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孔大典

漢高祖劉邦，也就是大漢王朝的開國皇帝，劉邦是沛縣人，出身於普通的農家，在秦朝時擔任沛縣的亭長，後來隨著秦統治的腐敗，各地起義四起，劉邦集結人馬響應起義，投奔項梁，後被封為武安侯。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劉邦先入關，在楚漢戰爭中，打敗了項羽，統一天下。於公元前202年，劉邦即皇帝位，西漢王朝正式建立，定都長安。西漢初年，統治者們信奉黃老之學，主張休養生息，無為而治，吸取秦亡的經驗教訓，發展經濟，文化。在政治上，劉邦善於用人，求賢若渴，強化皇權。在經濟上，劉邦實行輕徭薄賦，使得百姓得以生息。在文化上，劉邦十分重視文化的發展，陸賈曾經說：“馬上得到天下，能馬上治天下嗎？”劉邦便總結秦亡的教訓，除此之外，劉邦還建立了“國家圖書館”天祿閣，劉邦重視文化的發展，《重祠詔》雲：“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在現在的曲阜孔廟，有一幅明代的書畫，這幅畫是《聖蹟之圖》，這幅畫所描繪的是漢高祖劉邦在魯城祭祀孔子。那麼漢高祖劉邦在歷史上是否真的有去祭孔？祭孔的具體情況又是怎樣呢？

漢高祖幸魯祭孔圖

《通典》中說:“禮樂相須為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 祭祀在中國古代社會政治領域佔有絕對重要的地位。祭孔，是古代帝王尊崇至聖先師孔子，在孔廟舉行的祀典。為紀念中國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對人類文化的傑出貢獻，而舉辦的祀典活動，已延續了2500多年，而且在不斷向外弘揚發展。

孔子

祭孔禮制是從周代的祭祀之禮演變而來的。祭孔主要環節包括開廟啟戶，敬獻花籃，樂舞告祭，恭讀祭文等。這樣的祭祀大典可在中國歷史上追溯到兩千多年之前。最先祭孔的帝王就是漢高祖劉邦。據記載，在公元前195年，劉邦過魯，以太牢祀孔子，並詔諸侯、公、卿、將、相至郡，先謁廟而後從政。太牢就是豬牛羊。漢高祖劉邦的祭孔為後世歷代帝王的祭孔開了先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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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林業科技大學音樂學院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研究所 三湘音樂文化研究所

2. 《代代相傳:祭祖與祭孔的血緣性與非血緣性傳統》李紀祥 佛光大學人文學院

3. 《祭孔:儒家文化的時代印記》孔節 侯賀良

漢高祖沒有祭孔，要是尊孔的應該是漢武帝劉徹開始。

在漢武帝之前治理國家的理念為老子的無為而治，因為漢武帝繼位不久就想任用儒家學者為官，被竇太后給否定了，說明在漢武帝之前漢朝廷上是不認儒家的，所以漢高祖不可能祭孔的.

漢武帝為了國家的統治需要儒家的想法，所以在竇太后逝去以後，任用儒家學者阻力小了，才開始讓儒家學者做官參與管理國家。

漢武帝繼位時漢朝已經建國五六十年了，可以說國泰民安。需要一種文化思想來統治百姓，使國家更安穩，其次漢武帝想泰山封禪需要儒家人幫忙，從此漢朝獨尊儒家，估計才有後來說的祭孔之說。但是漢武帝是沒有祭孔的，可能是後代儒家為了感謝漢武帝，給他新增為祭孔第一人吧。

第一部分

在歷史上，有不少帝王曾經親自到孔子家鄉曲阜的孔子廟祭祀孔子，在這些帝王中，漢代的高祖劉邦是最早的一位。

劉邦是一位起於小吏的草頭天子，漢初大臣又大都來自楚地，且多為屠狗賣繒之輩，他們對儒學沒有任何的瞭解和興趣，因此，儒生們不得不謹小慎微。

陸賈是一個有口才的辯士，他本為楚人，一直跟隨劉邦征戰，他在劉邦面前稱說《詩》《書》，尚不免受到劉邦的責罵；

叔孫通穿著儒生服裝相見時，劉邦也感到厭煩，叔孫通只好改變了自己的服裝。他本是薛人，但劉邦是楚人，叔孫通便穿上短衣，打扮成楚人模樣。

劉邦開始時對儒生的態度十分惡劣，據《史記·酈生陸賈列傳》記載，儒生前來見他，他把人家的帽子摘下來當便盆；與人談話，則常常大罵，完全是一副流氓無賴的形象。

他即位稱帝之初，對儒家的《詩》《書》等典籍沒有絲毫興趣，也就是說他對儒家典籍的教化作用一無所知。

可是，後來的劉邦卻與先前判若兩人。據《全漢文》卷一記載，他在《手敕太子》書中說：“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阼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以後，路過魯地時，他還“以太牢祠孔子”。他對孔子和儒學的態度發生了根本轉變。

劉邦對孔子和儒學由謾罵、蠻橫轉為敬重、尊崇，主要緣於當時殘破現實的逼迫。

漢初，經濟極度凋弊，政治混亂，民怨沸騰。歷史的曲折多難和鉅變，給新興的漢王朝提出了時代的主題，他們不能不思考如何建立自己的統治秩序，改變當時的殘破局面，正視這突如其來的國家學說的空缺。

當戰爭的煙塵散盡之後，他們首先思索的是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訓。

有的思想家一針見血地指出，用刑太急、仁義不施、不知教化是導致強秦速滅的重要原因。他們試圖用儒家的禮儀建立漢朝的統治秩序。

而直接引導劉邦態度轉變的則是叔孫通、陸賈等漢初儒生。

《漢書·高帝紀》記曰：“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律令、軍法、章程都是具體的政治制度，而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述存亡之徵”的《新語》，應屬於意識形態範疇的建設。

在促成漢初儒學地位的變化方面，人們很推崇陸賈，有人說“漢代重儒，開自陸生也”。這主要是就他撰著《新語》而言的。史載，陸賈時時稱說《詩》《書》而受到劉邦的責罵後，便向劉邦說明騎在馬上得天下卻不能騎在馬上治天下的道理，並寫了《新語》十二篇，以說明古今國家的成敗原因。

陸賈“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從陸賈的《新語》看，他是一個厚今論者，他也反對“淡於所見，甘於所聞”，反對泥古、尊古的偶像崇拜與保守，主張“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

因此，被司馬遷稱為“漢家儒宗”的叔孫通制定漢代朝儀，可能對劉邦的刺激會更大一些。當時，儀法混亂，“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劉邦為此大為傷神。

而叔孫通提出制定朝儀時，劉邦還不怎麼相信，說“可試為之”，並且特意指出不要搞得太複雜，要適合漢初君臣的理解能力。然而，當禮儀施行於朝廷後，劉邦才由衷地感到“為皇帝之貴也”，並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連他的弟子也都做了郎官。

這件事肯定對劉邦轉變對孔子和儒學的態度起了重要作用。

漢高祖十二年（前195），劉邦南征英布班師回朝過魯時，到孔廟祭祀孔子，開了歷代皇帝親到曲阜祭祀孔子的先河。

劉邦親自祭祀孔子之後，諸侯卿相至魯，常拜謁孔廟後才走馬上任。

為了更好地奉祀孔子，並表示對孔子後裔的優渥，劉邦又封孔子的九世孫孔騰為“奉祀君”，專司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