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以為，當下喚醒國民，宜以利喻，勿以義責。

利者，個人利益，個人權利，以及利益安全；義者，道德、人格、責任之類。

後者若不從前者引出，空洞也，虛假也，易為專制者利用之。

按照古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理念，利與義應該互補雙贏的。只有贏得了人脈，也自然而然贏得了利益。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我們都是食人間煙火的凡人，追逐利益是我們的本能。但是，不能見利忘義，把人類最寶貴的善良本性丟失了。

為了利益不擇手段的人，自古有之。有些人為了利益不惜出賣人格，出賣良心。一切以獲得最大利益為準則。甚至，有的人做出買賣兒童，殺兄嗜親等喪盡天良的不齒之事。

這種發不義之財的人，獲取的財富再多，也只是一個沒有一點道德和良知的行屍走肉。

奉勸世人：一定要擺正利與義的位置。切莫要重利輕義。

仁義常常在，福祿滾滾來。

一切按照良心行事，一生自然順利平安。

利者在人慾，義者在人德。

宋末抗元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被元軍殺害前曾寫下絕筆說：“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至仁。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文天祥所說話的意思是：孔子說要“成仁”，孟子說要“取義”，惟有行為完全符合“義”的要求，才能達到“仁”的境界。我們研讀聖人賢士的著作，要從中學習什麼東西，從今往後，我沒有什麼可慚愧的。這表明他捨生取義、視死如歸的人生觀，用實際行動實踐他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壯志和節操。    

南宋末年文天祥組織力量堅決抵抗外侵，失敗被捕後，面對元朝威逼利誘，竟毫不動搖，視死如歸，最終被殺，這種高尚的民族氣節和為正義而獻身的精神永遠值得後人學習。

孟子在《魚我所欲章》中說過，“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孟子用人們生活中熟知的具體事物打了一個比方：魚是我想得到的，熊掌也是我想得到的，在兩者不能同時得到的情況下，我寧願捨棄魚而要熊掌；生命是我所珍愛的，義也是我所珍愛的，在兩者不能同時得到的情況下，我寧願捨棄生命而要義。在這裡，孟子把生命比作魚，把義比作熊掌，認為義比生命更珍貴就像熊掌比魚更珍貴一樣。

古人云：義與利，人之所良友也。人字的結構就好像義與利相互支撐一樣。正義，在個人層面其端正行為，符合道義。在社會層面，其建立公正公平道義的制度。謀利，即謀取利益。做為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前者是人性光輝所在，後者是生命延續所據。

中華民族歷來推崇顧大局、講大義，為了顧全大局、為了國家民族大義，哪怕個人的事情再大，也應先放置在一邊。《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載，廉頗不服藺相如，揚言“我見相如，必辱之”。藺相如聽說後，“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外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藺相如的門客舍人為此感到羞恥，想要離開。藺相如說，秦王之威我都不怕，還怕廉將軍？之所以這樣，“以先國家而後私仇也”。廉頗聽說後，深為藺相如以國家為重、大局為重的境界所感動，由此而有了“負荊請罪”和“將相和”的千古美談。可見，那些始終能把個人利益放在國家民族利益之後、為了大局大義而能捨棄私利私慾、個人恩怨的人，是歷來為世人所推崇的，這種行為符合中華民族傳統道德觀，無論時代怎樣變化，都能夠得到時人和後世的認可與尊重。

新時代的當下中國，華夏兒女正在為了實現中國夢而拼搏奮進，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是當下的民族大義，一切個人的價值追求都要與國家的發展和民族榮辱緊密聯絡起來。從個人而言，幸福是奮鬥出來的，堅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堅守“義”字當先，才會成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