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氏和什麼姓氏最般配―― 我們通常稱華夏民族為炎黃子孫，炎帝是姜姓，黃帝是姬姓。 崔姓的來源就是姜姓，炎帝神農氏的後裔。姬姓比較出色的應該是鄭姓，而且兩姓都屬中古五大姓。 通俗點講，《西廂記》總看過吧，去掉戲劇虛構的成分，事實就可想而知了。 要詳細點了解，請看下文： 《中國最後的貴族》 中國歷史上計程車族政治，萌芽於東漢中期，亡覆於唐朝末年。於是，在一種感覺上認為：士族政治，從東漢，經魏晉南北朝，至隋唐，隨著經濟上的“佔田蔭客制”和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兩大特權的消失，而呈逐漸削弱消亡的局面。其實這是一種極大的誤解。因為，就歷史事實看，中國士族政治時代有兩個階段最為輝煌，一是兩晉北朝，二是唐朝。唐朝時，尤其是中晚唐，士族政治不僅沒有暗淡；相反，卻再次奇異地輝煌起來---這並非簡單意義上的“迴光返照”。 東漢末年至魏晉時代，漢族士人講求門第出身，這種影響波及胡人政權，以至於鮮卑建北魏，出於與漢人高門達成政治合作的考慮，亦極重視門第，在孝文帝時代，曾十分隆重地對漢人腹地――“山東”地區計程車族進行排名：“魏主（孝文帝）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這裡的“山東”（崤山以東），主要囊括今天的山西一部、山東、河北大部與河南。在時人眼裡，“山東士族”最高門也即天下士族最高門了。排姓氏時，隴西李氏擔心不在尊位，故乘駝星夜赴洛陽，但到時“四姓高門”已定：清河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沒有隴西李氏。其實，在當時，隴西李氏亦十分顯貴，孝文帝定士族，隴西李氏（雖然當時其房支已內遷至“山東”各地）雖未列“四姓高門”，但其李寶一支亦被定為甲族，最終也成“四海大姓”之一。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崔、盧、鄭、王名列“四姓高門”，與當時掌握重權的隴西李衝有密切關係：“隴西李衝以才識見任，當朝貴重，所結姻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為夫人。”特別是太原王氏，更是得到李衝的推薦。但王家的影響力在北魏時已減退，至唐時更是大衰，“太原王氏，四姓得之為美，故呼為‘�l鏤王家’，喻銀質而金飾也。”故唐時新“四姓”已為崔、盧、李、鄭。 崔、李均有兩支，所以唐時“四姓”中的崔、李到底是指博陵崔氏、清河崔氏、隴西李氏、趙郡李氏中的哪兩支一直為後世所爭議。就崔氏而言，曹魏前，清河崔氏的影響力低於博陵崔氏，但自曹魏時起，清河崔氏開始趕超，因至北魏時出現崔宏、崔浩、崔鴻這樣的人物而使家族名望達到頂峰，一舉超越了博陵崔氏。當時，清河崔�[對范陽盧元明說：“天下盛門唯我與爾，博（陵）崔（氏）、趙（郡）李（氏）何事者哉？！”但到了唐朝，博陵崔氏影響日深，再次超越了清河崔氏。唐初作《氏族志》，以出身博陵的黃門侍郎崔民幹為天下第一門戶，且整個唐朝，來自博陵的宰相也超越了來自清河的宰相，博陵崔氏遂被“天下推為士族之冠”。至於隴西李氏和趙郡李氏，在北魏時，前者的地位要高於後者，同是到了唐朝，後者亦反超前者。在北魏時，趙郡李氏和博陵崔氏並肩前進：“（帝）納隴西李衝女為夫人，納崔、盧、鄭、王‘四姓’女充後宮。趙郡李氏人物尤多，各盛家風。世言高華以五姓為首。”有唐一代，趙郡李氏更為顯赫，出宰相17人，於世家大族中為最多。博崔、趙李之榮盛，是依整個唐朝而綜觀的，若按傳統理解，唐初時的“崔、盧、李、鄭”，仍指清河崔氏、范陽盧氏、隴西李氏、滎陽鄭氏。不過，由於自唐起博崔、趙李已正式成為超級豪門，所以有唐一代更流行下面的新說法---“五姓七家”：博陵崔氏、趙郡李氏、清河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隴西李氏、太原王氏。 “五姓七家”的概念在唐朝時的廣泛流向，使得自魏晉而建立起來的唐朝士族實際上呈上升趨勢，尤其是自中唐開始，人們世家大族的觀念進一步深固，士庶高寒之間仍有著極深的鴻溝。“五姓七家”，“恃其族望，恥與諸姓為婚”，傲慢地進行著內部通婚，以保持高貴的血統。如按北魏以來的傳統，清河崔氏與隴西李氏、范陽盧氏世代為婚姻；趙郡李氏則與博陵崔氏世代為婚姻；范陽盧氏與滎陽鄭氏世代婚姻，隴西李氏與范陽盧氏世代婚姻，他們不屑與其他姓氏為婚。於是有盛唐宰相薛元超的一嘆：“此生所遺憾者，未能娶五姓女！”薛家已屬以韋、裴、柳、薛為成員的“關中四姓”之一，但仍如此仰望“五姓七家”，足可見其影響。貞觀中，太宗皇帝無法忍受世家大族的傲慢，說：“比有山東崔、盧、李、鄭四姓，雖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好自矜大，稱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廣索聘財，以多為貴，論數定約，同於市賈，甚損風俗，有紊禮經。既輕重失宜，理須改革。”當時，太宗多次發出包含迷惑與憤怒的質問：“吾實不解山東四姓為何自矜，而人間又為何重之？！”於是，命重臣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編修者無視皇室，而將“山東士族”中的博陵崔氏排為天下第一。後在太宗的干預下，《氏族志》抬高了皇室，對“山東士族”進行了壓制，但卻沒取得實際效果。 實際上，唐朝皇帝在抑制“山東士族”時是極不自信的，因為同時皇室又自稱其祖出自隴西李氏且以此為榮。高宗時代，依舊打壓世家大族，並以法律的形式頒佈禁婚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等子孫，不得自為婚姻。”結果依舊不如意，不但不能禁止他們互相為婚，反倒在無形中增加了這些大族的資本：“其後天下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婚家’，益自貴。”他們不僅蔑視諸姓，即使皇室也不能入其眼（皇室雖自稱出自隴西李氏，但受懷疑，且有胡化之風，不為崔盧所重）。唐文宗時，皇帝向宰相鄭覃求婚，希望鄭覃能把孫女嫁給皇太子，但鄭覃寧可把孫女嫁給時為九品官的崔某。為此文宗無語：“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即使是到了文宗時代的晚唐，人們的門閥觀念不僅沒有減弱，相反更為嚴重。 回顧歷史，可以看到，盛唐時，“五姓”在朝廷上並無絕對優勢。原因一是，當時建唐的功勳---“關隴軍事集團”仍有很大勢力；二是皇帝有意壓制；三是大力推行的科舉考試製度導致不少庶族朝臣出現，而當時“五姓”多以門蔭入仕，不適應且不接受科舉考試這種新的出仕方式；四是寒門出身的朝廷權臣的嫉恨（如武周時宰相許敬宗和李義府所為）。但“安史之亂”後，唐朝政治中樞進行了重建，“五姓”藉助於科舉制度而重新抬頭，比如滎陽鄭氏，盛唐時為宰相者難尋身影，而自中唐開始，連續出現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鄭半朝”之說；又如清河崔氏，有唐一代，其支房南祖房、清河大房、清河小房、青州房共10人出任宰相，“安史之亂”前任宰相的僅有2人，事變後進入中唐，則陸續有8人為宰相。世家大族之所以重新崛起，與掌握了科舉權有密切關係，再有就是在適應了科舉考試製度後，世家大族深厚的家風與知識傳統使他們在考試中佔有特別的優勢。如范陽盧氏，有唐一代尤其是自中唐起，中進士者超過百人，這一數量令人驚異。要知道，唐朝時科舉考試中的進士考試是最難的，錄取人數又少，盧氏能有此成績，自是藉助於家風與知識之厚。但高門大族中亦有始終蔑視科考制度而秉持中古貴族觀念的，比如以蔭入仕的宰相趙郡李德裕和滎陽鄭覃，李德裕“恥與諸生從鄉賦，不喜科試”、“尤惡進士”，滎陽鄭覃更是建議廢除進士制度。 但無論是北魏時，還是唐朝時，天下士族，崔氏始終排在第一位，在北魏時代，於中國北方，唯一可於之抗衡的是范陽盧氏，後來的“崔、盧、鄭、王”、“崔、盧、李、鄭”、“崔、盧、李、鄭、王”、“崔、盧、王、謝”，都是崔、盧排在前兩位。而鄭氏，或排第三，或排第四，始終在“四姓”與“五姓”之內，只有王、李二姓在排列中有變化。綜觀“五姓”，自北魏至唐的名望與實力，以5分為制：博陵崔氏呈大幅上升趨勢，打5分（16位宰相）；清河崔氏呈小幅下降趨勢，打4分（12位宰相）；范陽盧氏呈中幅下降趨勢，打3分（9位宰相）。缺乏標杆人物與重臣；滎陽鄭氏呈中幅上升趨勢，打4分（13位宰相）；隴西李氏呈持平趨勢，打4分（12位宰相）；趙郡李氏呈大幅上升趨勢，打5分（17位宰相）；太原王氏程大幅下降趨勢，打2分（10位宰相）。唐朝時，雖在“五姓”，但作為郡望――“太原王氏”這幾個字的影響力有限，在整體上已大大次於崔、盧、鄭、李。原因除了缺乏標杆人物與重臣外，還有自北魏時起就家風不顯有關。 在唐時，次於“五姓七家”計程車族，是京兆韋氏（16位宰相）、河東裴氏（17位宰相）、河東柳氏(3位宰相)、河東薛氏（2位宰相）、弘農楊氏（11位宰相）、京兆杜氏（10位宰相）。前四個為“關中四姓”。而京兆韋氏更是“關隴集團”的重要核心成員；河東裴氏則是整個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家族，“懿夫百家郡望，四姓為先；天下氏族，莫如裴氏！”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東晉南朝四大僑姓王、謝、袁、蕭中的一員，蘭陵蕭氏累世與隋唐皇室聯婚，而成為“關隴集團”的重要成員，作為特殊分子，竟出了10位宰相，貫穿唐朝，其力量也不容忽略。 依唐時上面諸姓之實力與名望，排名為京兆韋氏、河東裴氏、蘭陵蕭氏、京兆杜氏、弘農楊氏、河東柳氏、河東薛氏。

代姓源流有兩個，一是以國為姓，三國時期少數民族代國滅亡後，華人以國為姓，成為代姓；二是（現代的代姓源於戴姓）源自戴姓，以同音字代替為姓。戴姓主要分佈在陝西、安徽、山東、河北、東北、江蘇等地，人口較多。歷史名人有唐朝畫家戴嵩、東晉學者戴逵、清代史學家戴名世、當代詩人戴望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