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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弢 原名唐端毅,曾用筆名風子、晦庵、韋長、仇如山、桑天等,1913年3月3日出生於浙江省鎮海縣現在於江北區甬江街道畈裡塘村,後為紀念唐弢先生將甬江鎮中心小學改名為唐弢學校。唐弢初中時家貧輟學,入上海郵局作揀信生,開始業餘寫作。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從事業餘創作,以散文和雜文為主,其風格接近魯迅,並因此與魯迅結識。1933年起發表散文、雜文,後結識魯迅。抗日戰爭爆發後,在上海堅持抗日文化運動,參加初版《魯迅全集》編校。又支援《魯迅風》週刊,編輯《文藝界叢刊》,兼任中學教職。抗日戰爭勝利後重回郵局,與柯靈合編《週報》,參加反迫害、反內戰、反飢餓民主運動。《週報》被禁,轉編《文匯報·筆會》。新中國成立後,致力魯迅著作和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堅持雜文、散文創作,歷任復旦大學、上海戲劇專科學校教授,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長,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書記處書記,《文藝新地》、《文藝月報》副主編等。1959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是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四、五屆全華人大代表,中國作家協會理事。所著雜文思想、藝術均深受魯迅影響,針砭時弊,議論激烈,有時也含抒情,意味雋永,社會性、知識性、文藝性兼顧,先後出版雜文集《推背集》、《海天集》、《短長書》、《唐弢雜文選》等,散文隨筆集《落帆集》、《晦庵書話》等,論文集《向魯迅學習》、《魯迅的美學思想》、《海山論集》等,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另輯有《魯迅全集補遺》、《魯迅全集補遺續編》。 1978年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碩士生和博士生導師。1992年1月4日唐弢在北京病逝,終年78歲。 唐弢一生寫了大量的散文、雜文、時評,並以《晦庵書話》的形式記錄了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出版活動。唐弢是魯迅研究學科的奠基人之一和海內外公認的權威學者,曾參加過1938年版《魯迅全集》的編輯工作,還編輯出版了《魯迅全集補遺》、《魯迅全集補遺續編》,輯錄、考訂了魯迅佚文。他的一系列關於魯迅創作的著述,在魯迅研究史上享有很高聲譽。唐弢又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開拓者之一,在史料、史論方面有重要貢獻,他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3卷本)、《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是學習現代文學的重要著作,被列為高等院校文科通用教材。 唐弢既是作家,又是學者,他的才華涉及諸多方面,《落帆集》、《晦庵書話》、《魯迅的美學思想》等著作至今仍為人們所稱道,而由他和嚴家炎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作為全國高等院校的文科教材,風行數十年。與許多名人一樣,他將最重要的事情放在最後來做,那就是寫一本《魯迅傳》,遺憾的是,直至1992年他臨終前,只寫出了10萬字,佔全書計劃的三分之一。 唐弢崇敬魯迅,他的一生最光榮的莫過於他與魯迅的交情。當他還不曾和魯迅相識的時候,就時常聽到有人議論,說魯迅多疑,脾氣大,愛罵人。他於是相信了,不敢去接近他。1933年至1934年之間,魯迅經常在《申報》副刊《自由談》上寫稿,攻擊時弊。唐 當時初學寫作,也在這個副刊投稿,偶爾寫些帶“刺兒”的文章,有些人以為唐 又是魯迅的化名,便群起而攻之。唐弢覺得十分內疚,很想當魯迅的面致個歉意,卻又不敢去見,害怕他會責備自己,頗有點惴惴不安。 1934年1月6日,《自由談》編輯黎烈文在上海的古益軒請客,一來約經常寫稿的人歡聚,二則為郁達夫夫婦餞行。唐 在這裡與魯迅第一次會見。兩人互通姓名後,魯迅接著說:“唐先生寫文章,我替你在捱罵哩。”唐弢心裡一急,說話也結結巴巴。魯迅看出他的窘態,連忙掉轉話頭,問道:“你真個姓唐嗎?”他說:“真個姓唐。”“哦,哦”,魯迅看定他,似乎很高興,“我也姓過唐的。”說著,就呵呵地笑了起來。原來魯迅曾經使過一回“唐俟”這筆名。唐 明白過來後,也跟著笑了,很久以來在他心頭積聚的疑雲,一下子,全都消盡散絕了。 對待同一思想戰線的人,尤其是青年,魯迅是親切的,熱情1934年7月25日,魯迅午睡時受了風寒,頭痛發燒,渾身無力,接到唐 求教的信,他就向日本人開設的內山書店去要日本書目,於8月9日寄給他。書名上加上箭頭的,是書店老闆內山完造所推薦,共計9種,魯迅又在箭頭上加圈,選了4種,其他5種,他認為可以緩買或不買。儘管魯迅不說什麼,唐弢心裡明白:郵局裡的一個揀信生,一下子買不起許多書。可謂設想周到,體諒備至。同一天,魯迅還給另一個青年看了4篇稿子,3篇轉給《自由談》,1篇轉給《動向》,都附有 介紹 信,自己得到的是“脅痛頗烈”。 1934年底,上海有家期刊徵文,題目是“1934年我所愛讀的書籍”,唐弢填上了韋爾士的《世界文化史》、蕭一山的《清代通史》是比較可以看的兩部,在1935年1月號的刊物上登出。同年4月19日,魯迅在寫給唐 的信裡,把《清代通史》和他認為還好的夏曾佑的《中國古代史》並論,但又指出:“大約有蕭一山的那一種,是說了一個大略的。”魯迅認為青年人應當讀一點歷史,但他不滿於一般歷史書只記概略,不寫社會生活內容的。從那時起,唐弢對歷史發生了興趣。他在自修生活中一度舍哲學而就歷史,後來又少寫雜文去做編寫文學史的準備。 唐弢對魯迅越瞭解,就越讚賞他,並且不因讚賞他的智慧而貶低他的人情味。在唐 的《生命冊上》一書中,憶舊懷人,談到自己和魯迅交往的經過,讓人真實地感受到魯迅風趣、幽默的一面。有一次,一個地方官僚禁止男女同學、男女同泳,鬧得滿城風雨。魯迅說:“要徹底劃清界線,不如再一道命令,規定男女老幼,諸色人等,一律戴上防毒面具,既禁空氣流通,又防拋頭露面。這樣每個人都是……喏!喏!”聽的人已經笑不可抑了,魯迅卻又站起身來,模擬戴著防毒面具走路的樣子。 還有一次,唐弢和郁達夫一同聽魯迅講故事,第二天會面的時候,郁達夫說:“魯迅厲害。他講的故事,我翻了許多書找不到出處。”魯迅講的故事是這樣的:“某地有位高僧,因為一生未近女色,臨死時不能死去。徒弟們見他折騰得苦,決定出錢僱個妓女,讓他見識見識。等到妓女脫下褲子,高僧看了,恍然大悟道:‘喔,原來是和尼姑一樣的呵!’說完就斷了氣。”唐弢和郁達夫都佩服這個故事含義的深刻。 文化意味著一種延續。魯迅逝世後,編輯出版《魯迅全集》,成了人們焦急的願望。20冊厚厚的著作,終於在1938年問世,是中國思想界和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在它排印的當時,唐 也參加了一部分校對的工作,這是他自己討來的差使。書稿中,有的沒定本可據,還有單句的正誤和互通的字義,六七個人聚在小小的亭子樓裡,工作一會,又爭論一陣,就這麼過了兩個月,總算把600萬字校完了。 全唐弢在日本魯迅紀念碑前與有人合影集出版不久,阿英就寫信給許廣平,說是據他所知,倘把漏收的文章收齊,還可以結成一冊。後來上海情形大變,這事竟又擱下了。唐弢費盡心思,歷盡驚險才保住了幾箱舊書,只是沒有去翻動。直到1945年,他才翻撿抄錄,開始做全集的40多篇的補遺,並於1946年10月6日魯迅的十年忌辰完成,算是他對魯迅的追思和紀念。《魯迅全集補遺》出版之後,唐 又陸續收集了一些魯迅的佚文佚稿,經過一年時間的考訂,於1951年底完成35萬字的續編。能找到的遺文,已全部收在這裡,知道沒有找到的,有《兒童觀念界之研究》譯文一篇;找到而未予收入的,有《亞歷山大·勃洛克》譯文一篇,因為它是托洛茨基的原著。這為以後重編《魯迅全集》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只有影響我們的東西,才對我們重要。影響不創造任何東西,它只是喚醒。魯迅對於唐弢,就是一個例證。如果沒有魯迅,唐 是什麼樣子呢?按理,他的存在會告訴人們他是什麼人,但肯定不是現在人們心目中的唐弢。偉人領他走得更遠,那是他自己無法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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