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二戰歷史上，運籌帷幄、彰顯外交智慧的人物，莫過於羅斯福、丘吉爾等人，他們將同盟國緊緊地圍攏在一起，與軸心國進行著堅決地鬥爭；如果說有誰能令他們二人頭疼不已、沒有一點脾氣的，恐怕非戴高樂莫屬了。

從接觸戴高樂的第一刻起，他孤傲、一意孤行的做派，羅斯福等人對其深惡痛絕。儘管他們想盡辦法、恩威並施，但不妥協的“大個子”始終我行我素、油鹽不進，儼然就是“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這些政治“大佬們”頗有挫敗感。

1943年，在羅斯福、丘吉爾的斡旋下，成立了由戴高樂與吉羅同任主席的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儘管委員會的實際控制權在戴高樂手裡，但他似乎並沒有“善罷甘休”的意思，在他看來，一切外國勢力都不能插手法華人自己的事情。

首先，戴高樂表面上讓吉羅指揮北非法國軍隊，但在委員會內部卻開始進行改組。他讓吉羅去美國談判武器供應問題，利用這難得的23天時間，對委員會上下進行大調整。等到吉羅返回時，委員會所有成員都無條件地服從戴高樂。

其次，在一片呼聲中，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經過改選，由戴高樂一人擔任主席。在他授意下，委員會中有不少人是敵佔區的抵抗組織代表，並組建了“內地軍”。儘管他們分屬各個組織，但戴高樂是他們唯一的領導人。

更讓羅斯福等人難堪的是，他解除了吉羅的總司令職務，這是戴高樂反對美國干涉內部事務的重大舉措。他認為，法國不需要來自外國的“插手”，法蘭西民族有能力處理好自己的事情，並首次提出，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為法國臨時政府。

儘管盟軍同意派一個法國師參加登陸歐洲的“霸王行動”，但具體的行動計劃和時間，都對戴高樂保密。在美、英兩國看來，非洲政局已經不可逆的由戴高樂控制，那就不要再“染指”歐洲事務，同時，也滅一滅他“囂張”的氣焰。

但什麼事情都不能意氣用事。盟軍沒有想到戴高樂在法華人的心目中聲望很高，尤其是國內的“內地軍”，只“效忠”戴高樂一人。眼看著登陸行動需要“內地軍”的配合，不得不請他“出山”指揮“內地軍”，但不打算讓他進入法國境內。

1944年6月4日，就在登陸前兩天，丘吉爾邀請戴高樂到倫敦，由雙方簽署一個共管法國的協議，然後徵得羅斯福的同意，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承認戴高樂和他的臨時政府。這個“別有用心”的做法，自然遭到戴高樂的拒絕。

接著發生的事情，戴高樂更加無法接受。一是，美國竟然無視法國臨時政府，在2個月的時間裡，培訓了一批接管法國的行政區官員。也就是說，一旦法國解放，他們將管理各個城市，併為此印製了佔領區專用的貨幣；

二是，登陸那天用廣播向歐洲人民發表的宣告草案中，像挪威、比利時等國的宣告中沒有任何政治條件，唯獨對法華人民的宣告中，不是聽從戴高樂的臨時政府，而是盟軍統帥部。說白了，在英、美兩國眼中，戴高樂的臨時政府並不“合法”。

更讓人難堪的是，過去是德國和貝當政府阻礙戴高樂回法國，但現在卻是丘吉爾，他堅決反對戴高樂出現在被解放的法國土地上。理由很簡單，戴高樂不是他理想中的“合作伙伴”，準備另選他人。但是，不妥協的戴高樂不給他這樣的機會。

他一方面堅持另選時間播放宣告。於是，就有了兩種矛盾的號召，艾森豪威爾號召法華人服從盟軍統帥部，而戴高樂號召人們聽從法國臨時政府的；另一方面他宣稱盟軍印製的貨幣，法國政府不承認，同時派員跟隨盟軍登陸，防止他們篡權。

同時，他施展“死纏爛打”的戰術，天天圍著丘吉爾，要求進入法國領土。當然，他選擇的時機很好，此時正是盟軍進入歐洲大陸的關鍵時刻，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前線，戴高樂整天“不合時宜”地出現，令人反感，丘吉爾終於答應了他的要求。

經過一週的“軟磨硬泡”，戴高樂終於回到了祖國，興奮之情溢於言表。不過，當前最要緊的是，與盟軍搶時間，保護法國的利益。在他看來，現在是和英、美兩國徹底攤牌的時候，在國家利益方面，他不準備做絲毫的讓步。

首先，一進入諾曼底地區，他就任命諾曼底解放區專員和軍區首長，並立刻前往剛剛解放不久的貝葉城，在那裡建立新的政權。令他欣慰的是，沿途的民眾聽說“戴高樂來了”，迅速將其簇擁著走向市政府。看來，法國民眾認可和擁護戴高樂。

其次，促成法軍全面參戰。丘吉爾“別有用心”的義大利戰役，越來越得不到美軍的認可。戴高樂趁機積極倡導執行“龍騎兵”行動，即在法國南部海岸登陸，佔領馬賽和土倫，繼而向巴黎進軍。只有這樣，他的部隊才能從義大利趕往法國。

在他看來，儘管手裡的部隊總共有30萬人，但必須投入到解放法國的戰役中，這是決定戰後法國能否有權參與世界劃分，和取得大國地位的重大問題。於是，“龍騎兵”行動中，他的法國第1、第2軍，共計6個師參加了行動。

更讓他滿意的是，羅斯福似乎對法國的現狀既不過於幫助，也不過多幹涉了，甚至發表宣告“美國承認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有資格行使法國的政權”。儘管還沒有正式承認法國臨時政府，但消除了戴高樂在法國建立政權的最大障礙。

現在的局勢向著對戴高樂有利的方向發展，但他也十分清楚的知道，美華人不干涉，但也不幫忙。換句話說，就是接下來的事情，法華人要依靠自己去解決。尤其是在解放巴黎的問題上，他不得不到處“求爺爺告奶奶”。

原來，法國“內地軍”的鬥爭慾望過於“強烈”，居然不聽戴高樂選派的代表指揮，提前爆發了武裝起義，導致巴黎城一片混亂。這一突發事件完全出乎戴高樂的意料，為了儘快解決巴黎“無政府狀態”的威脅，他只得求助與艾森豪威爾。

他“苦口婆心”的勸說了很長時間，艾森豪威爾最終同意，巴頓手下的勒克萊爾法軍第2裝甲師進入巴黎，迅速控制了局面。1994年8月26日，當戴高樂在民眾歡呼聲中來到凱旋門時，他由衷地感到高興，因為這是法華人自己解放的城市。

戴高樂經過4年不屈抗爭，既要反對德國、維希政府，又要不妥協於英、美兩國，終於“苦盡甘來，修成正果”。他不僅獲得了人生巔峰，更是將法華人從“投降”的陰鬱中拉了出來，保住了法蘭西民族的“尊嚴”。這一點，戴高樂居功至偉。

參考文獻：《第二次世界大戰》、《戴高樂》

有同意戴高樂的自由法國部隊登陸自己的國家，不過是跟在美軍後面。而且美軍快到巴黎時特意停下來讓法華人先走，拍下法軍解放巴黎的片子……

與其說戴高樂和丘吉爾有矛盾 ，還不如說其實是羅斯福不待見戴高樂，起碼丘吉爾還給了戴高樂棲身之所。

1940年6月中旬，在抵抗了不足50天之後，法國政府向納粹德國政府屈膝投降，重演69年前普法戰爭的國恥。法國北部被德軍佔領，南部建立了以貝當元帥為首的維希傀儡政權。法國的瞬間潰敗震驚了世界，誰也不會想到堂堂一個歐洲大國強國竟會如此不堪一擊，成了德國閃電戰的又一個犧牲品。

但不是所有的法華人都甘當順民做亡國奴，1940年6月18日，原任法國國防部副國務秘書的戴高樂（1890—1970）在英國倫敦利用BBC廣播發表《告法華人民書》，號召法華人民團結起來，抗擊德國納粹的侵略。在這篇文告中，50歲的戴高樂鏗鏘有力地說道：“無論發生什麼事情，法國抵抗的火焰都不能熄滅，也絕不會熄滅。”“法國只是輸掉了一次戰役，但它沒有輸掉整個戰爭。”

1943年1月卡薩布蘭卡會議上，美英把各自支援的法國政治首腦吉羅和戴高樂硬拉到一起。從左到右：吉羅、羅斯福、戴高樂與丘吉爾

隨著這篇文告的廣播，戴高樂的名字一夜之間傳遍了世界各地，他成了要拯救法蘭西民族脫離水火的“摩西”。可那時的戴高樂要兵沒兵，要將沒將，名望極低，軍銜也不過是個臨時准將，要想在英國建立一個代表法國的“流亡抵抗政府”談何容易。

在之後的一段時間裡羅斯福也絲毫沒有與戴高樂打交道的意思，特別是當英美盟軍在1942年11月初成功在北非法屬殖民地登陸時，作為自由法國抵抗運動負責人的戴高樂事先根本不知情，因為羅斯福要求對戴高樂保密。後來當戴高樂得知後，曾怒吼道：“我希望維希方面的人把他們趕到海里去！他們總不能打洞破牆進法國吧！”

與戴高樂受到的冷遇相比，美華人更傾向於和維希政權內部的高階官員打交道，幻想他們當中某個人能夠“反正”，經過數次挑選，羅斯福選擇了吉羅上將，希望此人能夠扛起法國抵抗運動的大旗，成為美國的合作伙伴。1943年年初，羅斯福在摩洛哥卡薩布蘭卡舉行的英美首腦會議上強迫戴高樂這位“猶豫不決的新娘”嫁給吉羅這位“新郎”，要求戴高樂聽從吉羅的指揮，並答應給戴高樂一個適合的位置。在會議結束時，羅斯福還要求戴高樂與吉羅照一張握手照以示團結。

羅斯福的盛氣凌人讓戴高樂頗為惱怒，他不無諷刺地說道：“為了你我可以這樣做。”儘管羅斯福想扶持吉羅，可吉羅偏偏是一個扶不上牆的阿斗，最終還是戴高樂在抵抗運動內部佔了上風。羅斯福不得不承認戴高樂作為法國抵抗運動一把手的領導地位。

但羅斯福對戴高樂依舊充滿著厭惡，認為此人就是一個刺頭，不是一個肯俯首帖耳的人，於是他儘可能地去排斥戴高樂，如1943年年底討論歐洲戰場形勢的德黑蘭會議只有美英蘇三國領導人，法國的戴高樂被排斥在外。在羅斯福心中，作為世界一流大國的法國已經不復存在，戴高樂所代表的法國在世界上沒有任何發言權。未來法國的命運要由美英蘇三大國來進行安排。

1944年6月，由美國艾森豪威爾將軍指揮的美英盟軍在法國諾曼底成功登陸，開闢了歐洲第二戰場，在盟軍開道下，戴高樂回到了闊別四年之久的祖國。不過戴高樂沒有半點的勝利喜悅之情，因為法國的解放是靠著盟軍而非法國自己。

以解放者自居的艾森豪威爾進入法國後頤指氣使，在法軍的指揮權問題上與戴高樂發生了不少的摩擦，這讓艾森豪威爾對戴高樂充滿了抱怨，並反饋給了羅斯福。

1944年7月初，羅斯福邀請戴高樂訪問華盛頓，這是兩個人的第二次會面。不過這次會面從迎接儀式氣氛就不太融洽。為了歡迎戴高樂的到來，羅斯福為其鳴響17聲禮炮，這通常是歡迎外國軍事領導人的禮節，而作為國家領導人按理說應該鳴炮21響，顯然羅斯福沒有把戴高樂看成法國的領導人，這讓戴高樂心裡極為不快。在之後的會談中，羅斯福毫不避諱地對戴高樂說：他要建立美蘇英中四大國的領導權來解決全世界問題，法國不應當承擔起分配給四大國的職責。戴高樂領導的抵抗運動組織（由自由法國運動演變而來的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不會被看作是法國的臨時政府，羅斯福只同意在法華人民選出政府之前把它看成“事實上的民政當局”，而盟軍總司令擁有一切必要權力處理法國事務。

對於羅斯福的這套傲慢說辭，戴高樂予以了堅決回擊，雙方最終不歡而散。隨著1944年8月巴黎的解放，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改為了法國臨時政府，戴高樂成了法國臨時政府首腦。面對這個既成事實，無可奈何的羅斯福只得承認了戴高樂領導下的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

雖被承認了，戴高樂卻依舊品嚐著被輕視的滋味。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法國沒有受到邀請。對於三番五次宣告有權參加討論處置德國問題的戴高樂來說，無疑是等於明白地被告知：法國還沒有資格參加這樣的大國會議。戴高樂將所有的原因都歸結到羅斯福身上。不過雅爾塔會議雖將法國排斥在大國決策之外，但又考慮到重大問題與法國的特殊關係，所以同意法國參加對德佔領，並同意法國參加聯合國安理會。

在雅爾塔會議上羅斯福以為給法國這幾項“準大國”的待遇，就可以平息戴高樂的怒氣了。他在會議結束後，派人轉交給戴高樂一封私人信件，希望從雅爾塔返回時，在法屬阿爾及爾同戴高樂會晤。戴高樂果斷地拒絕了這一“邀請”。在戴高樂看來，在雅爾塔會議結束之後去見羅斯福，不是明擺著一副去聆聽教誨的架勢嗎？更令他不能接受的是，羅斯福的“邀請”竟安排在阿爾及爾這個法國屬地上進行，主客嚴重被顛倒。戴高樂的拒絕使羅斯福感到丟了臉，他在給國會的報告中譏諷戴高樂，說有位女主角大耍明星脾氣，錯過了一次有益的會晤。1945年4月12日，羅斯福因腦溢血去世。兩位政治家的關係在不和中終結了。

 但是美國和法國的矛盾在六十年代終於爆發了，戴高樂政府退出了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開始已獨立自主的面目出現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