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琦（1008—1075），字稚圭，自號贛叟，相州安陽（今屬河南）人，北宋政治家、名將。

韓琦出身世宦之家，父南韓華累官至右諫議大夫。韓琦3歲父母去世，由諸兄扶養，“既長，能自立，有大志氣。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純一，無邪曲，學問過人”。天聖五年（1027），弱冠之年考中進士，名列第二，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今屬山東）。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景祐元年（1034）九月，遷開封府推官。二年十二月，遷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三年八月，拜右司諫。

韓琦在擔任諫官的三年時間內，敢於犯顏直諫，諍言讜議，“凡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為急，前後七十餘疏”，尤其以寶元元年（1038）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為知名。當時災異頻繁發生，流民大批出現，而當朝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卻束手無策，“罕所建明”。韓琦連疏四人庸碌無能，痛陳宋朝八十年太平基業，絕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毀壞”，結果四人同日罷職，名聞京華。他還嚴厲抨擊當時“貨賂公行”、“因緣請託”的社會風氣和“僥倖日滋，賞罰倒置，法律不能懲有罪，爵祿無以勸立功”的官場腐敗作風，建議仁宗先從朝廷內部“減省浮費”、“無名者一切罷之”。名相王曾稱讚他說：“今言者不激，則多畏顧，何補上德？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

寶元二年（1039），四川旱災嚴重，饑民大增，韓琦被任命為益、利路體量安撫使。他到四川后，首先減免賦稅，“逐貪殘不職吏，汰冗役數百”，然後將當地官府常平倉中的糧食全部發放給貧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設稠粥，救活饑民多達190萬人，蜀民無不感激地說：“使者之來，更生我也。”

自從原來臣服宋朝的西夏國主李元昊稱帝，公開與宋朝對抗以來，與夏鄰界的陝西形勢就非常吃緊。韓琦從四川剛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詳細剖析了陝西邊備形勢，隨即被任命為陝西安撫使。到了陝西，他看到苛捐雜稅很重，百姓非常窮苦，便一律予以免除。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大舉圍攻延州（今陝西延安），守將劉平、石元孫在三川口（今陝西安塞東）兵敗被俘，鎮守延州的範雍降職他調，韓琦大膽推薦被誣為“薦引朋黨”而被貶越州（今浙江紹興）的范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說：“若涉朋比，誤國家事，當族。”五月，韓琦與范仲淹一同被任命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充當安撫使夏竦的副手。韓琦主持涇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在對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見分歧。韓琦持強硬立場，力主攻策，與夏軍決戰，認為拖延時日，財政日絀，難以支撐，況且“元昊雖傾國入寇，眾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兵自為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並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則力主守議，反對貿然進攻，主張持久防禦，在加強軍備的前提下，乘便擊討，不贊成深入敵境的進攻戰。夏竦難以定奪，即派韓琦、尹洙到汴京以攻守二策進呈朝廷，請仁宗自己決定。仁宗幻想一舉解決問題，於是決定採用韓琦攻策，並下詔鄜延、涇原兩路會師，定期於慶曆元年（1041）正月進攻，後從范仲淹請求改為春暖出師。

慶曆元年春，元昊在伺機攻宋前，向宋軍詐和，被韓琦識破。他對部下說：“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令諸將嚴加防守。二月，元昊率10萬大軍進攻渭州（今甘肅平涼），直逼懷遠城（今寧夏固原西）。韓琦聞訊，急派大將任福領兵1.8萬人，桑懌為先鋒，前往抵禦，進行阻擊。行前，韓琦向任福面授機宜，命令他們繞到夏軍背後，可戰則戰，不可戰則據險設伏，截其歸路，並再三叮囑：“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任福在張家堡南打了個小勝仗，於是貪功輕進。夏軍佯敗退走，沿途遺棄不少物資，宋軍不知是計，輕裝猛追至渭州北邊之好水川（今寧夏隆德西）。當時，夏軍在好水川裡邊放了幾個木盒子，宋軍只聽盒子裡有鳥叫聲，不敢輕動。任福到時，命令開啟，只見一百多隻鴿子飛躍而出，盤旋在宋軍上空。宋軍正在驚疑之時，夏軍已從四面合圍。宋軍雖英勇戰鬥，怎奈人馬三日乏食，疲憊不堪，宋軍大敗，6000餘人陣亡，任福等將校軍官數百人亦死於難(參見好水川之戰)。韓琦立即下令退軍，在半路中，陣亡將士的父兄妻子幾千人，號泣於馬首前，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說：“汝昔從招討出徵，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當時哀慟之聲震天地，韓琦掩泣駐馬不能行進。好水川之戰，元昊得勝，十分猖狂，使人作詩，投擲宋境，諷刺說：“夏竦何曾聳？韓琦未足奇。滿川龍虎輩，猶自說兵機。”宋軍兵敗好水川，雖不是韓琦親自指揮，但貿然出兵，用人不當，也難辭其咎。

戰後宋廷追究敗軍之責，撤去了夏竦的職務，韓琦、范仲淹也被調職他用。韓琦降為右司諫、知秦州，范仲淹降為戶部員外郎、知耀州（今陝西耀縣）。十月，宋廷分陝西為秦鳳、涇原、環慶、鄜延四路，韓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並各兼本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二年四月，韓琦受任秦州觀察使。閏九月，宋軍又大敗於定川寨（今寧夏固原西北），大將葛懷敏戰死，主持涇原路軍務的王沿被降職他調。十一月，朝廷採納了范仲淹的建議，韓、範二人屯駐涇州（今甘肅涇川），共守西陲。自好水川敗後，韓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議，兩人同心協力，互相聲援。由於兩人守邊疆時間最長，又名重一時，人心歸服，朝廷倚為長城，故天下人稱為“韓、範”。邊塞上傳誦這樣的歌謠：“軍中有一韓，西夏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範，西夏聞之驚破膽。”

西夏在戰爭中雖多次獲勝，但損失也很大，人心厭戰，民怨沸騰，於是宋夏開始轉入曠日持久的“慶曆議和”。在邊界形勢稍趨緩和的情況下，慶曆三年（1043）四月，韓琦、范仲淹奉調回京，同任樞密副使（樞密使為杜衍）。當時國子監直講石介聽說韓、範二人來朝中供職，特意寫了一首《慶曆聖德詩》，其中稱讚韓琦說：“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豈視店楔。其人渾樸，不施剞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周）勃。琦汝副（杜）衍，知人予哲。”

宋夏轉入和議後，韓琦、范仲淹等入朝為執政大臣。一時名士雲集，士大夫交口稱譽，仁宗也想勵精圖治，有所作為，因而特別禮遇韓琦、范仲淹、富弼等人，並催促他們儘快拿出救世方案。當時元昊以契丹為後援，在宋夏和議中態度強硬，向宋朝要挾“歲賜、割地、不稱臣、弛鹽禁、至京市易、自立年號、更兀卒為吾祖，鉅細凡十一事”，宰相晏殊及兩府大臣大多厭戰，“將一切從之”，韓琦堅決反對。慶曆三年七月，他上《論備禦七事奏》，認為當務之急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材賢，四曰備河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心，七曰營洛邑”。接著又陳述救弊八事，即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面對北宋中期積貧積弱的國勢，韓琦提出以整頓吏治，選拔人才為主要內容的改革措施，與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詔條陳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項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時弊。這次由范仲淹主持，韓琦、富弼等人積極參與的政治改革，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慶曆新政”。

八月，范仲淹任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積極推行各項新政措施。是年，陝南大旱，饑民紛紛加入張海、郭邈山等領導的農民起義隊伍。仁宗命韓琦宣撫陝西。韓琦調集西北善於山地作戰的官軍，迅速鎮壓了起義，同時鑑於災情嚴重，還採取了一些果斷措施：選派官吏分赴各州縣，發放官糧賑濟饑民；蠲免各種苛雜的賦役；考察官吏，賢能的提升，庸陋的罷免；將軍隊中老弱不堪征戰者淘汰1萬餘人，以減少用度。四年春，韓琦宣撫陝西回到汴京。五月，上陳西北邊防攻守四策，以為“今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都城，密定討伐大計”。

慶曆新政的實施，遭到了一些守舊派官僚的激烈反對。他們誣告新政官僚結成朋黨，欺罔專權。尤其是夏竦施展詭計，陷害富弼。范仲淹不自安，遂於慶曆四年六月以防秋為名，宣撫陝西、河東。八月，富弼宣撫河北。到了五年正月，執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都被貶職出朝。韓琦為人爽直，對於軍政大事，向來是“必盡言”，他雖為樞密副使，主管軍事，但事關中書的事，他也要“指陳其實”，有的同僚不高興，仁宗卻瞭解他，說“韓琦性直”。對於范仲淹、富弼的貶謫，韓琦挺身而出，據理辨析，但沒有結果。三月，韓琦也因陳述十三條理由，支援尹洙反對修建水洛城（今甘肅莊浪）而被貶出朝，罷樞密副使，以資政殿學士出知揚州。至此，主持慶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暫的“新政”以失敗告終。

韓琦在地方官任上，治軍有方，理民得法，“所至設條教，葺帑廩，治武庫，勸農興學，人人樂其愷悌”。慶曆七年（1047）五月，韓琦為京西路安撫使，自揚州徙知鄆州（今山東東平）。十一月，王則在貝州（今河北清河）發動兵變，後被文彥博、明鎬鎮壓。十二月，韓琦徙知成德軍（今河北正定）。八年四月，又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定州久為武將鎮守，士兵驕橫，軍紀鬆弛，韓琦到任後首先大力整頓軍隊，採取恩威並行辦法，對那些品行惡劣計程車兵毫不留情地誅殺，而對以死攻戰的則予以重賞，後來他又研究唐朝名將李靖兵法，仿作方圓銳三陣法，命令將士日月操練，結果定州軍“精勁冠河朔”。

皇祐五年（1053）正月，韓琦以武康軍節度使徙知幷州（今山西太原）。當時在河東路擔任走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為人貪恣，仗勢不法。韓琦上奏，請朝廷將其召回，如不調走，必依法嚴懲。仁宗只好令廖回京，並行之以鞭刑。幷州所轄地區與契丹接壤，鄰邊的天池廟（今山西寧武西南）、陽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陽武村）等地，被契丹冒佔，韓琦派人與契丹頭領據理交涉，收回了這些地方，並立石為界。宋初大將潘美鎮守河東時，為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邊百姓遷徙內地，致使邊塞大片耕地荒廢不耕。慶曆四年歐陽修奉使河東時，就曾建議解除代州（今山西代縣）、寧化軍（今山西寧武西南寧化堡）、岢嵐軍（今山西岢嵐）、火山軍（今山西河曲南）沿邊之地禁耕令，以增產糧食，供應邊防軍需，卻為軍帥明鎬所阻。十餘年後，韓琦於至和二年（1055）春再次建議，才得以實行，開墾田地9600頃。

至和二年二月，韓琦以疾自請改知相州。在家鄉，建造晝錦堂於州署後園。嘉祐元年（1056）七月，韓琦被召還為三司使。八月，拜樞密使。三年六月，韓琦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六年閏八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韓琦就職朝廷樞要位置，首先遇到的一大難題就是仁宗的建嗣問題。仁宗三個兒子早亡，皇嗣遲遲未定，而從至和三年（1056）開始，仁宗就時常犯病，一時人心恐慌，議論紛紛。大臣們接連上疏，極力勸說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當中尤以包拯、範鎮言辭懇切，但仁宗並不放在心上。五六年過去，到了嘉祐六年（1061），韓琦再提建儲之事，認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並與參知政事歐陽修等人再三苦勸，仁宗終於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趙允讓之子宗實（賜名趙曙）為皇太子。七年九月，韓琦封儀國公。

嘉祐八年（1063）三月，宋仁宗病死。趙曙即帝位，是為宋英宗。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皇太后曹氏垂簾聽政。皇太后思想守舊，一些宦官不斷向太后說英宗壞話，致使兩宮嫌隙萌生，關係頗為緊張。為了調解兩宮矛盾，韓琦和歐陽修費了不少精力。韓琦、歐陽修進見太后，太后嗚咽流淚，訴說自己的委屈，並說：“老身殆無所容，須相公作主！”韓琦說：“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歐陽修也一道委婉勸說。見到英宗，英宗則又對韓琦說：“太后待我無恩。”韓琦勸慰道：“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從此以後，兩宮關係漸漸緩和。治平元年（1064）五月，英宗病癒，在韓琦的勸說催促下，皇太后撤簾，降手書還政。閏五月，韓琦進右僕射，封魏國公。

韓琦身為宰相，卻始終以邊事為念，他曾多次就邊防問題向英宗陳說方略，建議在河北、河東、陝西等路“籍民為兵”，以為“義勇”，三丁選一，於手背刺字，農閒練兵，戰時防禦，既可增強軍事力量，也能減少冗兵軍費。

治平三年冬，英宗病重，再度建嗣問題表面化。韓琦進言說：“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英宗點頭同意，於是確立潁王趙頊為皇太子。四年正月，英宗病死，趙頊即位，是為宋神宗。韓琦拜司空兼侍中。

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彈劾韓琦，說他自嘉祐以來，專執國柄，君弱臣強，且“不赴文德殿押班”，專權跋扈。神宗知道王陶在誣告，罷了他的官職，但韓琦仍堅決辭職。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為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韓琦辭退所授兩鎮，後改為淮南節度使。正在這時，宋守邊大將種諤擅自對西夏發起突襲，一舉攻佔綏州（今陝西綏德），邊界氣氛驟然緊張，朝廷憂慮。韓琦在尚未赴任的情況下，又奉旨改判永興軍（今西安），經略陝西。朝中一些大臣認為綏州孤絕難守，主張放棄。韓琦堅決反對。一個月後，西夏國主諒詐去世，戰事暫告平息。

熙寧元年（1068）七月，韓琦復判相州。在相州任上還未滿三個月，河北地震，黃河決口，大批災民流離失所。神宗賜手詔給韓琦，讓他遷判重災區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並被准許便宜從事。大名之任長達五年，恰逢神宗任用王安石變法，他堅決抵制。

熙寧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為參知政事，開始進行變法。九月，頒行“青苗法”。三年二月，韓琦上疏反對青苗法，認為青苗法不論貧富，一律按戶等配借青苗錢，上三等戶及坊郭大戶本是兼併之家，也可貸給青苗錢，這種做法根本不能“抑兼併、濟困乏”。神宗看了韓琦的奏疏，一度動搖了變法決心。他對執政大臣說：“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強與之乎？”王安石將韓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條例司”，逐條批駁，公佈於天下。後來韓琦又上疏，申辨愈切。此後，韓琦還對“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對意見。韓琦最終從慶曆年間一個倡言新政的激進改革者變成了因循守舊的保守派代表，這是十分可悲的。同樣，在對外關係上，韓琦一改從前的強硬立場而日趨軟弱妥協。當時宋和契丹在“劃界”河東問題上爭得不可開交，韓琦上疏神宗，認為宋在邊防策略上主動進攻，積極防禦，有七事致“契丹之疑”，籲請神宗去掉各項新法，並將契丹所疑之事，“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換取邊境安寧，求得暫時苟安。

熙寧六年二月，韓琦還判相州，第三次為官家鄉，終於實現了“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的願望。熙寧八年（1075）六月在相州溘然長逝，享年68歲。神宗御撰墓碑：“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諡忠獻，贈尚書令。

韓琦“相三朝，立二帝”，當政十年，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歐陽修稱其“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

韓琦著作有《二府忠論》5卷、《諫垣存稿》3卷、《陝西奏議》50卷、《河北奏議》30卷、《雜奏議》30卷、《安陽集》50卷等。一生寫了大量詩文，大多收入《安陽集》行世。

韓琦（1008—1075），字稚圭，自號贛叟，相州安陽（今屬河南）人，北宋政治家、名將。

韓琦出身世宦之家，父南韓華累官至右諫議大夫。韓琦3歲父母去世，由諸兄扶養，“既長，能自立，有大志氣。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純一，無邪曲，學問過人”。天聖五年（1027），弱冠之年考中進士，名列第二，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今屬山東）。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景祐元年（1034）九月，遷開封府推官。二年十二月，遷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三年八月，拜右司諫。

宋朝至宋太祖始，講究的便是文官治國，政治比起其他的不少朝代而言，相對於民主不少，士大夫的地位空前的高，對於國家大事的發言權也更高，在這特殊的時間段裡，就誕生了不少在後世聞名的文人，譬如蘇軾，譬如范仲淹，又譬如韓琦。作為北宋仁時期的宰相，韓琦是當時士大夫之中最高的政治代表，從仁宗到神宗，他一共輔佐了三代帝王，參與了北宋的許多重大事件，被後人稱為“宋朝第一相”，雖然他的人生經歷十分的豐富，但可能是因為他在宋代這個名人都帶“文氣”的時代，更偏向於是一個政治家而非文學家，所以在後世人心中，他沒有像他的同僚一樣具有“高人氣”，或許僅有提到北宋政治的時候才會對這個人說上一二筆。一、出生名門，性格純一

韓琦出生於公元1008年，是典型的北宋中期人物，他的父親是北宋的名臣南韓華，官至右諫議大夫、泉州知州，可以說他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官二代”。

不過韓琦並沒有怎麼享受到過父愛，因為南韓華在韓琦四歲的時候便去世了，年幼的韓琦是在母親和哥哥們的撫養之下長大的，在這樣的環境之下的韓琦形成了“大志氣，端莊寡言，不好嬉弄，性純一，無邪曲”的性格，而這種性格在後來也影響著他的仕途。

二、早期仕途，不甘墮落

天聖五年，年僅19歲的韓琦便以第二名的成績考中進士，開啟了他的仕途之路，明道二年，他開始掌管左藏庫的收支。對於很多人來說，這個差事是吃力不討好的，怎麼做都一樣，做不出來什麼實事，自然很難得到升遷的機會。

但是韓琦卻並沒有這樣想，他不僅將自己的本質工作做得很好，還向仁宗請求設立“傳宣合同司”，免去主管清點，仁宗自此，看到了這個年輕人身體之中蘊含的潛力。景佑三年，他又擔任了右司諫的職位，完成了自己職位上的多重跳。

在宋代，御史臺和諫院兩個機構專門負責諫諍，其中以諫院為甚，而韓琦正是在諫院擔任諫官。諫官這個職位在宋代並不“吃香”，在《宋史》之中就有記載，曹修古曾帶著十二個御史去早朝，路上看到兩個宦官騎馬沒有躲避，這是與理不合的，於是“呵者為止”，一般來說，宦官的地位十分的低下，但是這行御史卻“反為所罵”，由此可見，在當時，諫官的地位其實有些低。

三、直言善諫，穩步提升

但是韓琦卻並沒有因為自己地位不高而退縮，相反，他直言善諫，這種“善諫”從他在掌管左藏庫收支的時候就敢向皇帝提出修改意見的時候已然能窺見一二，更不必說他擔任諫官之後。韓琦自己就對自己的諫言寫下如此的評論：“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正是這樣的“竅門”加上自己敢於諫言的性格，才使得韓琦在諫言這條路之上走的十分平穩。

韓琦擔任諫官三年，在此期間內，他改變了北宋前期諫官不敢諫的現狀，使得諫官的地位穩步提升，最終甚至能和宰相相抗衡。

康定元年，北宋在三川口慘敗，這次戰爭讓那樣“居廟堂之高”的統治階級不能夠在做著大國夢，仁宗派遣韓琦和范仲淹擔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前往前線。

四、經歷挫折，逐漸成熟

韓琦在軍事方面也有一定的天賦，在他的領導之下，軍隊之間的配合能力獲得了顯著的提高，但是他也並不是全對，他看不清局勢，盲目主戰而忽視了防守的重要性，尤其是他和范仲淹二人之間的分歧，更是使得戰況急轉直下，最終使得好水川大敗，宋損失慘重。

不過在後期，韓琦獲得了改變，開始注意到防守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地覺得只要攻打就能夠獲得勝利，可以說，這段軍旅生活，讓韓琦飛速成長。

原本的他不過只是個“居廟堂之高”只會為國為民憂愁的文人學者，一個只能夠看到表象而思考不到內在的年輕人，他張揚，帶著年輕人獨特的鋒利，而在這之後，他蛻變成為一個成熟的男人，他會去思考，會去探索，會去權衡得失。

對於兩次變法改革的不同看法（慶曆新政、王安石變法）

當然了，韓琦在歷史之上留名的最主要原因還是因為他參與過慶曆新政與王安石變法這兩次宋代重要改革。

先說慶曆新政，他是這場政治改革之中的重要人物，一方面，他提出了自己的對於新政的看法，提出來措施，另一方面，即使在新政失敗的時候，他也並沒有把自己摘出來置身事外，而是為改革派辯護，由此可見他的風骨。

在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後在，公元1056年，韓琦又重新回到政治的中心，拜樞密使，兩年後，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又三年，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韓琦，成為了北宋的宰相。

值得一提的是，韓琦積極參與了慶曆新政，並且維護改革派的利益，但是在王安石變法時，他卻成為了一個不小的阻礙，歲月真的能將一個人從改革派變成保守派嗎？韓琦真的變了嗎？其實不然。那麼韓琦為什麼要反對王安石的變法呢？王安石變法的核心便是財政，他向神宗諫言設立了“三司條例司”，在這樣的改變之下，原本的三司系統成為了虛設，其權利也被削弱，其導致的後果只會是“冗官冗費”。宋朝為了限制武官的權利，大肆設定文官，這本來就已經讓宋朝的財政出現了一定的空洞，朝政之上更是愈發腐敗，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在設定一個單獨的機構，只會將這潭渾水攪的更混。尤其是這個機構的權利範圍還極大，破壞了原有的政治體系，政治體系被重新打破重新洗牌，沒有人知道結局是好是壞，韓琦也只能權衡利益，選擇反對。

而韓琦批判更加嚴重的還是王安石所說的青苗法，在王安石的原本意圖之中，青苗法是“散惠興利，以為耕斂補助，裒多補寡而抑民豪奪之意也”的，這是好事，但是真正執行下來，卻並沒有想象之中的那麼好。

韓琦認為，青苗法規定了鄉村五等戶所借的青苗錢數，戶等越高，借錢則越多，但是那些上戶真的會借錢嗎？他們本身是以放貸者的身份存在的，會成為借貸者嗎？而且如果人戶不願意申請青苗錢時，要結罪申報，如果說提舉司派人勸說，人戶願意申請之後，地方官員還會受到處分，這樣算來，很容易出現強制發放青苗錢的行為。可是青苗錢本身是有利息在的，這損害的就是老百姓的權益。而且讓有一定資產的人為沒有經濟實力的人擔保，貧民還不起錢的時候，這些有經濟實力的人要代為償還，這確實沒有損害國家利益，但是，這些有資產的人難道就是活該為別人買單？

當然，除了這兩點外，韓琦還反對了王安石變法的不少條例，但是僅僅從上文的兩點就可以看出，韓琦並不是隨意反對的，而是有憑據的反對，是真正的為國為民，在很多改革派的眼中，韓琦是落後是保守的，但是對於當時的國家，韓琦保證了他們的利益，總的來說是有利於社稷的。

結語

韓琦這一生，可以說是褒貶參半，喜歡他的人說他是“宋朝第一相”，在不喜歡他的眼裡，他的主戰讓宋朝損失慘重，他就是個“無用之臣”，只適合在政壇之上，軍事之上一竅不通。

但是，雖然說韓琦在軍事之上確實有所失誤，但是這些錯誤卻並不能夠抹殺掉他的功績，而他對於宋朝的功績，我們說他是“宋朝第一相”也不足為過。

韓琦(1008年—1075年)，字稚圭，自號贛叟，相州安陽(今河南安陽)人。北宋政治家、詞人，仁宗天聖年間進士。他與范仲淹率軍防禦西夏，在軍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人稱“韓範”。當時，邊疆傳頌一首歌謠：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範，西賊聞之驚破膽。 韓琦一生，歷經北宋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親身經歷和參加了許多重大歷史事件，如抵禦西夏、慶曆新政等。在仕途上，韓琦曾有為相十載、輔佐三朝的輝煌時期，也有被貶在外前後長達十幾年的地方任職生涯。但無論在朝中貴為宰相，還是任職在外，韓琦始終替朝廷著想，忠心報國。在他的仕途生涯中，無論在朝中為相，或在地方任職，都為北宋的繁榮發展做出了貢獻。在朝中，他運籌帷幄，使"朝遷清明，天下樂業";在地方，他忠於職守，勤政愛民。是封建社會的官僚楷模。

熙寧八年(1075)六月，韓琦在相州溘然長逝，享年68歲。宋神宗為他“素服哭苑中”御撰墓碑：“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諡忠獻，贈尚書令，配享宋英宗廟庭，備極衰榮。

有《安陽集》五十卷。《全宋詞》錄其詞四首。

韓琦為相十載，上定國策，下撫百姓，勤勤懇懇，盡職盡責，正如他本人所說："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轟不為哉!"

在韓琦為相的十年中，既沒有其前慶曆新政那樣急風暴雨改新，又沒有其後王安石變法那樣轟轟烈烈的變革。在宋英宗想有所振作改新的氛圍下，韓琦的思想顯得有些保守，未實行大的改革舉措，也未能徹底扭轉北宋的境況，他守成多於創業。但這些與北宋當時的具體環境有關，穩定政局是韓琦面臨的主要問題。在韓琦的主持下，北宋社會穩定，經濟發展，這為後來王安石變法創造了良好的社會基礎。所以，當時就有人說："公自為相，即與當時諸公同力一德，謀議製作全補天下事。也正如《韓魏公集》序言中所說："公曆事三朝，輔策二朝，功存社稷，天下後世，兒童走卒，感慕其名。" 這是後人對他的評價，也是對韓琦本人的真實寫照。

北宋名臣韓琦的一生可以用八個字概括，就是“出則為將，入則為相”。歷經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朝的韓琦，十年為相期間“朝遷清明，天下樂業”，是大宋朝的社稷之臣，史上對其讚譽頗高，甚至稱其為“宋朝第一相”。說到改革的話，韓琦與范仲淹、富弼等一起發起了“慶曆新政”，試圖改變大宋積弊，但是在“熙寧變法”也就是“王安石變法”時，他又予以反對，因之，近現代推崇“王安石變法”的則認為他的保守派、頑固派，可謂譭譽參半。軍中有一韓 西夏聞之心骨寒

當年北宋西北曾有歌謠，“軍中有一韓，西夏聞之心骨寒。”說的就是韓琦，但不可說韓琦是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的猛將，而是運籌帷幄的文人。和他並肩的是“軍中有一範，西夏聞之驚破膽。”也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

（崛起的西夏是北宋勁敵）

大宋朝是筆桿子指揮槍桿子，當時北宋北有遼國、西有西夏虎視眈眈，韓琦在朝中當諫官的時候，就一直呼籲要居安思危，加強兵備。仁宗的乳母去世，仁宗想要大操大辦之時，韓琦就上書說，現在西北兵備最要緊，請不要做無用的奢費了。

後西夏大舉犯邊，剛從四川撫民歸來的韓琦被宋仁宗喊去，一聊，見韓琦對西夏軍事十分了解，於是就任命他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主持涇原路，與范仲淹一起輔佐正使夏竦負責陝西防務。

當然一開始走馬上任未免書生意氣，韓琦開始是堅決主戰的，李元昊十萬大軍來襲時，韓琦派任福率領一萬八千人前往抵禦，但因任福貪功冒進，導致“好水川之敗”，大宋一戰損失六千餘人。韓琦貿然出兵，難辭其咎被撤職。但隨即又被啟用，負責秦州軍政。

這一次韓琦吸取了教訓，和范仲淹一起，駐紮涇州。對抗西夏的同時又改革軍隊流弊，嚴明紀律，賞罰分明，終於練就出了西北精兵，使得西夏再也不敢輕啟戰端，隨後宋夏議和。

片紙落去四宰執

對於邊軍的改革只是韓琦的牛刀小試，針對大宋朝的種種弊端，韓琦在做諫官時就經常提出意見建議，“貨賂公行”、“因緣請託”“僥倖日滋，賞罰倒置，法律不能懲有罪，爵祿無以勸立功”，希望宋仁宗能夠進行改革。而韓琦的成名之戰就是一紙諫書讓宋仁宗一日之間罷免了碌碌無為把朝廷當成養老院的四名宰執。

從西北調回中樞之後，韓琦立刻向宋仁宗上書《論備禦七事奏》，

“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材賢，四曰備河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心，七曰營洛邑”。接著又陳述救弊八事，即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

而這與范仲淹後來提出的改革方案大致相同，宋仁宗同意改革，史稱“慶曆新政”。韓琦雖然是新政的支持者，但是因為一直巡視各地，所以並不算髮起者和主要執行者。

新政主要是針對“三冗”中的冗官，就是宋朝當官的太多，僅僅仁宋天聖五年，一次竟“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一千七十六人”，而且宋朝當官的待遇特別好，不僅自己有各種錢拿，不用上各做稅，還能恩蔭後人。以至於費天下之財養百官。

正因為是砸了太多人的飯碗，所以新政受到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強大阻撓。

（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範公像）

最後，他們祭出的法寶是說范仲淹等人“朋黨”，說他們架空了皇帝的權力，於是，宋仁宗叫停了新政，范仲淹等人都被攆去了地方工作。

三朝功德在生民

雖然韓琦沒有受到牽連，但是支援新政的他，哪怕是宋仁宗一直盯著“朋黨”，仍挺身而出，替范仲淹、富弼等人辯解。擲地有聲地說，“琦惟義之從，不為有黨也！”但隨即見勸說無效，韓琦二話不說就請求外放，最後被去了樞密副使之職，外放揚州。

韓琦離京之後，任地方官長達十二年。“萬里耕桑無一事，三朝功德在生民”說的就是韓琦在地方的政績。

雖然朝廷罷了新政，但是為圖改變大宋積弊，韓琦在地方上力所能及地實行著改革。

為了定州的百姓生活，廢除“斬伐令”，允許百姓上山砍材用來燒火做飯。重啟邊境屯田，開墾良田近萬頃。仁宗在河北水患後曾下旨褒獎，說河北五七百萬人得活，全靠了韓琦多方舉措用心拯救。

（韓琦畫像）

韓琦“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地方為政“所至設條教，葺帑廩，治武庫，勸農興學，人人樂其愷悌”。治軍恩威並施賞罰分明，對於胡作非為的兵痞殺起來絕不手軟，使得與遼國對峙的定州軍“精勁冠河朔”。

離京十餘年後，仁宗又將韓琦調回中樞，任樞密使，後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成為宰相。

仁宗三個兒子都死得早，而他有時常犯病，於是韓琦與歐陽修等同請仁宗早立太子，是為宋英宗。

三年後，英宗也病重，韓琦又請立太子，是為宋神宗。

後人稱其“三朝賢相”。

神宗繼位後，有人彈劾韓琦說他擅權跋扈，神宗雖然將誣告之人貶斥，但是韓琦自己主動請罷相，神宗留不住，韓琦再次離開中樞前往地方。先是去西北防禦蠢蠢欲動的西夏，隨即又去北方重災之地坐鎮，再也沒有回過京城任職。

兩朝顧命定策元勳

韓琦離開朝廷二年後，王安石開始變法。

王安石和韓琦其實頗有淵源，在韓琦知揚州時，作為淮南判官的王安石正好是他的幕僚。不過，韓琦雖然看重王安石的學識，但卻不讓他做事。司馬光就說，王安石一做事，韓琦就不準。

（神宗朝變法的王安石像）

後來神宗問韓琦，讓王安石輔政怎麼樣。韓琦直接回答說，“窺其心術，只為一身，不為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

實行變法之後，韓琦幾次上書表示反對，神宗甚至因為他反對“青苗法”而差點廢除了此項改革，“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

韓琦反對變法的核心理由是，他認為王安石的變法內容雖然可能讓國家變富，但是卻是以犧牲老百姓為代價的。

關於韓琦的上書，王安石逐條加以駁斥，兩人隨即遙遙相對論戰了好幾輪。

四年後，韓琦回到了家鄉做知州，“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二年後去世，享年68歲。諡號“忠獻”。

結語 社稷之臣“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歐陽修語）

韓琦一生可以認為是封建社會官僚士大夫的典範，忠誠於國，忠誠於職，剛直不阿，於不平處發聲。

宋朝的兩場著名改革，韓琦都有參與，只是前後立場不一樣，這使得後人對其評價譭譽參半。

但從韓琦自身想法來看，不存在什麼蛇鼠兩端之說。他認可的新政是循序漸進保守治療，而不是大刀闊斧地全部推倒重來。當然，後人的場面話是韓琦的歷史侷限性，這想說也說得通。

韓琦北宋宰相十年，他比較保守。為相清明，多次受到天子和臣民的讚揚。韓琦能文能武，可謂文武雙全。為人寡言少語，作事穩重。胸有大志，一心為國。在他六十八歲那年，因病去世。因韓琦於國有大功，皇帝素服哀悼，並寫文讚揚韓琦的功績。

蔡東潘有句話說南北兩宋“北朝無將南無相”。說的就是北宋不缺良相缺良將，南宋不缺良將缺良相。

北宋歷史上出了很多著名的宰相：趙普，呂端，寇準，王安石，范仲淹等等一雙手都數不過來。而韓琦正是這些著名良相中的一員。

他是和范仲淹齊名的北宋宰相里面文武全才。人稱“韓範”，他排名還在范仲淹之前。

韓琦出身官宦世家，他的父親就曾官至諫議大夫，他就是他父親和婢女結合而生的。三歲時他父親就去世了，他是他的幾個哥哥養育成人的。

韓琦十九歲考中進士。

在官場一舉成名是因為“片紙落去四宰執”。

元寶元年，公元1038年，韓琦上疏《臣弼之任未得其人奏》，尖銳批評當朝四宰相庸碌無能，結果四個宰相在一天之內全部被免職。這事令韓琦名聲鵲起。

韓琪是文武全才。

在軍事上，他治軍有方，他聽從范仲淹的建議，二人同心協力，互相聲援，共同抵抗西夏，二人共同守護邊疆時間很長，又名震一時，所以人心歸服，天下人稱為“韓範”。

在政治上，他歷任三朝宰相，輔佐過仁宗，英宗，神宗三朝。而且先後擁立過兩位皇帝。幫助北宋度過了數次危機，可謂居功至偉。

在他執宰的慶厲年間，他與范仲淹、富弼、杜衍一起進行了政治改革，史稱“慶曆新政”。目的是整頓吏治，增加國家財政收人。但是遭到官僚利益集團的阻擾次年新政宣佈失敗。

韓琦在文學上也很有成就，但是他政治上的成功掩蓋了他的文學才華，用現在的話說，是被政治耽誤的文學家。

在文學史上，還有數段關於他的佳話：提攜范仲淹，力薦歐陽修，呵護三蘇。

這裡簡單說說呵護三蘇。

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蘇洵蘇老泉帶著兩個兒子蘇轍蘇軾進，拜謁歐陽修，歐陽修把三人舉薦給韓琦。韓琦非常讚賞蘇家父子三人。把父子三人都舉薦給朝廷。

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宋英宗想將蘇軾直接召入翰林院，委以知制誥的重任。時任宰相的韓琦不同意，諫道：“蘇軾，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朝廷要培養他，以使天下計程車人莫不對他仰慕傾倒，那時再重用他，人們就不會有異議，如今突然就把他擢升到顯要位置，“恐天下之士未必皆以為然，適足類之也。”英宗急於用蘇軾，問韓琦：知制誥不宜立即委之，任命為修起居注的史官可以嗎？韓琦仍不同意，認為修起居注和知制誥一樣是顯要職位，也不可驟然任之，建議先讓蘇軾到史館兼職，但是按近來的規矩，這也得考試合格才行。英宗說：因為不知道要用的人行不行，才讓其參加考試，像蘇軾還有不行的嗎？韓琦說：正因如此，所以不能不考。結果考試透過，才讓蘇軾入直史館。　　　

　後來，歐陽修把這個過程告訴蘇軾，蘇軾十分感動，嘆道：“韓公待軾之意，乃古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也！”

韓琦的祖父、父親分別在北宗擔任過知府、諫議大夫的官職，韓琦算是出身於官宦之家。他從小謹慎寡言，胸懷大志，專修學問。

公元1027年，韓琦考中進士，名列第二名榜眼，被官府看中，開始擔任地方官職，1036年入朝做了司諫。韓琦為人素來剛正，大力打擊朝中奸佞和瀆職官員，當時的宰相陳堯佐等4人同時因韓琦彈劾而被罷免，韓琦也被譽為是“片紙落去四宰執”。名相王曾也對他十分褒獎。

公元1038年，西夏李元昊稱帝，與宋朝之間摩擦不斷，韓琦不避親疏，大膽舉薦范仲淹負責邊防事宜，並共同前往邊境，與范仲淹共同謀劃軍事策略。但由於韓琦用人失策，部下草率大意，深入敵腹，被西夏擊敗，韓琦受到降職。後來兩人成功抵禦了西夏的入侵，以至邊地流出“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範，西賊聞之驚破膽”的歌謠。

公元1045年韓琦推新政“慶曆新政”遭到以當時宰相晏殊等守舊勢力的反對，失敗後被貶出京，直到公元1056年再次入京被拜為宰相。以後又被貶又用，一連三次為相。公元1073年返鄉，1075年病逝，享年6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