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祭孔亦稱祀孔，即對孔子進行祭祀。孔子死後，魯哀公為孔子作了誄文，並將孔子生前“所居之堂”闢作“壽堂”，令其子孫“歲時奉祀”。孔子的弟子則為孔子守喪三年，據說，子貢還比其他弟子多守三年。以後，隨著孔子和儒學地位的提高，對孔子的祭祀也逐漸數量增多，規格提高。除了孔子後裔舉行的家祭外，更有隆重的國祭。國祭一般是派遣大臣前往孔廟致祭，其中，有的在北京孔廟進行祭祀，清代以來常常如此，皇帝還親自參加；而更多的則是派人前往曲阜孔廟進行祭祀。據不完全統計，自東漢至清末，歷代皇帝派遣大臣前往曲阜祭孔的有196次之多。第二部分在國祭之中，除了皇帝派人致祭孔子外，還有一些皇帝親自前往曲阜，對孔子進行祭祀。據統計，歷代封建皇帝到曲阜祭祀孔子的有19次。最早來曲阜祭祀孔子的皇帝是漢高祖劉邦。漢高祖十二年（前195）十一月，劉邦自淮南過魯，“以太牢祀孔子”，並封孔子的九世孫孔騰為奉祀君。在祭祀中，牛、羊、豬三牲全具為“太牢”，古代帝王、諸侯祭祀社稷時常用此禮，可見，這是一種規格較高的祭祀。東漢時期來曲阜祭孔的有四位皇帝。第一位便是光武帝劉秀，建武五年（29），劉秀打敗董憲後，路過闕里，使大司馬宋弘祭祀孔子。永平十五年（72），漢明帝在曲阜與諸王相邀，祭祀魯恭王劉餘的陵墓，並且到闕里祭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祭祀時，明帝親至廟堂，立東面西，群臣在殿外面北而拜。元和二年（85），漢章帝來曲阜祭祀孔子以及七十二弟子，並奏“六代之樂”，留下了太尊、犧尊、象尊、山尊、雷尊、明水瓶各1件，還會見了20歲以上的孔氏男子後裔63人，他們各穿儒服，都得以受賜布帛。延光三年（124），漢安帝也親到曲阜祭祀孔子及其弟子，並會見魯地官員和孔子後裔親屬，賜以布帛。魏晉南北朝時期，只有北魏孝文帝於太和十九年（495）到闕里祭祀孔子。他這次來曲阜，命兗州府為孔林起園，修築墳壠，樹碑植柏；封孔、顏後裔為官；封孔子二十八代孫孔靈珍為崇聖侯，封與食邑，使之奉祀孔子。唐朝親到曲阜致祭的有高宗、玄宗。乾封元年（666），唐高宗李治到闕里祭孔，贈孔子以“太師”稱號，並下令整修孔子廟，免去了孔子後裔的賦役。開元十三年（725），玄宗李隆基親至闕里，派禮部尚書以太牢祭祀孔子墓，下令免去近孔子墓5戶人家的賦役，以便供孔墓灑掃，並制祭孔子詩。五代時，後周的太祖郭威於廣順二年（952）克兗州，隨即到曲阜祭祀孔子，並祭拜孔子墓。據說，當時有人提示郭威說天子不應拜，但郭威認為孔子是百世帝王之師，不可不敬。祭畢，為孔廟留下金花銀鏤10餘件，令兗州地方政府修葺孔子林，嚴加保護。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真宗到泰山舉行封禪大典，而後到曲阜祭拜孔子。這次祭祀儀式非常隆重，皇帝親自祭孔，行再拜獻爵之禮；又命陪臣分別祭祀孔子父母、十哲、七十二弟子及從饗先儒；接著又親自祭拜孔子父親，還到孔林祭拜。三天後，追諡孔子、孔子父母、孔子夫人，賜祭田、錢帛，還賜書150卷，收藏於孔廟藏書樓。清朝，清聖祖玄燁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東巡泰山，又到江南。十一月回到曲阜祭拜孔子。他此次來曲阜，由孔尚任在詩禮堂為之講經，並以孔尚任為引駕官，到大成殿，親書“萬世師表”匾額。又到了孔林，康熙帝行一跪三叩之禮。此後，還賞賜衍聖公及其族人和陪祀人員，為一些人加官晉級。康熙之後，到曲阜祭祀孔子的是乾隆帝弘曆。乾隆帝一生中先後有8次到曲阜孔子故里祭孔，這可謂孔子祭祀史上的一道風景。乾隆初次到曲阜是在乾隆十三年（1748）二月，據《孔府檔案》的記載，他這次來曲阜聲勢浩大，根據指示，凡乾隆經過的地區，三十里以內的文武官員以及駐防滿、漢官員，必須於乾隆經過之日穿朝服接送。聖駕至曲阜，孔子第七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孔昭煥率孔子、顏子、曾子、孟子、仲子（子路）的後裔有官職者，俱於是日至孔廟內伺候陪祀，隨從聽講和參觀。乾隆到了大成殿後，在孔子位前肅立，神態虔誠恭謹，為孔子行三跪九叩大禮拜謁之後，遊覽廟中古蹟。第二天，乾隆再次親奠孔子，並獻祭文。接著到詩禮堂講筵，衍聖公、各博士以及“十三氏”子孫皆隨從聽講，由孔繼汾為乾隆進講《中庸》。以後，乾隆皇帝又先後7次“巡幸”曲阜，時間分別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二月、二十二年（1757）二月、二十七年（1762）正月、三十六年（1771）二月、四十一年（1776）三月、四十九年（1784）二月、五十五年（1790）三月。乾隆皇帝到曲阜，有的是南巡路過，有的是東巡山左，但每次都對孔子虔誠拜謁。乾隆皇帝還與衍聖公府來往甚密，與衍聖公孔昭煥、孔憲培關係融洽。第三部分自很早的時代起，華人便十分重視祭祀之禮，西周春秋以來，祭祀更與決定國家命運的戰爭一樣被當作“國之大事”（《左傳》成公十三年）。孔子作為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思想學說對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都產生了深深的影響。孔子以後，由於儒家思想與中國傳統社會的相互適應，孔子的地位日漸提高。於是，祭孔之禮也越來越隆重。在對孔子的祭祀典禮之中，歷代封建帝王親臨曲阜祭祀孔子，可謂孔子祭祀中的一項“殊典”。孔子在世時地位並不高，但他培養了眾多的弟子，創立了儒家學說，竭力維護統治秩序，歷史上這些封建帝王到曲阜祭祀孔子，顯示了他們對於孔子和儒家思想的重視。第四部分然而，他們親臨曲阜祭孔，是為了作出一種“崇禮重文”的姿態，向天下人顯示其重視儒學的基本立場而已。自西漢以來，歷代封建皇朝推崇孔子和儒家的思想主張，歸根結底是其穩固封建統治的需要。第一位到曲阜祭祀孔子的皇帝劉邦開始很看不起儒家，當儒生晉見時，他甚至用儒生的儒冠“溲溺”。但當他了解到儒學和孔子的主張“可與守成”後，他的態度才發生了根本轉變。以後至曲阜的歷代帝王也都是如此，他們到曲阜祭孔，多是順便進行。漢高祖劉邦、光武帝劉秀、後周太祖郭威、清朝乾隆皇帝第七次祭孔都是在平亂之後；宋真宗是在封禪泰山之後，乾隆有幾次都是既“幸闕里”，又“祀岱廟”；其他如東漢諸帝、清朝康熙皇帝則是在出巡過魯之時。不過，這些帝王親到曲阜祭祀孔子，其實也體現了儒學與各自時代社會政治的關係。劉邦親祭孔子，已經透露出漢代尊崇儒學的資訊；東漢有4位帝王到曲阜祭孔，正是此時經學興盛的必然結果。北魏孝文帝、清朝的康熙和乾隆，他們作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國的開明帝王，可以透過“崇倡儒教”，消弭漢民族的對抗心理。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親至曲阜，自然也是為了表示對孔子的“欽崇之志”。第五部分與其他尊崇孔子的方式相比，封建帝王親赴孔子故里祭孔有其特別的意義。這除了表示他們對孔子與儒學的“虔誠”“恭謹”之外，更為重要的則在於利用孔子後裔。於是，歷代皇朝不斷地對孔子後裔“優渥”“推恩”，到明清時期，衍聖公升到了位極人臣的“百官之首”“當朝一品”，成了享無限榮耀、受無窮福祉的不衰顯貴。而在實質上，衍聖公府卻是一種裝飾與點綴，是作為封建統治者“崇儒重道”的一種物質表現形式而已。封建王朝要強化政治和思想統治，而“優渥”聖裔可以更好地收系人心，以樹立封建皇帝“仁德共主”的形象。這樣，衍聖公府就和孔子與儒學一樣，成了歷代帝王加強統治的工具。封建帝王的尊孔、祭孔雖然是為了封建政治統治，但確實也為孔子後裔帶來了許多實際的利益。所以，衍聖公府中也反過來充分利用了封建帝王來曲阜祭祀孔子的每次機會，使自身擁有了越來越高的政治經濟地位。然而，封建帝王卻不允許任何超越自身、不恭順自己的行為和舉動出現，以致於清朝康熙皇帝見到孔子墓碑上有“文宣王”字樣時便不肯下跪。作為孔子後裔的衍聖公哪裡能與孔子相比，封建帝王要求他們做“士民表率”，也就是說，他們要代行國家祀典，謹守朝廷法度，做好為朝廷裝點“崇奉聖教”門面的招牌。封建王朝與其所“優渥”的聖裔之間，就是這樣存在著互動利用的關係。
第一部分祭孔亦稱祀孔，即對孔子進行祭祀。孔子死後，魯哀公為孔子作了誄文，並將孔子生前“所居之堂”闢作“壽堂”，令其子孫“歲時奉祀”。孔子的弟子則為孔子守喪三年，據說，子貢還比其他弟子多守三年。以後，隨著孔子和儒學地位的提高，對孔子的祭祀也逐漸數量增多，規格提高。除了孔子後裔舉行的家祭外，更有隆重的國祭。國祭一般是派遣大臣前往孔廟致祭，其中，有的在北京孔廟進行祭祀，清代以來常常如此，皇帝還親自參加；而更多的則是派人前往曲阜孔廟進行祭祀。據不完全統計，自東漢至清末，歷代皇帝派遣大臣前往曲阜祭孔的有196次之多。第二部分在國祭之中，除了皇帝派人致祭孔子外，還有一些皇帝親自前往曲阜，對孔子進行祭祀。據統計，歷代封建皇帝到曲阜祭祀孔子的有19次。最早來曲阜祭祀孔子的皇帝是漢高祖劉邦。漢高祖十二年（前195）十一月，劉邦自淮南過魯，“以太牢祀孔子”，並封孔子的九世孫孔騰為奉祀君。在祭祀中，牛、羊、豬三牲全具為“太牢”，古代帝王、諸侯祭祀社稷時常用此禮，可見，這是一種規格較高的祭祀。東漢時期來曲阜祭孔的有四位皇帝。第一位便是光武帝劉秀，建武五年（29），劉秀打敗董憲後，路過闕里，使大司馬宋弘祭祀孔子。永平十五年（72），漢明帝在曲阜與諸王相邀，祭祀魯恭王劉餘的陵墓，並且到闕里祭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祭祀時，明帝親至廟堂，立東面西，群臣在殿外面北而拜。元和二年（85），漢章帝來曲阜祭祀孔子以及七十二弟子，並奏“六代之樂”，留下了太尊、犧尊、象尊、山尊、雷尊、明水瓶各1件，還會見了20歲以上的孔氏男子後裔63人，他們各穿儒服，都得以受賜布帛。延光三年（124），漢安帝也親到曲阜祭祀孔子及其弟子，並會見魯地官員和孔子後裔親屬，賜以布帛。魏晉南北朝時期，只有北魏孝文帝於太和十九年（495）到闕里祭祀孔子。他這次來曲阜，命兗州府為孔林起園，修築墳壠，樹碑植柏；封孔、顏後裔為官；封孔子二十八代孫孔靈珍為崇聖侯，封與食邑，使之奉祀孔子。唐朝親到曲阜致祭的有高宗、玄宗。乾封元年（666），唐高宗李治到闕里祭孔，贈孔子以“太師”稱號，並下令整修孔子廟，免去了孔子後裔的賦役。開元十三年（725），玄宗李隆基親至闕里，派禮部尚書以太牢祭祀孔子墓，下令免去近孔子墓5戶人家的賦役，以便供孔墓灑掃，並制祭孔子詩。五代時，後周的太祖郭威於廣順二年（952）克兗州，隨即到曲阜祭祀孔子，並祭拜孔子墓。據說，當時有人提示郭威說天子不應拜，但郭威認為孔子是百世帝王之師，不可不敬。祭畢，為孔廟留下金花銀鏤10餘件，令兗州地方政府修葺孔子林，嚴加保護。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真宗到泰山舉行封禪大典，而後到曲阜祭拜孔子。這次祭祀儀式非常隆重，皇帝親自祭孔，行再拜獻爵之禮；又命陪臣分別祭祀孔子父母、十哲、七十二弟子及從饗先儒；接著又親自祭拜孔子父親，還到孔林祭拜。三天後，追諡孔子、孔子父母、孔子夫人，賜祭田、錢帛，還賜書150卷，收藏於孔廟藏書樓。清朝，清聖祖玄燁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東巡泰山，又到江南。十一月回到曲阜祭拜孔子。他此次來曲阜，由孔尚任在詩禮堂為之講經，並以孔尚任為引駕官，到大成殿，親書“萬世師表”匾額。又到了孔林，康熙帝行一跪三叩之禮。此後，還賞賜衍聖公及其族人和陪祀人員，為一些人加官晉級。康熙之後，到曲阜祭祀孔子的是乾隆帝弘曆。乾隆帝一生中先後有8次到曲阜孔子故里祭孔，這可謂孔子祭祀史上的一道風景。乾隆初次到曲阜是在乾隆十三年（1748）二月，據《孔府檔案》的記載，他這次來曲阜聲勢浩大，根據指示，凡乾隆經過的地區，三十里以內的文武官員以及駐防滿、漢官員，必須於乾隆經過之日穿朝服接送。聖駕至曲阜，孔子第七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孔昭煥率孔子、顏子、曾子、孟子、仲子（子路）的後裔有官職者，俱於是日至孔廟內伺候陪祀，隨從聽講和參觀。乾隆到了大成殿後，在孔子位前肅立，神態虔誠恭謹，為孔子行三跪九叩大禮拜謁之後，遊覽廟中古蹟。第二天，乾隆再次親奠孔子，並獻祭文。接著到詩禮堂講筵，衍聖公、各博士以及“十三氏”子孫皆隨從聽講，由孔繼汾為乾隆進講《中庸》。以後，乾隆皇帝又先後7次“巡幸”曲阜，時間分別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二月、二十二年（1757）二月、二十七年（1762）正月、三十六年（1771）二月、四十一年（1776）三月、四十九年（1784）二月、五十五年（1790）三月。乾隆皇帝到曲阜，有的是南巡路過，有的是東巡山左，但每次都對孔子虔誠拜謁。乾隆皇帝還與衍聖公府來往甚密，與衍聖公孔昭煥、孔憲培關係融洽。第三部分自很早的時代起，華人便十分重視祭祀之禮，西周春秋以來，祭祀更與決定國家命運的戰爭一樣被當作“國之大事”（《左傳》成公十三年）。孔子作為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思想學說對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都產生了深深的影響。孔子以後，由於儒家思想與中國傳統社會的相互適應，孔子的地位日漸提高。於是，祭孔之禮也越來越隆重。在對孔子的祭祀典禮之中，歷代封建帝王親臨曲阜祭祀孔子，可謂孔子祭祀中的一項“殊典”。孔子在世時地位並不高，但他培養了眾多的弟子，創立了儒家學說，竭力維護統治秩序，歷史上這些封建帝王到曲阜祭祀孔子，顯示了他們對於孔子和儒家思想的重視。第四部分然而，他們親臨曲阜祭孔，是為了作出一種“崇禮重文”的姿態，向天下人顯示其重視儒學的基本立場而已。自西漢以來，歷代封建皇朝推崇孔子和儒家的思想主張，歸根結底是其穩固封建統治的需要。第一位到曲阜祭祀孔子的皇帝劉邦開始很看不起儒家，當儒生晉見時，他甚至用儒生的儒冠“溲溺”。但當他了解到儒學和孔子的主張“可與守成”後，他的態度才發生了根本轉變。以後至曲阜的歷代帝王也都是如此，他們到曲阜祭孔，多是順便進行。漢高祖劉邦、光武帝劉秀、後周太祖郭威、清朝乾隆皇帝第七次祭孔都是在平亂之後；宋真宗是在封禪泰山之後，乾隆有幾次都是既“幸闕里”，又“祀岱廟”；其他如東漢諸帝、清朝康熙皇帝則是在出巡過魯之時。不過，這些帝王親到曲阜祭祀孔子，其實也體現了儒學與各自時代社會政治的關係。劉邦親祭孔子，已經透露出漢代尊崇儒學的資訊；東漢有4位帝王到曲阜祭孔，正是此時經學興盛的必然結果。北魏孝文帝、清朝的康熙和乾隆，他們作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國的開明帝王，可以透過“崇倡儒教”，消弭漢民族的對抗心理。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親至曲阜，自然也是為了表示對孔子的“欽崇之志”。第五部分與其他尊崇孔子的方式相比，封建帝王親赴孔子故里祭孔有其特別的意義。這除了表示他們對孔子與儒學的“虔誠”“恭謹”之外，更為重要的則在於利用孔子後裔。於是，歷代皇朝不斷地對孔子後裔“優渥”“推恩”，到明清時期，衍聖公升到了位極人臣的“百官之首”“當朝一品”，成了享無限榮耀、受無窮福祉的不衰顯貴。而在實質上，衍聖公府卻是一種裝飾與點綴，是作為封建統治者“崇儒重道”的一種物質表現形式而已。封建王朝要強化政治和思想統治，而“優渥”聖裔可以更好地收系人心，以樹立封建皇帝“仁德共主”的形象。這樣，衍聖公府就和孔子與儒學一樣，成了歷代帝王加強統治的工具。封建帝王的尊孔、祭孔雖然是為了封建政治統治，但確實也為孔子後裔帶來了許多實際的利益。所以，衍聖公府中也反過來充分利用了封建帝王來曲阜祭祀孔子的每次機會，使自身擁有了越來越高的政治經濟地位。然而，封建帝王卻不允許任何超越自身、不恭順自己的行為和舉動出現，以致於清朝康熙皇帝見到孔子墓碑上有“文宣王”字樣時便不肯下跪。作為孔子後裔的衍聖公哪裡能與孔子相比，封建帝王要求他們做“士民表率”，也就是說，他們要代行國家祀典，謹守朝廷法度，做好為朝廷裝點“崇奉聖教”門面的招牌。封建王朝與其所“優渥”的聖裔之間，就是這樣存在著互動利用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