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後期，宦官們的權力範圍被無限擴大化，不僅凌駕於普通官吏之上，甚至連朝廷重臣也對他們禮讓三分，宦官們的觸手伸及明代社會政治各個方面。自然，作為國家存續基礎的經濟也不能倖免。在皇權的保護之下，宦官利用職權之便，開始對國家基礎的各個組成部分大肆科索掠奪。土地方面，宦官們以替皇室管理皇莊土地為名大肆侵佔百姓的私田、甚至是官屬的屯田，致使明代土地高度集中，動搖了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封裝專制王朝的根本；財政方面，宦官們透過把持礦監、商稅、鹽政、市舶、倉儲、運輸國家財政命脈，貪汙勒索，榨取錢財，使得明代財政狀況每況愈下，最終走向衰敗；手工業方面，宦官們憑藉皇權賦予的許可權，加大對手工業從業人員的控制和勒索，以監督織造、燒造為名科索剝削，欺詐百姓，最終導致明代官營手工業的沒落。在宦官對經濟如此摧殘和榨壓之後，明代經濟遭受了致命的打擊和摧殘，並因此帶來政治、軍事、文化的不斷衰落，最終導致明王朝走向滅亡。

這是個大問題，得從明初開始說。

一、明代對宦官的限制

公元 1368 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後，對歷史上那些朝代的興廢進行過總結。

朱元璋說：“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為宦官拜蠹，未嘗不為之嘆息。宦官之禍，亦人主寵愛自致耳。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隨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

在這種認識下，朱元璋對宦官的行為做出了很多限制，歷史上向來對宦官的限制，朱元璋說自己是第二，沒人敢說是第一。朱元璋指出：“古之宦豎在宮禁，不過司晨昏供役使而已。此輩但當服事宮禁，豈可假以權勢，縱其狂亂？”於是，他親筆筆一塊鐵牌，上書“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個字，讓兒孫們永遠記住。

朱元璋對宦官的制約，限制了宦官們權力的膨脹，但是他在工作和生活上又離不開宦官。這是一種無法避免的矛盾。但是總體上來說，明朝初年，宦官們的日子還是比較悲摧的，權力基本是沒有的，幹活也是辛苦的。

永樂大帝朱棣上臺後，逐漸改變了老爹的做法，對宦官開始作為一種政治工具使用。到了仁、宣二代，打破了“太監不許認字”的限制，對後期宦官干政專權掃清了最大一個障礙。明英宗朱祁鎮寵信的宦官王振，就是一個教書先生自宮後入宮的，在宮裡憑藉有點文化，能教皇子和宮女們認字而得到重用的。王振當權後，一手引起了“土木之變”，對國家造成了多大的損失，難以計算。

從這時起，明代宦官們的春天來了。從汪直、劉謹、馮保算起，直到登峰造極的魏忠賢，一位位宦官在明朝的政治舞臺上，上演了一出出悲喜劇。

二、明朝中期宦官的地位

明代宦官猖獗，最根本的原因是明朝的特殊政治制度。

明朝是一個高度集權的朝代，朱元璋在廢除宰相制度之後，皇帝和大臣之間形成了一個權力真空，需要一種力量來填補這個空白。而宦官是皇帝身邊的人，在得到皇帝信任後，很容易去填補這個真空。因此，明朝越往後，相權越衰落，宦官的權力卻在不斷壯大。

明代皇帝中，有很多昏君，都是非常信任宦官的。比如英宗、憲宗、武宗、神宗、熹宗等等，莫不如是。他們長期不理朝政，甚至也不見大臣，而是透過宦官來控制大臣和政務。這就為宦官專政打下了基礎。

明朝的文官集團，雖然有骨氣的不少，但沒骨氣的更多。在宦官取得大權後，那些讀聖賢書的文官中的不少人，不是與宦官進行鬥爭，反而依附在宦官們下，大拍馬屁，只想著自己升官發財。所以明朝的“閹黨”在歷朝中是數量最龐大的，也是最無恥的。

明代的司禮監，是宦官們用來把持朝政的一個最重要的部門。明代的國家大事，都是先由內閣拿出意見，“票擬”之後，送給皇帝指示。而太監們從皇帝手上把這個批示的權力奪到了手中。而自從明成祖朱棣設定“東廠”之後，太監們更是擁有了武裝，東廠可以管天下幾乎任何事而不受監督。他們利用特務手段，打壓正直的大臣，製造白色恐怖，胡作非為沒有人敢管，也沒有人能管。

三、宦官對經濟的破壞

1、強佔土地

明朝的屯田面積很大，在太監眼裡，這就是一塊肥肉。各地鎮守太監與當地官員勾結，侵佔屯田，役使軍士，屯田多被太監、軍官佔奪，致使屯田的面積越來越少，無力承擔軍隊開支，使得皇帝不得不從內庫撥出銀子來當軍餉。這不僅是加重了朝廷的財政負擔，也使得大批士兵逃亡，軍隊的戰鬥力不斷下降。

屯田都敢下手，普通老百姓的民田更是不放在宦官們的眼裡。正統之後，宦官們“佔官私田，廣置田莊，不納糧芻，彼則田連阡陌，民無立錐之地。”是一種常見的社會現象了。

2、染指稅收

稅收是維持國家運轉必不可少的潤滑劑，但是明朝稅收的監督權被太監們把持了。這是一塊大肥肉，宦官們怎麼可能不大撈特撈？

明代的礦稅是稅收中很重要的組成部分，為了擴大財源，宦官們不斷鼓動皇帝多開礦，開大礦。是他們憂國憂民嗎？根本不是，是他們想借開礦來敲詐勒索，魚肉百姓罷了。太監們借採礦之名，隨意指良田、美宅、墳墓為“有礦”。若送錢納賄，才可善罷甘休，否則就拆房毀屋，挖掘墳墓。老百姓沒有辦法，只得賣田賣地，湊錢給這些太監，方才躲過一劫。

到了萬曆年間，國家財政收入入不敷出。“徵榷之使，急於星火，搜刮之令，密如牛毛。”只要是能交易的商品，都要交重稅。宦官們乘機“凡橋樑、道路、關津私擅抽稅，罔利病民”。

明代食鹽銷售主要採取引法和開中法。太監們利用權力，掌握了“鹽引”的發放，許多宦官便組織販賣私鹽，並且他們的私鹽是不用檢查的。太監們讓私鹽氾濫成災，官鹽數量倍減，鹽價不斷飆升，國家財政收入又受到嚴重打擊。

3、操縱貿易

明代由市舶司掌管對外貿易，而提督市舶提舉司都是由太監擔任的。他們作威作福、奴役百姓，貪汙行賄，勒索商賈，大搞走私。“諸司懾其威，甘遂其非。非惟莫敢問，又從而助其虐”。

明代宦官干政，是皇權高度集中的結果，是封建專制主義不斷強化的產物。他們大肆侵佔土地，瘋狂掠奪，使得無數老百姓流離失所，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最後“天下之勢如沸鼎同煎，無一片安樂之地，貧富盡傾，農商交困”。所以明末才會爆發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推翻了明朝的統治。

所以說，在推翻明朝的力量中，有一隻手是宦官伸出來的。

參考資料：《明史》、《酌中志》

皇權的至高無上和皇帝的“高處不勝寒”，讓歷代帝王都會或多或少的將一部分皇權賦予自己的家奴——宦官。宦官作為皇帝朝夕相處的人，無一例外的可以干預朝政，只不過各個歷史時期的干預程度不同。其中宦官權勢最大的朝代當屬東漢、唐朝和明朝，而之所以形成狹義上的“宦官干政”的局面，與文官集團的影響力分不開。一個合格的君王懂得制衡之道，當文官集團威脅皇權時，宦官就會得到提拔用以制衡文官。

但給宦官權力就如同打開了潘多拉魔盒一樣，歷代帝王都無法有效解決已經形成的宦官干政之局面，除非新的王朝建立。所以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後，吸取了歷史的教訓，嚴令“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為了徹底杜絕宦官插手政治的可能性，他還規定宦官不能識字，但是朱棣對於皇位的野心改變了這一局面。在起兵“靖難”之前，朱棣為了刺探宮中情況，收買了許多建文帝身邊的宦官為己所用。許多宦官甚至在“靖難之役”中立下了戰功，最出名的莫過於鄭和。

所以朱棣登上皇位後，又將“宦官干政”這一歷史陰影帶給了明朝。以至於《明史》曰：“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明朝比較著名的亂政的大太監主要有四位：王振、汪直、劉瑾和魏忠賢。宦官開始干政之後，對明朝財政的影響也越來越大。明朝宦官對經濟不僅影響大，具體的表現形式也很多，但分門別類之後主要可以劃分為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宦官提督礦務。明中葉以後，蕭條的經濟迫使皇帝需要更多的貴金屬轉化為貨幣，以此來緩解不斷增大的財政壓力。宦官們發現提督礦務來錢快，便大肆鼓吹開礦的益處。宦官們以“為國解憂”為名行中飽私囊之實，弘治元年（1488年）的“溫、初二府銀坑。歲額課銀二萬三千二百四十餘兩，近來礦脈衰耗，比之初年，什不及一。”萬曆朝的太監陳增甚至強令只有鉛礦、沒有銀礦的也納銀，這讓人在啼笑皆非的背後，我們也感受到了宦官對明朝經濟鯨吞的恐怖程度。

第二，宦官牢牢掌握著明朝的稅收。明初為了復興經濟，對商稅的徵收相當少，僅為三分抽一至三十抽一之間，五穀、農器書籍等商品甚至直接免稅。而隨著經濟的復甦，徵稅的專案越來越多稅率也不斷提高，導致這一現象發生的原因正是宦官。早在洪武年間，朱元璋就選派信得過的宦官負責監督稅務徵收情況，他的這一做法被後世之君沿用。但隨著宦官野心的膨脹，再加上他們的職務便利，他們通常私自調高稅率，交夠了朝廷的剩下的都入了自己的私囊。

嘉靖朝的御用監黃錦，對“每年所抽竹木，易銀不過兩萬兩”的蕪湖抽分廠，一次性獅子大開口索取二十萬兩！管理稅務的宦官私設關卡已經是心照不宣之事，“凡橋樑、道路、關津私擅抽稅，罔利病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明代宦官干預經濟比直接干預朝政的危害更大。直接對經濟進行干預，也導致了各地百姓的不滿，被迫起義的例子自然就比比皆是。雖然明朝也出現過以鄭和為代表的賢宦，但這類為國為民的好宦官終究是鳳毛麟角。

與以上種種相比，宦官對土地錢財的直接侵佔與掠奪顯得微不足道。正因如此，有人說“明朝政權是由宦官斷送的”也不無道理。

宦官干政直接導致朝政更加的腐敗和黑暗，宦官權力增大後，便大肆受賄、賣官鬻爵，可謂是官以財進，政以賄成。從而大大地破壞了封建制度。封建政治和道德也不斷衰減，進一步加深了吏治腐敗、黑暗政治的程度。上層宦官勢力具有強烈的權力慾，往往從自身的利益出發，而不會顧全大局。他們或離間君臣，或排斥異己，或猜忌將帥，或殘害無辜，或勾結外敵。嚴重削弱統治集團內部團結，朝臣離心離德，直接損害了封建國家機構的統治效能。宦官集團作為政治上的新貴和經濟上的暴發戶，往往驕奢蠻橫，貪得無厭，導致民怨沸騰，社會矛盾激化。

從政治上說，宦官干政直接導致了社會矛盾的日益加劇，並致使明朝逐步走向衰亡。東廠和西廠作為特務機關，直接受命於皇帝，普天之下，除了皇帝一人，其他人都處於偵查範圍之中。而皇帝不理朝政，這些機構的實際管理者就成為擁有實權的宦官。百姓一旦對朝政稍有不滿，進行評論，便會招來大禍，甚至慘遭迫害。魏忠賢專權時期“民間偶語，或觸怒忠賢，輒被擒戮，甚至剝皮，刮舌，所殺不可勝數，道路以目”。[12]這種高壓政策弄得人人自危，嚴重擾亂了正常社會秩序。宦官專權，還使得明朝封建專制主義對人民的壓迫進一步加深，導致封建統治集團與人民之間的矛盾加劇;同時也激化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閹黨和東林黨之爭嚴重地削弱了明朝的統治力量，為明朝的滅亡埋下了種子。明朝宦官經常代表皇帝處理相關政治事務，其中的傳旨，批朱和直接負責特務機關是影響力最大的職權，掌握這些職權的宦官能夠隨意任命官員。他們對賢良大臣進行迫害，對朝政進行控制，甚至會挾天子以令諸侯。這些宦官排除異己，形成自己的勢力，以鞏固自身地位。明朝有許多大臣因不願與宦官合作，而遭到宦官誣陷，並被罷官而被迫害的事件。例如“天順初年，宦官曹吉祥誣陷李賢和徐有貞，直接導致兩位大臣入獄”。正德年間，謝遷及劉健二人向皇帝上奏彈劾宦官劉瑾，遭到罷官，這些事件都激化了明朝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13]。

朱明朝宦官幹，實際是皇帝推宦官上前臺，為皇族宗室的利益與朝官鬥。象受藩洛陽的福王，萬曆原為其圈田四萬頃，但原受封河南的藩王不少，把良田基本圈光了，河南的稅米，還不足應供封河南境內藩王祿米的一半。於是群臣奮起而爭，萬曆在背後指揮太監與群臣鬥，最後來過折衷，圈兩萬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