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幹雲霄。

這是“詩聖”杜甫名作《兵車行》中的開頭幾句。單單從這幾句就可以看出，杜甫所生活的時代並非什麼太平盛世，而是充滿了戰亂與離苦。若是再聯絡他的大致生平來看，世間享有“詩聖”之稱的杜甫，其一生盡是難以言說的坎坷。

杜甫，字子美，祖籍湖北襄陽。其祖上曾做過太守、刺史、縣令等官職。祖父為武則天時的一位有名的詩人。父親雖也曾為官，但終生也是鬱郁不得志。杜甫生於七一二年。在他尚未成年時，母親就撒手人寰，所以他被寄養於洛陽的二姑家。年少時雖然體弱多病，但喜好讀書，涉獵甚廣。可以說他二十歲前的人生中張揚著豪邁與狂傲。此後他開始漫遊各地，這擴充套件了他的眼界與胸襟。七三五年即開元二十三年，參加進士考試後赴長安應試。但不幸未中，遂又東遊齊趙，行蹤放蕩。

三十一歲時，杜甫終於結束了自己浪跡天涯的生活而回到洛陽。在洛陽和偃師間的首陽山下修築了幾間窯洞居住，生活寂寞困苦。在天寶年初，他與和自己相差十來歲的詩人李白在洛陽見面，兩人相互傾慕，成為知心好友。天寶五年，杜甫到長安赴試。此時的李白準備浪跡天涯，而當時朝廷為李林甫執政，有用的文人才幹皆難有機會報效國家。為此，杜甫感到無限憤懣。此後，雖然經過多次以詩文進諫，也算得到了皇帝的賞識，但終究還是難展抱負。特別是九年後，他趕赴奉先也就是今天的陝西蒲城看望家室的路途中，眼中所見盡是百姓的飢寒悽慘。面對人生的困苦與辛酸，以及世道的冷清與難言，他寫下了“詠懷”的千古名篇。等他後來回到長安不久，安祿山即騎兵造反。自此他便攜帶家眷流離失所，飽受戰亂之苦。

待安史之亂平定後，杜甫回到長安，仍任左拾遺，並與王維等酬唱交遊。不久又因他人連累而被趕出長安，出任華州。而為世傳唱的“三吏”就是在他這段時期創作的。

公元七六零年，杜甫王成都花溪，在朋友幫助下修築草堂，暫居此地，是年他五十歲整。在此處，他得到了好友們物質與精神的多多助益。但人生幾多變故，他後來也在友人舉薦下出任官職，但最終還是出蜀遊歷遣懷。在途中不想疾病纏身，但也促成了他創作的豐收。後陝豫內亂，意欲北歸的計劃只能作罷。於是，只得漂泊於江湘。最終不想，竟然病逝於漂泊的客船之上。

杜甫一生可分為兩個階段，以40歲為界。

前半過著官僚子弟，衣食無憂的生活，後半因安史亂起，加上家裡當官的去逝，生活陷於困頓。

然後，基於性格的缺陷，他不能混跡中央官場求生，又不能自食其力，只有把投靠親友作為謀生方式，於是在亂世飄零。

他的偉大在於艱險環境仍有一顆文藝心，平民心，然後詩句成史，留名千古。

可知，性格即命運就是真理，而時代是命運的造就者。

杜甫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才華橫溢，讀書學習該苦寫詩，"語不驚人死不休""落筆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被人稱為詩聖，其詩被稱為史詩。如《三吏》《三別》《羌村三首》《乒車行》等！但一生坎坷，乃至貧病交加死於船上。究坎可原因:1，生不蓬時，2，未遇明主，3，寄人籬下，4，老來多病！

人生本就坎坷，看看歷史上那些著名的文人，那一個不是命運坎坷呢？蘇東坡有首詩這樣寫的：人皆有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但願有兒愚蠢且魯，無災無病到公卿。大約能夠無病無災到公卿的，就不算一生坎坷了。可以，這樣的人又有幾個呢？在我看來，杜甫的命運不過與大部分人一樣，人生有起有落，有悲有歡，如此而已。

可是，現在杜甫一生坎坷被做為一個問題提了出來，說明大多數人還是認為，杜甫的命運不應該是那樣的，他起碼應該更好一些。這個更好，大概是官可以做的更大一點，特質生活條件應該更好一些。但是，命運這事是人生的全部條件綜合起來形成的結果。杜甫的命運只能是那樣，不可能是另外的樣子。

杜甫好歹也是個官。比起孟浩然等沒有當過官的，算是不錯了。而且，工部官員郎也算是個不小的官了，和現在比照，大概也算是廳級幹部了。當然，這只是他最後的官職，他一生大部分時間，官職都不高，大多數時間是給別人當幕僚。說坎坷，也有一定的道理。但這個坎坷，是與他在文學上的巨大成就相比得出的。假如杜甫不是“詩聖”，相信人們也不會在意他的命運是否坎坷。

以為文學成就巨大，就一定要當大官，這樣的認識是有問題的。但持這樣認識的人卻不在少數。普通人形成這樣的觀念，不是自發的。而是受到文人的影響。懷才不遇，正是千年以來的文人心態。但一個簡單的道理是，當官的能力，是取決於政治才能，而不是文學才能。文學才能好的人，也未必就能當好官。所以文人的懷才不遇，可能是個千年的誤會。

文人有文人的品格，政治家有政治家的品格。這兩者之間，是有很大差別的。其中最關鍵的差別是，文學家必須有真性情，必須對現實的某些方面有深刻的體驗。在文學作品中，把這種對生活的體驗表達的越深刻越真實，就越能感動人。一個能夠感動人心的文學作品，他的作者必然是一個有真性情的人。而政治家或者說當官的，卻不能輕易表現出自己的情感傾向。他必須是中庸的，不偏不倚的。所以，一個好的文學家，可能不一定是一個好官。這就是許多文人懷才不遇背後的原因。

文人常常是有個性的。有了鮮明的個性，獨特的表達，才能被別人記住。杜甫也是一個有個性的人。有句名言說，性格決定命運，還是非常有道理的。杜甫的坎坷，與他的性格，絕對有相關性。《舊唐書》杜甫傳對杜甫性格的評價是：“煸燥”二字。這個詞現在不怎麼用了。如果用現代的詞語解釋一下，大概有急燥，狂傲，遇事走極端的意思。這樣的性格，是不太適合當主要領導，當個副手，大概還是可以的。

杜甫的性格，大概與遺傳有點關係。他的爺爺杜審言是初唐時期的著名詩人。祖孫兩代都是著名詩人，在唐代也不是很多。當然杜甫能成為詩聖，也有遺傳的因素。

杜審言是初唐時期大詩人。他狂傲是出名的。一個有名的例子，一次朝庭考核官員。當時的考核方式，是每人寫一個判詞，其實也就是公文寫作。考核完之後，杜審言在許多同僚說：“蘇味道要死了。”蘇味道是當時的文壇領袖。也是考核的主考官。這些同僚們聽了杜審言的話，很詫異，問：“為什麼？”杜審言說：“蘇味道看到我寫的判詞，羞也羞死了。”從這裡，可以看出杜審言的狂。也正是因為他的狂傲，同僚們對他很有意見。他的兩個上級合夥想陷害他。杜審言有兩個兒子，大的杜並，小的杜閒（即杜甫之父）。大兒子的脾氣也是相當火爆，聽說有人陷害自己的父親。拿了一把刀，就把父親的上司給捅死了。這兩個事，都是正史所載。杜甫出生在這樣的家庭，性格“煸燥”也是應有之義。

正是因為這樣的性格，使得杜甫的文學水平很高，但現實的行政能力卻並不行。這樣的人，是適合當幕僚，在公文處理上是他的強項，但現實政務的處理水平上，卻是不行的。雖然杜甫的詩中有“致君堯舜上，再使民風淳”的宏大誓言，可是，那是儒家的政治理想，文人們誰都能說出來。可是真正的實施起來，是需要政治才能的。而這恰恰是杜甫欠缺的。所以，杜甫一生，大部分時間是給別人當幕僚。其中最有名的是嚴武。

嚴武對杜甫是很好的。因為他有政治家的風度，能夠容得下杜甫。給杜甫這樣的人當領導，其實也是挺不容易的。《舊唐書》記載了一則杜甫與嚴武的故事，可看出杜甫的性格。嚴武的父親叫嚴挺之，是當過唐朝宰相的。有一天，杜甫對嚴武說：“嚴挺之竟有是兒。”意思說，沒想到嚴挺之竟然有一個這麼好的兒子。這句話看似沒有什麼問題，但是華人講話是講究身份的。這句話名顯是長輩誇晚輩的話，現實是，嚴武是杜甫的上級領導。嚴武當然知道杜甫的為人，也不去怪他。兩個人相處還是不錯的。可是等嚴武去世之後。杜甫的工作就不好找了。

至於說到杜甫生活的困苦，物質上的艱難，那是戰爭造成的。在戰爭的形勢下，許多比杜甫大的官都窮困潦倒。杜甫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杜甫雖然官做的不大。但他的價值不是體現在政治上，而是體現在文學上。正是由於命運的坎坷，才使得他對人生對社會對生活有了深刻的體驗。他把這種體驗用如椽的巨筆寫出來，就成為一部有溫度有情感的歷史記錄，成為詩史。

有句話說，國家不幸詩人幸。杜甫自己也說過，文章憎命達。或許正是因為命運的坎坷，才造就了文學的偉大。才成就了詩人的不朽。所以，有一句話說的很好，曾經歷的苦難，最終都會成為人生的財富。

古印度東北部小國迦毗羅衛國王子喬達摩·悉達多，出身帝王世家。雖然他的國家相對弱小，臣屬於大國，而作為王子，他的一生本來可以平安順達的。令人十分震驚並且萬分敬服的是，他出城幾次，遇到老者、病人和死人後，便覺悟到眾生皆苦，人生不可能避免生老病死苦之宿命。生命都是短暫的，人被各種慾望羈絆折磨，人的本性被外界的紛紜的慾念和資訊遮蔽，不懂得世間的因果，因此，肆意妄為，造了不少惡業，卻不自知。

苦，或許即為眾生之本相。

[佛陀]

詩人作家，錦心繡口，敏於感受，長於表達，能夠充分抒寫宇宙、社會和人生的變幻和痛苦。越是偉大的詩人，越能直觀真切地呈現出生命的苦與痛來。

從這種意義上講，偉大的詩人，必然同時也是偉大的殉道者。他們以自己為犧牲，以其時代為貢獻，以揭示眾生之本相為使命。

杜甫作為中國歷史上數一數二的大詩人，自然也不例外。他的一生，註定是坎坷的。或者說，正因其坎坷，才成就其偉大。

杜甫坎壈一生，卻又不僅僅是他自己的一生。他的憤懣痛苦，是當時備受壓迫者，有志不得伸，有寃不得訴者的痛苦。他的痛苦，也是一切被壓迫、遭到不幸的，被侮辱、被損害者的痛苦。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圖，被李隆基、楊國忠和李林甫等昏君奸臣葬送！“會當臨絕頂，一覽眾山小”的豪情，也被歲月消磨殆盡。

安史之亂爆發後，杜甫及其家人，被裹入逃難者的洪流之中。那時，他是詩人杜甫，更是難民杜甫。難民是不幸的，杜甫的“詩史”，正是精煉押韻的難民實錄。

杜甫又是幸運的，作為士大夫，身在仕籍，得以免除諸般徭役、兵役。在石壕村中，如果他也是尋常平民，肯定也被拉了壯丁！

在咸陽橋邊，如果杜甫家族也是普通百姓，那麼，也不免“耶孃妻子走相送”，生離死別，悲傷哭泣，“哭聲直上幹雲霄”了！

[讀杜甫，愈覺其可敬，讀李白愈覺其可愛。風雅君傾心李白，但卻越發不敢雌黃老杜]

杜甫又是不幸的。他自己的幸運，並不能消減社會的苦難，甚至也不能減輕他自己的痛苦。作為孔子精神上的後裔，濟世愛民是其人生信仰和生命哲學。可是，天崩地裂，百姓流離失所，他卻無能為力，不能救生靈於水火。

他只有一支越發蒼老悲涼的筆，飽沾著悲憤的無奈，一字一頓的訴說。彷彿白紙是法庭，能夠給他，也給他所熱愛的君父家國、百姓同胞以最後的，也是永恆的公正。

然而，他一直沒有盼到這種公正的到來。有時，貌似略見曙光，他便興奮不已，“漫卷詩書喜欲狂”，還要“卻下襄陽向洛陽”。好像暫時忘卻了子女被餓死、兄弟骨肉分散的悲哀。

王師小勝之後，卻不能一鼓作氣勢如虎，反而常遭到意想不到的的慘敗，生民之難，益發深重。老詩人的心胸似乎難以裝盛這一波有一波的苦難和折磨了。

“古來大才難為用”，向來溫柔敦厚、雅正中庸的杜二，有時不免偏激。這種偏激之中，卻有種讓人悲涼的深刻和真切在。

[馮至先生《杜甫傳》]

“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杜甫為絕世天才，不世出的謫仙人李白悲哀。難道他只為李白悲哀嗎？

我們最深切的同情，最終指向的都是自己！而這種“自我中心”，卻並不自私，也不狹隘。畢竟好漢識好漢，英雄最懂英雄，而天才更能理解天才的悲哀！

“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一千多年後，熟讀李杜詩篇的趙翼，渴望引領風騷，甚至已不覺李杜文章新鮮的他，卻最懂杜甫等人。這兩句詩，簡直是杜甫人生和藝術的最精確最簡練的註腳。

“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詩人是永恆國度的王者，在他們自己的時代，縱然不被視作小丑，卻常被世俗統治者輕視，司馬相如被漢武帝以“倡優蓄之”，唐玄宗則希望李白作個協律都尉，為其淫樂助興。

杜甫則更慘，落魄了大半輩子，才見到皇帝。結果，自己太老實太死板，站錯了隊，差點沒把小命搭上。新晉皇帝肅宗李亨，已經把他打入另冊了。

縱然杜甫交了大運，像老哥高適那樣，中晚年才得志，成為一方大員。或者像詩佛王維那樣，官隱於朝，那麼，杜甫還是杜甫嗎？

曾經飽受苦難的高適們，在世俗意義上是成功了，大器晚成，逆襲成功，進入統治集團。之後，他又留下什麼呢？

立德是聖人明君之事，立功乃將相之業，詩人的事業是苦難，是弱者的營生。

詩人渴望成為強者，擁抱塵世的幸福，但詩人並不滿足於自身富貴。

偉大的詩人，生而為己，他們為理想為信念而活。

偉大的詩人，又因其胸懷天下，志在蒼生，為他人為公義而活！

弱者常在，苦難長有，詩人的事業永存，詩人們的坎坷，便不可能結束！

這種坎坷，神聖而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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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詩聖杜甫大半生處於顛沛流離之中，生活慘淡無光，倒致一生坎坷。

我們在提到詩仙李白的時候總不可避免地提到詩聖杜甫。杜甫年少時生活條件相對優越，畢竟父親是兗州司馬，他經常遊歷山河，結交了許多有名的人。但是因為運氣不好，導致自己兩次參加科舉，可是不中。於是就心灰意冷，去遊歷山河去了。在杜甫32歲時候遇到了李白，杜甫很崇拜李白，在自己的很多詩篇中都提到了李白。雖然李白詩中寫杜甫的詩並不多。

至於杜甫地後半生顛沛流離了，大概是在杜甫四十歲那年，他寫了一篇《大禮賦》，幸得唐玄宗賞識，給了他一個候補官位，但拒絕出任校尉。之後他從長安還沒踏進家門，就聽見家裡哭聲，原來是他最小的兒子因為缺吃少穿給餓死了。之後安史之亂開始了，他就去投奔新皇帝唐素宗，中途還被當成反叛人士給抓起來了，不過幸好最終還是見到了唐肅宗，並被封官。

但杜甫做官並不如意，之後又去四川投奔他的好朋友嚴武，來充當幕僚。並蓋了一座草堂，這就是四川著名景點杜甫草堂了。這時候杜甫已經五十多歲了，而且生活依舊貧苦，他直到死去一直生活在草堂裡。

這就是杜甫的一生，可以用慘淡來形容他的一生。但就是這慘淡的一生，給了杜甫很多感觸，由此創作了許多著名詩篇。因此被稱為“詩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