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騷》是屈原自敘平生的長篇抒情詩。它的名稱有雙重涵義：從音樂方面來說，《離騷》，可能是楚國普遍流行的一種歌曲的名稱。遊國恩曰：“《楚辭·大招》有‘伏羲駕辯，楚勞商只’之文，王逸注云：‘駕辯、勞商，皆曲名也。’‘勞商’與‘離騷’為雙聲字，或即同實而異名。西漢末年，賦家揚雄曾仿屈原的《九章》，自《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牢’‘愁’為疊韻字，韋昭解為‘牢騷’，後人常說發洩不平之氣為‘發牢騷’，大概是從這裡來的。”(《楚辭論文集》)這一論證是確切的。屈原的創作是從楚國的民間文學汲取豐富的泉源，既然他的作品內容，“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黃伯思《翼騷序》)，那末作品的名稱襲用民間歌曲的舊題，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當然，這一句詞並非有聲無義。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引劉安的話，說：“《離騷》者，猶‘離憂’也。”《離騷》就是“離憂”，也就是前面所說的“勞商”“牢愁”和“牢騷”，都是一聲之轉的同義詞，同樣是表示一種抑鬱不平的情感。《史記》本傳說屈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足見標題是決定於作品的內容，而標題的音樂意義和作品的內容是統一的。“離憂”“離騷”以及“勞商”“牢愁”“牢騷”，都是雙聲或疊韻字所組成的聯綿詞，只是一個完整的意義。班固《贊騷序》說：“離，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王逸《楚辭章句》說：“離，別也；騷，愁也。”顯然，他們都是在替司馬遷“‘離騷’者，猶‘離憂’也”這句話做註腳，但卻誤會了司馬遷的原意。又，項安世《項氏家說》說：“‘楚語’：‘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韋昭曰：‘騷，愁也；離，畔也。’蓋楚人之語，自古如此。屈原《離騷》必是以離畔為愁而賦之。”也是把“離”和“騷”分成兩個字來講。把兩個字義湊成一個詞義，以致理解不同，紛歧百出，都是由於不明詞性的緣故。 本篇原名《離騷》，到了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卻稱之為《離騷經》。他的解釋是：“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己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這話的牽強附會，無待辨明。“經”，當然是經典的意思。《離騷》是屈原的代表作，把《離騷》下面加上一個“經”字，正如洪興祖所說，“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之為經耳。”(《楚辭補註》)又，本篇也有人簡稱之為《騷》，如劉勰的《文心雕龍》就以《辨騷》名篇；甚至有人竟把屈原的作品以及後來模仿屈原的作品都稱之為“騷體”。這也是原於王逸，因為他在《楚辭章句》裡，把凡是他認為是屈原的作品概題為《離騷》，凡是模仿屈原的作品概題為《續離騷》。如《九歌》，題作《離騷·九歌》，《九辯》，題作《續離騷·九辯》。這些名稱，雖然相沿已久，但並不合邏輯。複次，本篇也有人稱為《離騷賦》。這起源於漢朝，因為“漢賦”的表現形式是從“楚辭”演化而來，所以漢朝人的眼光裡，屈原的作品無一不屬於“賦”的範疇。司馬遷說屈原“乃作《懷沙》之賦”(本傳)，班固《漢書·藝文志》著錄屈原的作品二十五篇，則更進一步都稱之為“賦”。其實，“賦”到漢朝才成為文學形式上一種專門體制。稱屈原作品為“賦”，由於受了漢朝人對“辭”“賦”的概念混淆不清的影響，是不恰當的。 關於本篇的寫作時代，過去和現在都有許多不同的看法。據《史記》本傳記載，是敘述在上官大夫奪稿，“(懷)王怒而疏屈平”之後。但這並不等於說，就是這一年的事；而只是說，《離騷》是屈原政治上失意以後的作品。這裡所指的時間是廣泛的。但《離騷》作於楚懷王的時代，這一點完全可以肯定。究竟是哪一年呢？遠在二千年前的司馬遷已經感到文獻不足徵的困難，而無法作出絕對的論斷。當然，今天更不能加以主觀的臆測。可是，在司馬遷的提示下，如果作進一步的探討，多少還可以尋找出一點關於這一問題的訊息。我以為《離騷》既然是一篇抒情詩，而它的具體內容又屬於自敘傳的性質，則作品本身有關客觀事件的敘述，個人遭遇的因由，情感上所表現的憂憤之深廣，創作上所表現的氣魄之雄偉，這一切，都透露了它自身產生的時期：既不可能是少時的作品，也不會是晚年的創制，最適合的那只有是四十左右的中年時期。篇中關於年齡的敘述，處處都證實了這點。我們試把篇首“恐美人之遲暮”，篇中“老冉冉其將至兮”，篇末“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其猶未央”等句綜合起來，互相印證，就不難得出一個整體的理解：假如是三十以下的少年人，無論怎樣多愁善感，也不會說出這樣老聲老氣的話；但要把它作為五十以上的人的語氣也不妥貼，因為那就談不上“時亦其猶未央”了。屈原四十左右正是楚懷王的末期，當時楚國屢次兵敗地削，懷王主張不定，楚國政府內部親秦派和抗秦派之間的鬥爭非常劇烈。尋繹《離騷》文義和上述的時代背景，是完全吻合的。
離騷》是屈原自敘平生的長篇抒情詩。它的名稱有雙重涵義：從音樂方面來說，《離騷》，可能是楚國普遍流行的一種歌曲的名稱。遊國恩曰：“《楚辭·大招》有‘伏羲駕辯，楚勞商只’之文，王逸注云：‘駕辯、勞商，皆曲名也。’‘勞商’與‘離騷’為雙聲字，或即同實而異名。西漢末年，賦家揚雄曾仿屈原的《九章》，自《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牢’‘愁’為疊韻字，韋昭解為‘牢騷’，後人常說發洩不平之氣為‘發牢騷’，大概是從這裡來的。”(《楚辭論文集》)這一論證是確切的。屈原的創作是從楚國的民間文學汲取豐富的泉源，既然他的作品內容，“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黃伯思《翼騷序》)，那末作品的名稱襲用民間歌曲的舊題，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當然，這一句詞並非有聲無義。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引劉安的話，說：“《離騷》者，猶‘離憂’也。”《離騷》就是“離憂”，也就是前面所說的“勞商”“牢愁”和“牢騷”，都是一聲之轉的同義詞，同樣是表示一種抑鬱不平的情感。《史記》本傳說屈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足見標題是決定於作品的內容，而標題的音樂意義和作品的內容是統一的。“離憂”“離騷”以及“勞商”“牢愁”“牢騷”，都是雙聲或疊韻字所組成的聯綿詞，只是一個完整的意義。班固《贊騷序》說：“離，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王逸《楚辭章句》說：“離，別也；騷，愁也。”顯然，他們都是在替司馬遷“‘離騷’者，猶‘離憂’也”這句話做註腳，但卻誤會了司馬遷的原意。又，項安世《項氏家說》說：“‘楚語’：‘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韋昭曰：‘騷，愁也；離，畔也。’蓋楚人之語，自古如此。屈原《離騷》必是以離畔為愁而賦之。”也是把“離”和“騷”分成兩個字來講。把兩個字義湊成一個詞義，以致理解不同，紛歧百出，都是由於不明詞性的緣故。 本篇原名《離騷》，到了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卻稱之為《離騷經》。他的解釋是：“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己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這話的牽強附會，無待辨明。“經”，當然是經典的意思。《離騷》是屈原的代表作，把《離騷》下面加上一個“經”字，正如洪興祖所說，“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之為經耳。”(《楚辭補註》)又，本篇也有人簡稱之為《騷》，如劉勰的《文心雕龍》就以《辨騷》名篇；甚至有人竟把屈原的作品以及後來模仿屈原的作品都稱之為“騷體”。這也是原於王逸，因為他在《楚辭章句》裡，把凡是他認為是屈原的作品概題為《離騷》，凡是模仿屈原的作品概題為《續離騷》。如《九歌》，題作《離騷·九歌》，《九辯》，題作《續離騷·九辯》。這些名稱，雖然相沿已久，但並不合邏輯。複次，本篇也有人稱為《離騷賦》。這起源於漢朝，因為“漢賦”的表現形式是從“楚辭”演化而來，所以漢朝人的眼光裡，屈原的作品無一不屬於“賦”的範疇。司馬遷說屈原“乃作《懷沙》之賦”(本傳)，班固《漢書·藝文志》著錄屈原的作品二十五篇，則更進一步都稱之為“賦”。其實，“賦”到漢朝才成為文學形式上一種專門體制。稱屈原作品為“賦”，由於受了漢朝人對“辭”“賦”的概念混淆不清的影響，是不恰當的。 關於本篇的寫作時代，過去和現在都有許多不同的看法。據《史記》本傳記載，是敘述在上官大夫奪稿，“(懷)王怒而疏屈平”之後。但這並不等於說，就是這一年的事；而只是說，《離騷》是屈原政治上失意以後的作品。這裡所指的時間是廣泛的。但《離騷》作於楚懷王的時代，這一點完全可以肯定。究竟是哪一年呢？遠在二千年前的司馬遷已經感到文獻不足徵的困難，而無法作出絕對的論斷。當然，今天更不能加以主觀的臆測。可是，在司馬遷的提示下，如果作進一步的探討，多少還可以尋找出一點關於這一問題的訊息。我以為《離騷》既然是一篇抒情詩，而它的具體內容又屬於自敘傳的性質，則作品本身有關客觀事件的敘述，個人遭遇的因由，情感上所表現的憂憤之深廣，創作上所表現的氣魄之雄偉，這一切，都透露了它自身產生的時期：既不可能是少時的作品，也不會是晚年的創制，最適合的那只有是四十左右的中年時期。篇中關於年齡的敘述，處處都證實了這點。我們試把篇首“恐美人之遲暮”，篇中“老冉冉其將至兮”，篇末“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其猶未央”等句綜合起來，互相印證，就不難得出一個整體的理解：假如是三十以下的少年人，無論怎樣多愁善感，也不會說出這樣老聲老氣的話；但要把它作為五十以上的人的語氣也不妥貼，因為那就談不上“時亦其猶未央”了。屈原四十左右正是楚懷王的末期，當時楚國屢次兵敗地削，懷王主張不定，楚國政府內部親秦派和抗秦派之間的鬥爭非常劇烈。尋繹《離騷》文義和上述的時代背景，是完全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