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個漢人王朝無所謂，因為反正要修長城，而且新疆太遠，收復以後得不償失，意義不但

但滿清就不一樣了，他是遊牧—農業二元帝國，如果修築長城抵禦外辱就顯得十分怪異，所以他是不允許草原上有競爭對手的

而這個競爭對手恰恰就出來了——準噶爾蒙古，不但出來而且數次打的滿清滿地找牙，幾乎滅國

清朝也不想勞師遠征，但是憑藉北疆大草原數度復興的準噶爾蒙古和清朝拉鋸了100年左右

而且金朝也是亡於蒙古，以金朝繼承人自居的後金大清不能不心驚膽寒，對準噶爾滅之後快，對漢人王朝不怎麼重要的新疆在滿洲人看來極為要命

遊牧民族建立的政權比較重視西域，漢人王朝則認為治理西域是一件穩虧不賺的生意。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最開放的朝代，這和李氏家族有著濃厚的胡人血統分不開的，比如李世民就親口說過：

“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

李家皇帝跟西域胡人關係好，西域的治理大部分依靠當地土著，但是以農耕為主的漢人王朝，諸如明朝則沒有這樣的條件。

首先，長期以來中原地區的文化和經濟都遠高於周邊，漢人有很強的文化自信，從而形成了“華夷之辨”。這在無形之中給中央王朝處理西域問題上設定了一個大難題，雙方對話都不平等，胡人總是被各種貶低，人家又怎麼能誠信歸附呢。

其次，農耕民族對土地的感情是很深的，歷朝歷代的邊關政策基本上都能用“移民實邊”來概括，但是一門穩虧不轉的生意。

西域多為遊牧民族不是因為那裡的人愛吃肉，喜歡動物，而是大自然千百年來進化的結果，要改變這種經濟形態，實行屯墾就需要內地不斷輸血。中原王朝在盛世時還能勉強維持，一旦國力走下坡路，西域的軍屯百姓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安史之亂後，吐蕃出兵佔領涼州，切斷了西域與中原的聯絡，西域立刻就被吐蕃和回鶻瓜分了，唐皇帝只能坐在長安乾著急。

況且百姓被移民到邊疆，地是國家的，種出來的糧食是軍糧，打仗時又要去當炮灰，平時還要操練、巡邏。軍屯說好聽一點叫為國盡忠，說難聽一點比勞改服刑還慘。所以自西漢起，不斷有邊疆漢人投奔匈奴等少數民族，雖然生活苦了一點，但至少有個自由身。

清朝和唐朝一樣都是中國歷史上不築長城的朝代，滿洲大皇帝依靠蒙古人把守國門。在軍事上，西域對於蒙古的意義，如同蒙古對於北京一樣，這一點左宗棠在與李鴻章的“疆防和塞防”上的爭論時說得很清楚了：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

不管是成吉思汗還是清朝的噶爾丹，蒙古人只要稍微強大一點都要控制蒙古。蒙古人在西域的影響力也是隨處可見的，比如烏魯木齊、塔城的全稱“塔爾巴哈臺城”等都出自蒙古語。

清朝不修長城，要保住蒙古就要保住西域，所以就算是借外債也要收復西域。

清朝在前期對西域並沒有什麼想法，主要是因為戰略重心都在南方各地。後來因為需要同崛起的準噶爾汗國爭霸，才將目光投向了那裡。所以，清朝對西域的經略，實際上是對付準噶爾蒙古的附屬戰略。

一直到康熙準備同準噶爾汗國開戰前，清朝都對於西北邊疆沒有太多認識和想法。王朝在前期收納了東蒙古的部落民後，便用八旗化管理方式來進行控制和削弱。隨著大量的漢人臣子鼓動，清朝內部的入關派勢力日益增強。最後，他們在1644年踏出了關鍵性的一步。

此後的幾十年裡，清朝都在攻略和整合關內外的領地。既要控制前明十八省，又不能放棄按照老傳統習俗治理的滿洲和蒙古。對於原本就不屬於明朝控制的西域，其實都不太關注。但隨著準噶爾的不斷東侵，清朝在蒙古高原東部的宗主地位就受到了嚴重威脅。所以帝國迅速反應，同蒙古人在草原地區進行了兩場大戰。

此時的準噶爾汗國，早就不是一個僅僅侷限於蒙古高原西部的地方勢力。透過一系列南征北戰，他們在涉足高原東部的同時也南下佔領了西域。甚至還有分兵進入西藏，控制了拉薩等地。也就是說，在清朝皇帝看來，準噶爾人已經在戰略上對自己形成了包圍態勢。整個帝國西部與北部的安全形勢都受到嚴重威脅，貿易和技術交流渠道被硬生生的掐斷。

所以，本著瓦解準噶爾霸權的終極目標，清軍開始經略西域。西域當地原本屬於葉爾羌汗國的控制，在被蒙古人南下再征服前後，已經出現了各地方的封建或宗教勢力。所以，西域當地非常容易被強權脅迫，但也很容易強權消退後迅速恢復。

準噶爾人佔據當地，就可以在西北商路被哈薩克與俄羅斯人逐漸封鎖的同時，開闢從西域直抵布哈拉等地的商路。但這也就意味著清朝方面的西北商路全部被自己掌握。隨著拉薩等地被他們控制，南面一些的青海道也就城了準噶爾霸權的天下。

清廷若要在擊敗準噶爾的同時，再徹底阻斷他們的復興希望，就要控制西域等地。這也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都不斷在西北用兵的原因。也是清朝一定要控制西域的因素。

在阻斷了準噶爾人的西域農業和貿易後，控制青海道與準噶爾本土也就水到渠成。尤其是準噶爾的側後方還有哈薩克人與俄羅斯勢力的存在，也幫助清朝完成了戰略上的反封鎖。最終，準噶爾人的崛起之路被徹底湮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