部分人群，就是美國的低學歷白人。如上圖所示，在過去15年中，美國其他人種的死亡率都有不同幅度的下降，但是低學歷的白人的死亡率，卻不降反升。這和一開始本文提到的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支持者人群不謀而合，顯示了其背後深刻的經濟原因。
上面這些分析說明，貧富差距和階級固化，確實已經成為困擾美國社會的一個嚴重問題。
那麼這樣的問題，對於美國和世界來說，意味著什麼呢？簡而言之，可以用兩個字概括：衝突。
上圖顯示的是Peter Turchin基於美國曆史統計的衝突數量。這些衝突包括恐怖襲擊，騷亂和私刑。我們可以看到，當歷史上的“精英”和“草根”開始脫節，人民內部階級矛盾激化的時候，這些衝突的數量也會快速上升。筆者在上文中提到的“鍍金年代”，恰恰也是這些衝突數量最多的時候。
透過對這些歷史上的各種衝突的迴歸分析，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些衝突的數量，和“精英-草根”間的內部矛盾程度成正比。矛盾和分歧越大，衝突的數量越多。
這些分歧和爭端在政治上的表現形式就是政黨極端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從上圖中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兩黨之間的分歧（藍色為民主黨，紅色為共和黨），是過去40年以來最大的。很多時候，政治變成了一場簡單的站隊遊戲。在討論任何問題之前，參與者首先要明確的是自己屬於哪一派別。在這種“派系政治”下，很難能夠聽到理性的中立意見，很多實際問題也因此而被拖延擱置。
貧富差距和階層固化，是阻礙文明社會發展的一顆毒瘤。如果這個社會的上升通道被阻塞，那麼看不到希望的中下層草根，就很可能由“不滿和憤怒”而逐漸演變到“暴力革命”，而該社會也可能會逐漸失去生命力和競爭力，從此慢慢沉淪失敗。
在詹姆斯·羅賓遜和德隆·阿西莫格魯所著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中，作者提到了威尼斯的例子。在中世紀，威尼斯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1330年時，威尼斯擁有11萬人口，其規模和巴黎差不多，比倫敦大三倍。
但是從1310年左右開始，威尼斯的政治上升通道被漸漸關閉。在多個法令被通過後，能夠有資格進入威尼斯議會的候選人被越來越限制在小範圍的世襲家族之中。在政治通道被關閉後，威尼斯貴族們開始接管該城鎮國家的經濟支柱：國際貿易，並開始向從事貿易的個人徵收很高的關稅。也就是說這些貴族在關閉政治通道後逐漸轉移去關閉經濟通道。從1350年左右開始，威尼斯不斷走下坡路。到了1500年，其人口縮減到10萬左右。兩百年前的輝煌轉瞬即逝，從此成為歷史。
現在斷言美國會重蹈威尼斯的覆轍顯然為時過早，但我們需要注意貧富差距拉大和階層固化這樣的社會變化，以及該變化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對於其他國家來說，我們也應該學習美國的經驗教訓，時刻提醒自己不要墮入社會階層僵化，內部矛盾激化的可怕陷阱。給每個人一個“美國夢”，或者“中國夢”這樣的奮鬥機會，才是真正的強國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