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部描繪以色列特工追捕納粹戰犯的電影《最終行動》在歐美熱映，多位大牌影星的表演對發生在58年前阿根廷的故事進行了戲劇性的重構。這部電影的主題或許有些陳舊，但現實往往比虛構更出人意料，在抓捕阿道夫·艾希曼的案例中尤其如此。“大屠殺建築師”過上新生活1960年5月11日，星期三。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一名不起眼的工人在下班路上失蹤了。親朋好友四處找人，但為時已晚——他要為自己10多年前犯下的罪行付出代價。這就是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在《最終行動》中出場的場景。這部由克里斯·韋茲執導、奧斯卡·艾薩克和本·金斯利主演的電影，詳細描繪了摩薩德（以色列情報和特殊使命局）揪出隱姓埋名多年的艾希曼，將他帶回以色列審判的故事。早在1934年，當時28歲的艾希曼就開始負責管理納粹德國第一個集中營——達豪集中營，從此平步青雲。1942年，他參加了臭名昭著的“萬湖會議”，會上確定了系統性滅絕猶太人的計劃，也就是“最終解決”方案，《最終行動》的片名由此而來。此後，艾希曼監督了奧斯威辛等一系列死亡集中營的建立，被稱為“大屠殺建築師”。納粹德國戰敗後，艾希曼逃脫盟軍的追捕，於1950年定居阿根廷。當時，這個南美國家成了納粹分子的避風港。曾經的黨衛軍中校化名“裡卡多·克萊門特”，在一家汽車工廠任職，和家人自由自在地開啟了新生活。曾經，以色列人對獵殺納粹興趣不大在歐洲，對納粹德國罪行的清算正在緩慢推進。1957年，德國法蘭克福檢察官弗裡茨·鮑爾得到了艾希曼藏在阿根廷的情報。線索來自大屠殺倖存者洛哈爾·赫爾曼，他和女兒西爾維婭住在阿根廷，但沒有公開自己的猶太人身份。西爾維婭與名叫克勞斯·艾希曼的男孩約會，意識到後者可能是戰犯的兒子。艾希曼改了名，卻沒讓親人效仿，部分原因在於，逍遙法外的納粹分子相信，局勢已經安全了。影片《最終行動》中，克勞斯邀請西爾維婭參加一個納粹集會，引發了女方的懷疑。真實的故事更富戲劇性：洛哈爾·赫爾曼見到了艾希曼。赫爾曼和女兒去一家餐館，碰巧遇到克勞斯一家。西爾維婭介紹了雙方親屬，克勞斯管“裡卡多·克萊門特”叫叔叔。由於在集中營裡受到虐待，赫爾曼幾乎失明，但他仍然在一瞬間辨別出艾希曼的嗓音。彼時，反猶主義依舊在德國盛行，弗裡茨·鮑爾沒有將艾希曼的行蹤報告當局，而是通知了摩薩德。令人意外的是，以色列方面對此興趣不大。“一個神話是，以色列特工搜尋世界各地，無情地追查戰犯”，《納粹獵人》一書作者安德魯·納戈爾斯基寫道，“但在以色列建國早期，他們其實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精力或慾望獵殺納粹。”與《最終行動》試圖帶給觀眾的印象不同，摩薩德當時的主要任務是保障國家的生存。大量定居者湧入以色列，其中不乏間諜，讓安全機構忙得焦頭爛額，這也是為什麼其領導人伊瑟爾·哈雷爾最初不願相信收到的情報。哈雷爾的一名副手說得更直率：“我從未對獵殺納粹感興趣。”“可悲的事實是：艾希曼被一個盲人發現，而摩薩德耗上兩年多才相信盲人的故事。”參與“最終行動”的摩薩德特工祖埃·阿羅尼在回憶錄中寫道。面對抓捕，劊子手沒有反抗隨著紐倫堡審判結束和冷戰開始，二戰戰勝國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將漏網之魚繩之以法的興趣。這迫使以色列總理本·古裡安轉而採取主動出擊的策略，決定將艾希曼送上法庭，以敦促世人從大屠殺中吸取教訓。同樣令古裡安擔心的還有年輕人的態度。加布裡埃爾·巴赫是參與“最終行動”的特工中唯一健在的，他對納戈爾斯基說，教師們一直在抱怨學生不想聽到大屠殺，他們理解不了為何數百萬人會坐等被殺而不反抗。巴赫認為，審判艾希曼將向年輕一代展示受害者是如何“被誤導到最後一刻”的，倖存者將有機會講述那些最觸動人心的細節。在高層推動下，摩薩德終於行動起來。特遣隊中的許多人是大屠殺倖存者。整部影片最激動人心的段落之一就是特工們出發前，本·古裡安發表演講：“這是猶太民族第一次審判劊子手，我們將昭告天下，警告任何企圖仿效者。”來到布宜諾斯艾利斯，特工們很快發現了目標。他們先用隱藏在公文包中的相機拍攝了“克萊門特”的照片，並與檔案進行比對。為進一步確認其身份，在影片中，西爾維婭造訪艾希曼家，看到了一份週年紀念的禮物，特工們經過推算，確認“克萊門特”的結婚紀念日與艾希曼的檔案中記載的一致。而在現實中，發現這個細節的是一名特工，他透過望遠鏡看到這戶人家舉行慶祝晚宴。艾希曼的生活樸素得令人難以置信。外界普遍認為，納粹戰犯攫取了受害者的鉅額財富，但從外表上看，這位曾經的黨衛軍中校就是個乾瘦的工頭，和妻兒住在城郊貧民區一棟昏暗的公寓裡，房子“像一塊巨大的煤渣般坐落在田野中間”，周邊連柏油路都沒有。《最終行動》對抓捕過程的描述相當精確。艾希曼剛從公交車上下來，特工彼得·馬爾金就猛衝上去，兩人一起跌入路邊的溝裡。馬爾金戴著毛皮襯裡的厚手套，他回憶說：“想到要把手堵在那張導致數百萬人死亡的嘴上，感覺到他的熱氣和唾液……這讓我感到極度厭惡。”特工們蜂擁而上，把這個德華人塞進汽車，用毯子裹住。“待著別動，否則殺了你！”以色列人厲聲警告。艾希曼順從地點了點頭，完全沒有了昔日的兇狠與冷酷。影片中的高潮純屬虛構？摩薩德爭分奪秒地把“獵物”帶進準備好的秘密據點。艾希曼起初堅稱自己是裡卡多·克萊門特，甚至自稱猶太難民，還用希伯來語背誦猶太教經典。這並不奇怪——艾希曼對猶太曆史、宗教和文化的狂熱，與其在大屠殺中表現出的狂熱本質上是相通的。《最終行動》用很大篇幅描繪了馬爾金和艾希曼的對話，前者用這種方式說服後者在引渡協議上籤了名。然而，這基本上是好萊塢的杜撰。真實的艾希曼比本·金斯利在銀幕上演繹的更加沮喪。“他像個膽小、順從的奴隸。”摩薩德領導人哈雷爾寫道。不過，馬爾金確實說過，為了獲得艾希曼的信任，兩人分享了一瓶葡萄酒。一週後，特工們等來了接應。當時，兩國之間沒有定期班機，以色列派代表團參加阿根廷獨立150週年慶典，以便悄悄將艾希曼帶走。特拉維夫很清楚不可能引渡戰犯，因為當時的阿根廷政府有法西斯傾向，大批納粹分子在該國軍隊任職。將德華人送上飛機是影片最後的高潮——艾希曼的親友召集了眾多納粹分子，警方也瘋狂地尋找他。反派騎著摩托追擊馬爾金一行，雙方激烈搏鬥，飛機險些沒能起飛。現實比電影平淡得多。艾希曼的親友根本不敢向當局報告他失蹤了，因為這意味著承認他的身份；而對阿根廷政府來說，公開庇護“大屠殺建築師”是不可行的。克勞斯確實動員了當地的法西斯餘黨尋找父親，但大多數納粹分子聞訊落荒而逃，擔心自己也會被抓。以色列特工最擔心的是遭遇突發狀況，如汽車拋錨或違反交通規則。電影中畫蛇添足之處還有不少。編劇為特工隊伍添加了名叫漢娜·埃利安的女醫生，她與主角墜入愛河。現實中隊伍裡確實有位埃利安醫生，只不過是男性。美國“每日野獸”網站吐槽說：“為什麼好萊塢從未理解，最貼近事實的故事才是最有戲劇性的？”行動小隊穿上航空公司的制服，偽裝成飛行員。埃利安給艾希曼注射了鎮靜劑，但這似乎沒必要：艾希曼保證自己會合作，甚至提醒以色列人，他們忘了穿飛行夾克。“普通人也能行魔鬼之惡”直到“大屠殺建築師”出現在耶路撒冷的法庭上，全世界才意識到摩薩德進行了何等驚人的行動。這也是史上首次全程進行電視轉播的審判，112名證人出庭。電視機前的許多人第一次親眼看到、親耳聽到大屠殺倖存者講述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艾希曼並未否認自己在大屠殺中扮演的角色，自稱只是“服從命令”。他於1962年5月31日被處以絞刑。這名戰犯的“正常”令千萬人震驚：屠殺數百萬人的惡魔看上去只是不能再普通的小人物，只是為了自私的目的而平靜地做出駭人聽聞的舉動。對艾希曼的審判啟發了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她創造了“平庸之惡”這一概念來描述普通人犯下暴行的能力。“準確地講，艾希曼造成的麻煩是太多人像他，太多人既不是變態也不嗜虐，他們曾經是而且依然是正常的……我們不得不面對一種不受歡迎的可能性：人人都可以作惡。魔鬼可以轉變成普通人，普通人也能行魔鬼之惡”。
最近，一部描繪以色列特工追捕納粹戰犯的電影《最終行動》在歐美熱映，多位大牌影星的表演對發生在58年前阿根廷的故事進行了戲劇性的重構。這部電影的主題或許有些陳舊，但現實往往比虛構更出人意料，在抓捕阿道夫·艾希曼的案例中尤其如此。“大屠殺建築師”過上新生活1960年5月11日，星期三。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一名不起眼的工人在下班路上失蹤了。親朋好友四處找人，但為時已晚——他要為自己10多年前犯下的罪行付出代價。這就是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在《最終行動》中出場的場景。這部由克里斯·韋茲執導、奧斯卡·艾薩克和本·金斯利主演的電影，詳細描繪了摩薩德（以色列情報和特殊使命局）揪出隱姓埋名多年的艾希曼，將他帶回以色列審判的故事。早在1934年，當時28歲的艾希曼就開始負責管理納粹德國第一個集中營——達豪集中營，從此平步青雲。1942年，他參加了臭名昭著的“萬湖會議”，會上確定了系統性滅絕猶太人的計劃，也就是“最終解決”方案，《最終行動》的片名由此而來。此後，艾希曼監督了奧斯威辛等一系列死亡集中營的建立，被稱為“大屠殺建築師”。納粹德國戰敗後，艾希曼逃脫盟軍的追捕，於1950年定居阿根廷。當時，這個南美國家成了納粹分子的避風港。曾經的黨衛軍中校化名“裡卡多·克萊門特”，在一家汽車工廠任職，和家人自由自在地開啟了新生活。曾經，以色列人對獵殺納粹興趣不大在歐洲，對納粹德國罪行的清算正在緩慢推進。1957年，德國法蘭克福檢察官弗裡茨·鮑爾得到了艾希曼藏在阿根廷的情報。線索來自大屠殺倖存者洛哈爾·赫爾曼，他和女兒西爾維婭住在阿根廷，但沒有公開自己的猶太人身份。西爾維婭與名叫克勞斯·艾希曼的男孩約會，意識到後者可能是戰犯的兒子。艾希曼改了名，卻沒讓親人效仿，部分原因在於，逍遙法外的納粹分子相信，局勢已經安全了。影片《最終行動》中，克勞斯邀請西爾維婭參加一個納粹集會，引發了女方的懷疑。真實的故事更富戲劇性：洛哈爾·赫爾曼見到了艾希曼。赫爾曼和女兒去一家餐館，碰巧遇到克勞斯一家。西爾維婭介紹了雙方親屬，克勞斯管“裡卡多·克萊門特”叫叔叔。由於在集中營裡受到虐待，赫爾曼幾乎失明，但他仍然在一瞬間辨別出艾希曼的嗓音。彼時，反猶主義依舊在德國盛行，弗裡茨·鮑爾沒有將艾希曼的行蹤報告當局，而是通知了摩薩德。令人意外的是，以色列方面對此興趣不大。“一個神話是，以色列特工搜尋世界各地，無情地追查戰犯”，《納粹獵人》一書作者安德魯·納戈爾斯基寫道，“但在以色列建國早期，他們其實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精力或慾望獵殺納粹。”與《最終行動》試圖帶給觀眾的印象不同，摩薩德當時的主要任務是保障國家的生存。大量定居者湧入以色列，其中不乏間諜，讓安全機構忙得焦頭爛額，這也是為什麼其領導人伊瑟爾·哈雷爾最初不願相信收到的情報。哈雷爾的一名副手說得更直率：“我從未對獵殺納粹感興趣。”“可悲的事實是：艾希曼被一個盲人發現，而摩薩德耗上兩年多才相信盲人的故事。”參與“最終行動”的摩薩德特工祖埃·阿羅尼在回憶錄中寫道。面對抓捕，劊子手沒有反抗隨著紐倫堡審判結束和冷戰開始，二戰戰勝國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將漏網之魚繩之以法的興趣。這迫使以色列總理本·古裡安轉而採取主動出擊的策略，決定將艾希曼送上法庭，以敦促世人從大屠殺中吸取教訓。同樣令古裡安擔心的還有年輕人的態度。加布裡埃爾·巴赫是參與“最終行動”的特工中唯一健在的，他對納戈爾斯基說，教師們一直在抱怨學生不想聽到大屠殺，他們理解不了為何數百萬人會坐等被殺而不反抗。巴赫認為，審判艾希曼將向年輕一代展示受害者是如何“被誤導到最後一刻”的，倖存者將有機會講述那些最觸動人心的細節。在高層推動下，摩薩德終於行動起來。特遣隊中的許多人是大屠殺倖存者。整部影片最激動人心的段落之一就是特工們出發前，本·古裡安發表演講：“這是猶太民族第一次審判劊子手，我們將昭告天下，警告任何企圖仿效者。”來到布宜諾斯艾利斯，特工們很快發現了目標。他們先用隱藏在公文包中的相機拍攝了“克萊門特”的照片，並與檔案進行比對。為進一步確認其身份，在影片中，西爾維婭造訪艾希曼家，看到了一份週年紀念的禮物，特工們經過推算，確認“克萊門特”的結婚紀念日與艾希曼的檔案中記載的一致。而在現實中，發現這個細節的是一名特工，他透過望遠鏡看到這戶人家舉行慶祝晚宴。艾希曼的生活樸素得令人難以置信。外界普遍認為，納粹戰犯攫取了受害者的鉅額財富，但從外表上看，這位曾經的黨衛軍中校就是個乾瘦的工頭，和妻兒住在城郊貧民區一棟昏暗的公寓裡，房子“像一塊巨大的煤渣般坐落在田野中間”，周邊連柏油路都沒有。《最終行動》對抓捕過程的描述相當精確。艾希曼剛從公交車上下來，特工彼得·馬爾金就猛衝上去，兩人一起跌入路邊的溝裡。馬爾金戴著毛皮襯裡的厚手套，他回憶說：“想到要把手堵在那張導致數百萬人死亡的嘴上，感覺到他的熱氣和唾液……這讓我感到極度厭惡。”特工們蜂擁而上，把這個德華人塞進汽車，用毯子裹住。“待著別動，否則殺了你！”以色列人厲聲警告。艾希曼順從地點了點頭，完全沒有了昔日的兇狠與冷酷。影片中的高潮純屬虛構？摩薩德爭分奪秒地把“獵物”帶進準備好的秘密據點。艾希曼起初堅稱自己是裡卡多·克萊門特，甚至自稱猶太難民，還用希伯來語背誦猶太教經典。這並不奇怪——艾希曼對猶太曆史、宗教和文化的狂熱，與其在大屠殺中表現出的狂熱本質上是相通的。《最終行動》用很大篇幅描繪了馬爾金和艾希曼的對話，前者用這種方式說服後者在引渡協議上籤了名。然而，這基本上是好萊塢的杜撰。真實的艾希曼比本·金斯利在銀幕上演繹的更加沮喪。“他像個膽小、順從的奴隸。”摩薩德領導人哈雷爾寫道。不過，馬爾金確實說過，為了獲得艾希曼的信任，兩人分享了一瓶葡萄酒。一週後，特工們等來了接應。當時，兩國之間沒有定期班機，以色列派代表團參加阿根廷獨立150週年慶典，以便悄悄將艾希曼帶走。特拉維夫很清楚不可能引渡戰犯，因為當時的阿根廷政府有法西斯傾向，大批納粹分子在該國軍隊任職。將德華人送上飛機是影片最後的高潮——艾希曼的親友召集了眾多納粹分子，警方也瘋狂地尋找他。反派騎著摩托追擊馬爾金一行，雙方激烈搏鬥，飛機險些沒能起飛。現實比電影平淡得多。艾希曼的親友根本不敢向當局報告他失蹤了，因為這意味著承認他的身份；而對阿根廷政府來說，公開庇護“大屠殺建築師”是不可行的。克勞斯確實動員了當地的法西斯餘黨尋找父親，但大多數納粹分子聞訊落荒而逃，擔心自己也會被抓。以色列特工最擔心的是遭遇突發狀況，如汽車拋錨或違反交通規則。電影中畫蛇添足之處還有不少。編劇為特工隊伍添加了名叫漢娜·埃利安的女醫生，她與主角墜入愛河。現實中隊伍裡確實有位埃利安醫生，只不過是男性。美國“每日野獸”網站吐槽說：“為什麼好萊塢從未理解，最貼近事實的故事才是最有戲劇性的？”行動小隊穿上航空公司的制服，偽裝成飛行員。埃利安給艾希曼注射了鎮靜劑，但這似乎沒必要：艾希曼保證自己會合作，甚至提醒以色列人，他們忘了穿飛行夾克。“普通人也能行魔鬼之惡”直到“大屠殺建築師”出現在耶路撒冷的法庭上，全世界才意識到摩薩德進行了何等驚人的行動。這也是史上首次全程進行電視轉播的審判，112名證人出庭。電視機前的許多人第一次親眼看到、親耳聽到大屠殺倖存者講述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艾希曼並未否認自己在大屠殺中扮演的角色，自稱只是“服從命令”。他於1962年5月31日被處以絞刑。這名戰犯的“正常”令千萬人震驚：屠殺數百萬人的惡魔看上去只是不能再普通的小人物，只是為了自私的目的而平靜地做出駭人聽聞的舉動。對艾希曼的審判啟發了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她創造了“平庸之惡”這一概念來描述普通人犯下暴行的能力。“準確地講，艾希曼造成的麻煩是太多人像他，太多人既不是變態也不嗜虐，他們曾經是而且依然是正常的……我們不得不面對一種不受歡迎的可能性：人人都可以作惡。魔鬼可以轉變成普通人，普通人也能行魔鬼之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