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縣制和分封制之間並不存在“先進”與“落後”的問題。郡縣與分封之爭實際上是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體制之爭，而且這一爭論沒有簡單化的答案。

“七國之亂”與“八王之亂”只是中國歷史上分封制的負面作用的突出表現，而不是分封制的全部。分封制是有正面作用的，它可以彌補中央集權制度的很多弊端。

分封制第一個作用是充實了地方的兵權財權，有利於鞏固國防。宋代與明代中國兩次全境淪陷於外族，其原因就是高度中央集權的制度剝奪了地方的自衛能力。明太祖分封諸王的一個首要目的就是加強邊防，秦王、晉王、燕王、寧王等對於守衛邊疆有很大作用。明朝削藩之後，國防變得虛弱，從明成祖永樂年間開始，明朝國境線就不斷向南退縮，相繼放棄了今內蒙、東北的廣大地區，收縮到長城以南。特別是遼東地區在寧王、遼王等廢除後，更顯脆弱，最終為後金女真崛起開闢了道路。

分封制第二個作用是有利於防止民變。在分封制下，地方動亂總是侷限於一個區域的，不會出現全國性的大亂。正是秦始皇實行全盤郡縣制，導致了中國歷史上首次全國性動亂，即秦末動亂。之後，西漢末年，東漢末年，西晉末年，隋朝末年，唐朝末年，明朝末年都出現大動亂，這在實行分封制的周朝是不可能發生的。在高度中央集權體制下，地方政權極為脆弱，不僅無力抵抗外敵，也無力對付內部的民亂。所以黃巢李自成等可以橫行天下。

分封制第三個作用是對中央政權的一種拱衛。七國之亂其實並不是叛亂，諸王只是試圖維護漢高祖確定的郡國並行制度，盲目削藩的漢景帝才是破壞祖制的。漢景帝漢武帝削除封國的政策並不是高明的決策，正是封國的消亡為王莽篡權亂政創造了條件。如果劉氏諸王尚在，王莽亂政不會發生，天下也不會大亂。

朱元璋即位後，由於自己的情況與漢高帝劉邦近似，故在制定政策時，處處模仿之，如殺功臣、徙富戶、建都城等等，而更為重要的，即是分封諸王，以維持其封建家天下的朱氏政權。

清人趙翼《廿二史札記》載：

清末學者李清在《書靖難之變》中謂：

高皇帝視諸功臣太貴，若人人將為李嗣源、郭威；又視諸皇子太賢，若人人能為季札、子臧。惟疑功臣太貴，故掃除鮮遺類；惟信諸子太賢，故封植多逾分。鮮遺類則根本弱，多逾分則枝葉強。此所以一傳而有燕藩之禍也。

《明太祖實錄》洪武元年正月，記朱元璋即位不久後，即與太子談話。詢問太子最近近與儒臣講說經史的內容。太子說：“昨講漢書七國叛漢事。”朱元璋遂問太子：“曲直何在？”對曰：“曲在七國。”朱元璋認為這是講官一偏之說，其實是漢景帝作太子時所設圈套，殺吳王世子以激其怨。及為帝又聽晁錯之說，輕意黜削諸侯土地，七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為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為國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為諸子者知夾輔王室，以盡君臣之義。

從這段對話，即可證明，朱元璋未分封諸子之前，對漢、晉王國叛亂之事是有所警覺的。而其所以仍然堅持非推行分封制不可，是與他唯我獨尊的任性性格相關。朱元璋對朱姓天下這個“朱”字較之其他帝王是看得更重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