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西方的傳教士進入中國，傳教士採取和平滲透、文化接納的策略，使得天主教在中國社會獲得了被接受的地位，天主教在明末清初時期大受歡迎，信教的人數大增。可在康熙時，羅馬教廷惹怒了康熙大帝，使得其下令將傳教士遣送回國，那麼羅馬教廷是如何惹怒康熙的？

關鍵是禮俗之爭。天主教教士到中國傳教時，為了適應中國的傳統，讓基督教更加地深入人心，就用漢語表達基督教術語，把儒家的道德概念與基督教的學說聯合起來，允許信徒可以行祭孔與祭祖的禮儀，這一舉措讓基督教在中國獲得了大量信徒。可羅馬教廷認為非基督教文化是邪惡的產物，認為教士聯合儒家思想是對基督教原則的背叛，羅馬教廷對中國的基督教非常不滿，所以在1715年，教皇克萊門特十一世釋出教令，明令禁止中國基督教教士的反禮俗立場，違反者開除教籍，康熙皇帝一看羅馬教廷拒絕基督教適應中國的禮教，不符合他的天朝上國理念，康熙就被惹怒了，康熙帝為了解決這個糾紛，就把除了科學家和匠師以外的其他教士都遣返回國。他還在1721年宣佈禁教，並在朱披上寫到：“閱此告示，只可說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之大禮，爾教皇條約，與中國道理大相悖戾，爾天主教在中國傳不得，務必禁止。”

自此，基督教在清朝就喪失了傳教的機會，傳教得到清朝允許還是《黃埔條約》以後的事情。

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11月，康熙皇帝下令禁教。禁教，禁的是天主教。由此，延續二百年的“禮儀之爭”正式形成。只是，開啟爭端的不是華人，而是天主教羅馬教廷。

看過電視劇《孝莊秘史》的人都知道，康熙皇帝及其父順治皇帝都曾經是天主教的擁躉。雖然兩位皇帝不信天主教，不是天主教徒，但是他們對天主教及其教士優待有加。順治朝的德國籍天主教傳教士湯若望，甚至擔任了在華人看來十分重要的、職在評判國運的司天監的主官，品級高居一品。此外，康熙皇帝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還曾下達過一個容教令，強調不得限制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　　那麼，原本親密無間的關係，為什麼會破裂，以至於康熙皇帝親自下令禁教？這要從天主教羅馬教皇的一個霸道無理的教令說起，它讓康熙皇帝忍無可忍，讓華人民忍無可忍。 　　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羅馬教皇釋出了一條針對中國天主教徒的禁令。禁令有多項內容，其中最核心的有兩條：羅馬教皇為什麼會發布如此荒唐的禁令？因為在天主教看來，除了信它的上帝（1704年的禁令中中國的信徒甚至連“上帝”、“天”的字眼都不允許使用，因為華人往往把它們用於非天主教的語境中），其他任何信仰都是異端。　　第一，所有中國天主教徒一律不得拜祭孔子，甚至連在一旁觀看拜祭典禮都不行，而讀書人在孔廟中向孔子行尊師禮自然也是不允許的。 　　第二，所有中國天主教徒不得拜祭自己的祖先，掃墓上墳也不許行禮。 　　除了這兩條，其他一些禁令也明顯針對中國的傳統，甚至連“敬天”這樣的字眼都不得使用，等等。 　 　異端是什麼概念？可以從這兩個人身上來理解。　　1704年的禁令釋出後，教皇又在1715年重申必須絕對遵守該禁令，否則將被驅逐出教會。一個是伽利略，17世紀的義大利科學家，我們今天使用的溫度計、望遠鏡都是他發明的。他因為贊同哥白尼的日心說——這個理論與聖經關於世界和宇宙的理論不同，於是他被教會判處終身監禁。另一個人叫布魯諾，也是因為贊同並傳播日心說，死得更慘——他被教會燒死。這兩個人都被稱作“異端”。那麼同樣，那些崇拜孔子、懷念祖先的華人，都是那時的天主教眼中的“異端”。康熙皇帝最初聽到這條禁令時，並不太相信它會是教皇（康熙稱其為教化王）的命令。因此，康熙幾次派人到羅馬教廷向教皇當面核對，甚至說：“教化王自然明白道理。朕有書去，尚未回信，豈有偷發告示來這樣無理嘛？朕知道必不是教化王的真告示。”可是天真的康熙不知道，教皇把他派出的使者扣住，多年後才放回中國。　　從過程來看，1704年的禁令早就有天主教狹隘、保守、排他性的理論基礎。早在1645年也就是順治二年，當時的教皇就曾經對中國的天主教徒釋出過類似禁令。雖然，在中國活動的不同西方國家的教團有好幾個，它們之間甚至於它們各自的內部人員為了維護或加強自己在羅馬教廷和本國的地位，相互之間勾心鬥角並因此對於禁令的執行有不同看法，但是所有這些西方傳教士都不會改變他們先天的偏見，不會放棄天主教之外的信仰都是異端的觀點。於是，最終形成了1704年的教皇禁令。 　　順帶說一句，教皇不是皇帝，他是天主教的最高祭司。祭司，就是主持祭典的人，天主教的主教們也都是祭司。稱他為教皇，純粹是明朝後期少數無知的華人美化的結果。一直到康熙六十年（1721年），康熙皇帝才完全知悉羅馬教皇的禁令。此前對羅馬教皇的信任與耐心的溝通都付之東流，康熙十分憤慨，說道：“覽此條約（指禁令），只可說得西洋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之大理。”　　1931年，日本侵略並佔領了中國的東三省，並於1934年扶持清遜帝溥儀成立了偽“滿洲國”。而作為天主教的代表，羅馬教廷不顧中國政府的反對，竟然“承認”了偽“滿洲國”。可是，“滿洲國”尊崇孔子，這又逼使教廷面臨如何對“禮儀之爭”作表態的問題。　　此話不假。在康熙皇帝看來，華人都不禁止崇奉儒家思想的人信天主教，天主教卻禁止自己的教徒崇奉中國的傳統，甚至於連基本的中國倫理都禁止，豈不是不懂道理的小人？ 　　此後，羅馬教皇又強化了禁令，教皇於1742年強調，禁止內部對禁令進行討論——此前有人提出可以在不影響禁令原則的前提下稍微作些靈活的調整。天主教朝著無視和對抗中國文化的方向越走越遠。於是，康熙之後的中國皇帝都基本延續了康熙的政策，天主教在中國只能以非法的形式傳播。 　　　　“禮儀之爭”隨著清朝的滅亡而實際上結束了，但是羅馬教皇始終沒有對這個爭端的結束做出正式表態。最終的轉機來自於日本的侵華戰爭，可是這個轉機卻又一次印證了天主教羅馬教廷的無知與無德。 　　　　於是在1939年，時任教皇釋出一個命令，稱：“允許教徒參加祭孔儀式；可以在教會學校中放置孔子之肖像或牌位，並容許鞠躬致敬；如果教徒必須出席帶有迷信色彩的公共儀式時，必須抱持消極的態度；在死者或其遺像、牌位之前鞠躬，是被允許且是適當的。”雖然其中還有一些猶抱琵琶半遮面，但是在最主要的兩個問題上，即尊孔、祭祖上，取消了禁令。

　　只是，教廷始終沒有認錯。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天主教羅馬教廷是否從此就不會再如此霸道，不會再向中國的信徒隨意下達它那些所謂“至高無上”的指令？

其實不止康熙，雍正同樣對此極為惱怒。這個事件被稱為“中西禮儀之爭”，這場爭端源自於西方教義與中國傳統禮儀之間的矛盾，以天主教多明我會傳教士為主的很多歐洲傳教士，他們認為中國教徒的祭孔與祭祖違背了天主教義，致使羅馬教廷最終釋出命令，要求中國教徒禁止拜祭孔子和祭祀祖先，結果令康熙震怒，引發清廷反制。直到1939年，羅馬教廷才撤銷了禁止中國教徒祭祖的禁令。

事件起因，天主教“中國化”的爭論

從明末時期，便有西方的傳教士進入中國，到康熙年間，傳教士進入中國活動已經近百年了。康熙對於西方的知識還是比較感興趣的，尤其是白晉、張誠用金雞納霜治好了康熙的病之後，很多傳教士都得到了重用，例如南懷仁、雷孝思、白晉等。

△南懷仁

1601年，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抵達北京，在發現中國文化主要由士大夫掌握之後，他認識到要讓華人接受天主教，必須從士大夫階層著手，於是改稱自己為“西儒”，研習儒家學說，船著儒家士大夫的服飾，以此表明自己並非“西夷”。

在傳教過程中，利瑪竇也發現了華人祭孔和祭祖的習俗，這與天主教義中禁止的偶像崇拜極為相似，不過他認為祭孔和祭祖只是世俗儀式，只要不摻入乞求、崇拜等迷信成分，便並不違反天主教義，因此對於中國教徒的祭孔、祭祖行為並不干涉。

△利瑪竇

1610年，利瑪竇去世，他指定由義大利人龍華民接替自己的職務。龍華民在1597年便來到了中國，先後在韶州和北京傳教，他對於利瑪竇的傳教方式和思想並不認同，但卻一直隱而不發，直到利瑪竇去世這才提出。

起初這個爭論只在耶穌會內部引起了分歧，經過他們的一致商討之後，已經提出瞭解決意見。尤其是對於祭孔、祭祖的問題，他們決定沿用“利瑪竇規矩”，予以認同，只是對於部分詞語的譯名進行了修改。

△清朝傳教士

1631年1月2日（3日），天主教的另一個派別多明我會開始進入中國，高奇神甫從菲律賓抵達福安之後，開始在華傳教，他們在傳教的過程中也發現了華人祭孔、祭祖的問題。作為高奇神甫的接任者，黎玉範神甫隨即向教廷報告，指責耶穌會寬容中國信徒的祭祖、祭孔，最終引發了羅馬教廷的介入。

羅馬教廷態度多次轉變

雖然耶穌會和多明我會之間出現了爭議，但早期的爭論仍保持在基督教徒內部，並未擴大化。但隨著兩個教派爭論加劇，開始各自尋求羅馬教廷的支援，這才導致爭議擴大化，而在此期間，羅馬教廷的態度也發生了多次轉變。

△教皇英諾森十世

第一次反覆：1643年，多明我會的黎玉範返回歐洲，就中國傳統文化與天主教教義的衝突，一連向羅馬教廷傳信部提出了十七個問題，控告耶穌會。1645年9月12日，羅馬教廷經教皇英諾森十世批准，釋出通諭禁止天主教徒參加祭祖祀孔。1651年，耶穌教會的衛匡國回到羅馬後向教皇申辯，於是在1656年教皇亞歷山大七世決定準許耶穌會士照他們的理解參加祭孔等活動，只要不妨礙教徒的根本信仰就可以。

△路易十四

第二次反覆：1667年，因“曆獄”而被羈押在廣州的天主教傳教士討論在華傳教方針，並一致透過遵守1656年教皇的裁定。但多明我會的閔明始終持不同意見，在獲釋之後立即返回歐洲，並出版《中國歷史、政治、倫理和宗教概觀》一書，猛烈抨擊在華耶穌會的傳教方式，但羅馬教廷經過討論，決定不更改1656年的命令。直到1687年，法國路易十四派遣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隨白晉返回中國，而這批傳教士大部分都反對所謂的“利瑪竇規矩”。1693年，來自法國的傳教士閻當主教打破默契，在他所管轄的福建代牧區內，釋出了禁止中國教徒實行中國禮儀的禁令，自此將爭議迅速擴大。再加上1700年雷芒十一世的上臺，羅馬教廷態度再次轉變。

康熙震怒，雍正震怒，清廷採取反制措施，禁止天主教傳教

康熙四十年（1701年），羅馬教廷派出特使鐸羅來華，他帶來了羅馬教皇雷芒十一世的一系列禁教令。鐸羅於1705年冬到達中國，因為尚未透露目的，受到了康熙的隆重禮遇。1706年，在鐸羅透露來意之後，引起了康熙對羅馬教廷干涉中國習俗的惱怒，鐸羅被驅離京城，由朝廷派人送至南京。

△羅馬教廷令康熙震怒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鐸羅公然在南京宣佈教皇金陵後逃往廣州，清廷命令其交出教廷任命狀，鐸羅拒絕後被押往澳門，由葡萄牙人負責看管軟禁。1701年，被軟禁了三年之久的鐸羅收到了羅馬教皇的詔書，結果還沒來得及慶祝，就死在了澳門。

康熙四十四年（1707年），康熙在軟禁鐸羅後，認為羅馬教廷之所以會干涉中國習俗，主要源於對中國的不瞭解，又聽信了他人的讒言，於是派遣法國天主教傳教士艾若瑟出使羅馬教廷，樊守義隨行。兩人到達羅馬後，將康熙關於鐸羅來華及中國禮節問題和西洋教務問題的旨意向教皇進行了陳述，結果教皇不允許兩人返回中國，直到1718年，羅馬教皇在收到康熙的文書後才放行。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羅馬教廷再度派出特殊嘉樂來華，仍然攜帶者教廷禁令。康熙六十年（1721年），康熙在閱讀了羅馬教廷特使嘉樂所帶來的“自登基之日”禁約後說，“覽此條約，只可說得西洋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之大理。況西洋等人無一通漢書者，說言議論，令人可笑者多。今見來臣條約，竟與和尚道士異端小教相同。彼此亂言者，莫過如此。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欽此。”

眼看康熙要禁止天主教傳教，嘉華提出了八條變通的辦法，結果並未令康熙改變主意，康熙傳旨說“中國道理無窮，文義深奧，非爾等西洋人所可妄論。”

△雍正對羅馬教廷同樣惱怒

康熙六十年（1721年）3月，嘉樂見雙方無法達成一致，逐離華返歐。之後，教皇克雷芒十二世於1735年又廢除了“嘉樂八條”，教宗本尼狄克十四世也在1742年重申了“自登基之日”禁約。

結果，羅馬教廷的這一態度再度惹惱了清朝皇帝，雍正諭旨說： “中國有中國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不必行於中國，亦如中國之教，豈能行於西洋？！”

之後，雍正下令禁教，此後乾隆、嘉慶、道光等朝仍然繼續執行禁教政策，天主教在中國只能採取地下發展的形勢，再也無法公開傳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