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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蘇:指北宋散文家蘇洵(號老泉,字明允)和他的兒子蘇軾、蘇轍(1039~1112) 。宋仁宗嘉定初年,蘇洵和蘇軾、蘇轍父子三人都到了東京(今河南開封市)。由於歐陽修的賞識和推譽,他們的文章很快著名於世。士大夫爭相傳誦,一時學者競相仿效。宋人王闢之《澠水燕談錄·才識》記載:“蘇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蘇。蓋洵為老蘇、軾為大蘇、轍為小也。”“三蘇”的稱號即由此而來。蘇氏父子積極參加和推進了歐陽修倡導的古文運動,他們在散文創作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後來俱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三蘇之中,蘇洵和蘇轍主要以散文著稱;蘇軾則不但在散文創作上成果甚豐,而且在詩、詞、書、畫等各個領域中都有重要地位。 “三曹”:指三國時期的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 曹操(155-220),即魏武帝。漢魏間政治家、軍事家、詩人。字孟德,沛國(今安徽亳縣)人。初舉孝廉,任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後在鎮壓黃巾起義和討伐懂卓的戰爭中,逐步擴充軍事力量。初平三年(公元192年),為袞州牧,分化、誘降青州黃巾軍的一部分,編為“青州兵”。建安元年(196年),迎獻帝都許(今河南許昌)。從此用其名義發號施令,先後削平呂布等割據勢力。官渡之戰大破河北割據勢力袁紹後,逐漸統一了中國北部。建安十三年,進位為丞相,率軍南下,被孫權和劉備的聯軍擊敗於赤壁。封魏王。子曹丕稱帝,追尊為武帝。他對文學、書法、音樂都有深湛的修養。他的詩歌今存不足20篇,全部是樂府詩體,如《蒿里行》、《苦寒行》、《步出夏門行》、《對酒》、《短歌行》等。在《步出夏門行》中,有這樣的詩句:“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裡。”氣勢磅礴,格調雄放,表現了詩人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闊大胸懷。《短歌行》以“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等詩句,抒發求賢若渴、廣納人才,以冀成其大業的心情。他的詩作樸實無華,不尚藻飾,以感情深摯、氣韻沉雄取勝。這一時期詩歌慷慨悲涼的特色,在他的詩歌中表現得最為典型。 曹丕(187-226),字子恆,曹操次子,是建安文壇的領袖人物。建安二十五年漢帝即位,即魏文帝,也是魏文學家。他的《燕歌行》是現存最早 而且藝術上很完整的七言詩。有《魏文帝集》。他少有逸才,廣泛閱讀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他的詩歌今存約40首,如《芙蓉池作》、《於玄武陂作》、《夏日詩》、《黎陽作》《燕歌行》、《清河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作》、《雜詩》等。他的詩歌特色是,筆致細膩,特別是一些以思婦、棄婦題材的作品,一般都寫得悽婉動人;其次是語言流暢,民歌風味相當濃,顯得格調清新。他的《燕歌行》,還是中國詩歌史上較早出現的完整、成熟的七言詩。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之妻卞氏所生第三子。他自幼聰穎,10歲左右,已誦讀詩、文、賦數十萬言,深得曹操的寵信。曹操認為曹植在諸子中“最可定大事”,幾次想立他為太子,然而由於他行為放任,屢犯法禁,後來改變主意,立曹丕為太子。曹丕繼承王位後,曹植的生活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從一個過著優遊享樂生活的貴公子,變成處處受限制和打擊的物件。他本來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但終沒有實現的機會。 曹植的前期詩歌主要表現貴公子的優遊生活,如《鬥雞》、《公宴》、《泰山樑甫行》、《送應氏》、《名都篇》、《白馬篇》等;後期詩歌,主要抒發他在壓制之下哀怨而憤慨的心情,表現不甘被棄置、希冀為國立功的願望,如《野田黃雀行》、《贈白馬王彪》、《七哀詩》、《雜詩》等。他的詩歌很重視漢樂府民歌中汲取創作養料,如“黃雀得飛飛,飛飛摩蒼天”(《野田黃雀行》)等詩句,具有明朗、和諧、清新的特色。他在五言詩的創作上貢獻很大,增加了抒情成分,把抒情和敘事有機地結合起來,極大地豐富了五言詩的藝術功能。他還善於運用傳統的比興手法,往往在詩歌開篇就能傳達出某種濃郁的情緒,給人以強烈的印象。 總體來看,曹植的文學成就比父親曹操和兄長曹丕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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