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曾國藩是王夫之的粉絲，尊崇其剛直不阿、凜然大義的崇高氣節，深受其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的歷史責任感的影響，以王夫之的繼承者自期，清同治五年(1866年)，他刊刻船山遺書，並作《船山遺書序》，使王夫之的思想和學術光耀千古。
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號姜齋，又稱王船山，湖南衡陽人。中國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和古典傳統文化學術的集大成者，湖湘文化的精神源頭，與黃宗羲、顧炎武並稱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與黑格爾並稱東西方哲學雙子星座。早年曾求學長沙嶽麓書院，後參加抗清鬥爭，晚年居衡陽縣曲蘭鎮石船山，著書立說。一生著述甚豐，以《讀通鑑論》、《宋論》等為代表作。主張經世致用，堅決反對程朱理學，自謂“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
曾國藩是聽王夫之的故事長大的,兩人是正宗衡陽老鄉，曾國藩的祖籍地與王夫之晚年著書立說的衡陽縣曲蘭鎮，相距不到五十公里，後曾國藩遷居湘鄉(今雙峰)荷葉塘，兩者相距也不到一百公里。他們之間有兩層校友關係：曾國藩少年時代曾在衡陽石鼓書院念過書，而王夫之曾在這裡教過書;後來曾國藩又在長沙嶽麓書院念過書，而王夫之也曾在這裡念過書。
曾國藩與王夫之不僅有著非常深厚的淵源，而且關係還很神妙，現在衡陽還流傳曾國藩與王夫之充滿傳奇色彩的故事。曾國藩在衡陽建立湘軍期間，去瞻仰回雁峰下王衙坪的王夫之故居時，王夫之六世孫王世全還把先祖王夫之當年用過的一把寶劍贈送給了他;而這把寶劍，竟是當年明太祖朱元璋贈給王夫之先祖的。後來，曾國藩與曾國荃兄弟，竟憑著這把寶劍攻克了金陵(南京)，剿滅了太平天國。
“衡陽王夫之，明季遺老，國史儒林傳列於冊首，而邦人罕能舉其姓者……”如此一位同鄉學者被埋沒，使得曾國藩頗有感慨。他曾經說：王夫之的學問以漢儒為門戶，以宋儒為堂奧，其生平指趣，專宗洛閩，其考訂《禮記》，註疏《詩經》，辨別名物，正好和漢學大家相合，只不過他為人低調、不張揚，因此名望才稍遜於顧炎武、黃宗羲等大儒。言下頗為不平。曾國藩本身就有非常濃厚的地域觀念，他編練的湘軍就是以湘鄉籍士兵為主而組建而成的。
其實，早在道光庚子、辛丑年間，在王夫之玄孫王半帆的主持下，由同鄉鄧顯鶴，鄒漢勳主理，刊刻了王夫之遺書二百多卷，但遺憾的是，還有許多沒有刊出，且發行數量和社會影響力都非常少。
由於王夫之“清風有意難留我，明月無心自照人”的反清立場，曾國藩深知自己是當朝的權臣，稍有風吹草動，就會引起別人的注意，非常容易被人誤會自己有異志。他在刊刻船山遺書時，經過深思熟慮，決定自己當幕後英雄，由九弟曾國荃出面。一方面，曾國荃沒有考中進士，心裡一直都不舒服，成了高官後，喜歡做附庸風雅的事情，以此提高自己的名望，獲得讀書人的承認。畢竟是骨肉兄弟，曾國藩也不希望自己的弟弟被看成是一介武夫。另一方面，曾國藩自己出錢，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他為官清廉，到死的時候才存下一萬多兩銀子，根本拿不出這麼多的錢來。而曾國荃一直在前線領兵，搶掠收受，獲利無數，曾國藩心想，就讓他出點錢來做一件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吧。
同治二年(1863年)，曾國藩吩咐弟弟曾國荃出資八百兩白銀，在安慶設立書局，開始收集刊印船山遺書，由摯友歐陽兆熊前往安慶負責其事。第二年，湘軍攻佔了天京(南京)，太平天國滅亡，書局也遷移到了這裡，改稱金陵書局。
雖然表面上看，似乎《船山遺書》是曾國荃主持刊刻的，並且還是他出的錢。事實上，真正主持的仍是曾國藩，以曾國荃的學養，也無法完成這樣的使命，而且攻下天京後不久的九月，曾國荃就因為遭受朝廷的猜忌，傲貪成性的他不得不棄官回到荷葉堂，直到為了鎮壓捻軍起義，才被重新起用。曾國藩入南京後，擔任兩江總督，其後的刊刻事情，主要就由他親自負責，在曾國藩的書信中，有許多是關於刊印遺書的。
同治四年(1865年)六月，王夫之的遺書已經基本蒐集刊刻完畢，歐陽兆熊給曾國藩寫信，問在哪裡印刷比較好。曾國藩給他回信說：“船山書將次刊遍，印刷或在金陵，或在揚州，俱聽卓裁。”讓他自己決定。曾國藩還專門讓人抄錄了一份，送給一些好友批評鑑定。如他就派自己親兵將抄本送到幾千裡外的北京，讓劉昆指正。這樣做為的是進一步提高質量，使這本書成為傳世不朽的名篇。
是年冬天，全書印刷了幾份樣本。歐陽兆熊找到曾國藩，請他為全書寫序言。曾國藩在日記中說：“餘以《禮記章句》為先生說經之最精者，擬細看一遍，以便作序，因以考校對者之有無錯誤。”由此可見，即使到了這個時候，曾國藩仍然擔心樣書質量不過關，還要親力親為仔細校勘一遍。後來，許多友人多次催要，曾國藩不得不一再解釋。他給好友黃倬的信中還說“王船山全書去冬即巳告竣，又多至三百二十二卷，尚未開刷。現寄信至長沙，俟刷成後再行奉寄。”直到同治五年(1866年)九月，曾國藩才將樣書全部校對完畢，寫好了序言，這就是傳唱不衰的《船山遺書序》。
文以人傳，人以文傳。王夫之的著作能夠重見天日，廣為流傳;他的思想和學術能夠光耀千古，成為與顧炎武、黃宗羲齊名的一代大儒，這些都是曾國藩整理、宣傳和發揚光大的結果。毫不誇張地說，曾國藩為天下文人士子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大好事，讓世人都有“獲得感”!
最近讀《曾國藩家訓》頗有感悟。曾國藩早年致力學問，其學術研究從歷史、古文到書法、理學以及各種典章制度。他渴望多做學問，與當朝大學問家梅曾亮、何紹基等名士媲美，但他最終沒有成為一位著述豐富的大學者，主要原因是他還來不及著書立說，就已升至二品高官，從此忙於官場之爭，再後來投身於戎馬征戰之中，使他不可能固守書苑，一心研究學問。著名學者南懷瑾在《論語別裁》中說：“清代中興名臣曾國藩有十三套學問，流傳下來的有兩套，其中之一就是《曾國藩家書》。”今人可以《曾國藩家書》研究學習。它記述了曾國藩一生的主要活動和他從政、治家、治學、治軍的主要思想，是後人研究曾國藩思想的寶貴資料。曾國藩在攻克天京後，權勢極大，功高震主，清朝對其極不放心。咸豐帝曾在湘軍克復武漢時嘆道：“去了半個洪秀全，來了一個曾國藩。”曾國藩具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和歷史知識，熟悉歷代掌故，因而在擊敗太平天國後一方面自裁湘軍，一方面把家書刊行問世，藉以表明自己忠心為清廷效命，以塞弄臣之口。曾國藩家書自時起便風靡流行，歷久不衰。後經多家取捨整理，形成多種版本。總的說來，他的家書現存1400多篇，從道光二十年到同治十年，歷時30年，其內容包括了修身、教子、持家、交友、用人、處世、理財、治學、治軍、為政等方面，這些家書真實而又細密，平常而又深入，是一部真實而又生動的生活寶鑑。
“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曾國藩是王夫之的粉絲，尊崇其剛直不阿、凜然大義的崇高氣節，深受其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的歷史責任感的影響，以王夫之的繼承者自期，清同治五年(1866年)，他刊刻船山遺書，並作《船山遺書序》，使王夫之的思想和學術光耀千古。
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號姜齋，又稱王船山，湖南衡陽人。中國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和古典傳統文化學術的集大成者，湖湘文化的精神源頭，與黃宗羲、顧炎武並稱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與黑格爾並稱東西方哲學雙子星座。早年曾求學長沙嶽麓書院，後參加抗清鬥爭，晚年居衡陽縣曲蘭鎮石船山，著書立說。一生著述甚豐，以《讀通鑑論》、《宋論》等為代表作。主張經世致用，堅決反對程朱理學，自謂“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
曾國藩是聽王夫之的故事長大的,兩人是正宗衡陽老鄉，曾國藩的祖籍地與王夫之晚年著書立說的衡陽縣曲蘭鎮，相距不到五十公里，後曾國藩遷居湘鄉(今雙峰)荷葉塘，兩者相距也不到一百公里。他們之間有兩層校友關係：曾國藩少年時代曾在衡陽石鼓書院念過書，而王夫之曾在這裡教過書;後來曾國藩又在長沙嶽麓書院念過書，而王夫之也曾在這裡念過書。
曾國藩與王夫之不僅有著非常深厚的淵源，而且關係還很神妙，現在衡陽還流傳曾國藩與王夫之充滿傳奇色彩的故事。曾國藩在衡陽建立湘軍期間，去瞻仰回雁峰下王衙坪的王夫之故居時，王夫之六世孫王世全還把先祖王夫之當年用過的一把寶劍贈送給了他;而這把寶劍，竟是當年明太祖朱元璋贈給王夫之先祖的。後來，曾國藩與曾國荃兄弟，竟憑著這把寶劍攻克了金陵(南京)，剿滅了太平天國。
“衡陽王夫之，明季遺老，國史儒林傳列於冊首，而邦人罕能舉其姓者……”如此一位同鄉學者被埋沒，使得曾國藩頗有感慨。他曾經說：王夫之的學問以漢儒為門戶，以宋儒為堂奧，其生平指趣，專宗洛閩，其考訂《禮記》，註疏《詩經》，辨別名物，正好和漢學大家相合，只不過他為人低調、不張揚，因此名望才稍遜於顧炎武、黃宗羲等大儒。言下頗為不平。曾國藩本身就有非常濃厚的地域觀念，他編練的湘軍就是以湘鄉籍士兵為主而組建而成的。
其實，早在道光庚子、辛丑年間，在王夫之玄孫王半帆的主持下，由同鄉鄧顯鶴，鄒漢勳主理，刊刻了王夫之遺書二百多卷，但遺憾的是，還有許多沒有刊出，且發行數量和社會影響力都非常少。
由於王夫之“清風有意難留我，明月無心自照人”的反清立場，曾國藩深知自己是當朝的權臣，稍有風吹草動，就會引起別人的注意，非常容易被人誤會自己有異志。他在刊刻船山遺書時，經過深思熟慮，決定自己當幕後英雄，由九弟曾國荃出面。一方面，曾國荃沒有考中進士，心裡一直都不舒服，成了高官後，喜歡做附庸風雅的事情，以此提高自己的名望，獲得讀書人的承認。畢竟是骨肉兄弟，曾國藩也不希望自己的弟弟被看成是一介武夫。另一方面，曾國藩自己出錢，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他為官清廉，到死的時候才存下一萬多兩銀子，根本拿不出這麼多的錢來。而曾國荃一直在前線領兵，搶掠收受，獲利無數，曾國藩心想，就讓他出點錢來做一件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吧。
同治二年(1863年)，曾國藩吩咐弟弟曾國荃出資八百兩白銀，在安慶設立書局，開始收集刊印船山遺書，由摯友歐陽兆熊前往安慶負責其事。第二年，湘軍攻佔了天京(南京)，太平天國滅亡，書局也遷移到了這裡，改稱金陵書局。
雖然表面上看，似乎《船山遺書》是曾國荃主持刊刻的，並且還是他出的錢。事實上，真正主持的仍是曾國藩，以曾國荃的學養，也無法完成這樣的使命，而且攻下天京後不久的九月，曾國荃就因為遭受朝廷的猜忌，傲貪成性的他不得不棄官回到荷葉堂，直到為了鎮壓捻軍起義，才被重新起用。曾國藩入南京後，擔任兩江總督，其後的刊刻事情，主要就由他親自負責，在曾國藩的書信中，有許多是關於刊印遺書的。
同治四年(1865年)六月，王夫之的遺書已經基本蒐集刊刻完畢，歐陽兆熊給曾國藩寫信，問在哪裡印刷比較好。曾國藩給他回信說：“船山書將次刊遍，印刷或在金陵，或在揚州，俱聽卓裁。”讓他自己決定。曾國藩還專門讓人抄錄了一份，送給一些好友批評鑑定。如他就派自己親兵將抄本送到幾千裡外的北京，讓劉昆指正。這樣做為的是進一步提高質量，使這本書成為傳世不朽的名篇。
是年冬天，全書印刷了幾份樣本。歐陽兆熊找到曾國藩，請他為全書寫序言。曾國藩在日記中說：“餘以《禮記章句》為先生說經之最精者，擬細看一遍，以便作序，因以考校對者之有無錯誤。”由此可見，即使到了這個時候，曾國藩仍然擔心樣書質量不過關，還要親力親為仔細校勘一遍。後來，許多友人多次催要，曾國藩不得不一再解釋。他給好友黃倬的信中還說“王船山全書去冬即巳告竣，又多至三百二十二卷，尚未開刷。現寄信至長沙，俟刷成後再行奉寄。”直到同治五年(1866年)九月，曾國藩才將樣書全部校對完畢，寫好了序言，這就是傳唱不衰的《船山遺書序》。
文以人傳，人以文傳。王夫之的著作能夠重見天日，廣為流傳;他的思想和學術能夠光耀千古，成為與顧炎武、黃宗羲齊名的一代大儒，這些都是曾國藩整理、宣傳和發揚光大的結果。毫不誇張地說，曾國藩為天下文人士子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大好事，讓世人都有“獲得感”!
最近讀《曾國藩家訓》頗有感悟。曾國藩早年致力學問，其學術研究從歷史、古文到書法、理學以及各種典章制度。他渴望多做學問，與當朝大學問家梅曾亮、何紹基等名士媲美，但他最終沒有成為一位著述豐富的大學者，主要原因是他還來不及著書立說，就已升至二品高官，從此忙於官場之爭，再後來投身於戎馬征戰之中，使他不可能固守書苑，一心研究學問。著名學者南懷瑾在《論語別裁》中說：“清代中興名臣曾國藩有十三套學問，流傳下來的有兩套，其中之一就是《曾國藩家書》。”今人可以《曾國藩家書》研究學習。它記述了曾國藩一生的主要活動和他從政、治家、治學、治軍的主要思想，是後人研究曾國藩思想的寶貴資料。曾國藩在攻克天京後，權勢極大，功高震主，清朝對其極不放心。咸豐帝曾在湘軍克復武漢時嘆道：“去了半個洪秀全，來了一個曾國藩。”曾國藩具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和歷史知識，熟悉歷代掌故，因而在擊敗太平天國後一方面自裁湘軍，一方面把家書刊行問世，藉以表明自己忠心為清廷效命，以塞弄臣之口。曾國藩家書自時起便風靡流行，歷久不衰。後經多家取捨整理，形成多種版本。總的說來，他的家書現存1400多篇，從道光二十年到同治十年，歷時30年，其內容包括了修身、教子、持家、交友、用人、處世、理財、治學、治軍、為政等方面，這些家書真實而又細密，平常而又深入，是一部真實而又生動的生活寶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