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三國演義》在整體的脈絡演進和大的歷史事件上，都是尊重歷史的，我覺得應該是八分史實和二分的虛構，虛構的內容大多事為了表現人物的性格和人物間的關係，使人物的性格更豐滿，更為人喜愛或者痛恨，厭惡。就好比史記陳勝起義是史實，但是“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就有人抬槓說：司馬遷怎麼聽見的一個意思。

潛龍詩事件是這樣的，高貴鄉公曹髦執政的時候，全國各地的縣內不時的傳出在水井內見到青龍或者黃龍的訊息，大臣們都以為是祥兆，而高貴鄉公卻不這麼認為。

《三國志》引《漢晉春秋》：是時龍仍見，鹹以為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仍做《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文王見而惡之。

曹髦以屈龍自比，不滿司馬昭之意顯露無疑。

《三國志》引《漢晉春秋》曰：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招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

曹髦潛龍詩心跡已露，司馬昭已有防備，之後就是曹髦討伐司馬昭，賈充呼賬下督成濟謂曰：“司馬家事若敗，汝等豈復有種乎？何不出擊！”結果就是濟兄弟因前刺帝，帝倒車下。

再說說玉帶詔。漢獻帝認為曹操早晚必加害於他，想讓國舅董承想法救他，又怕被左右曹操的心腹所知，乃以血寫詔縫於玉帶內，以帶賜董承，把旨意秘密傳送出去。

《後漢書-孝獻帝紀第九》五年春正月，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越騎校尉種輯受密詔誅曹操，事洩。壬午，曹操殺董承等，夷三族。《三國志-蜀書-先主備》“先主未出時，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辭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結果是：“未發，事覺，承等皆伏誅。”

結論是：玉帶詔事件》和《潛龍詩事件》是歷史真實事件。而《三國演義》的細節描寫，當時屬於創作。

兩件事均有史書記載，直接貼圖給你：

一、玉帶詔事件（三國志 -蜀書-先帝備）

漢獻帝岳父車騎將軍董承，向劉備傳詔衣帶詔，命殺曹操。劉備遂與董承，種輯，吳子蘭，王子服等共謀，結果被曹操發現，除劉備外，共謀者均被誅殺。

二、潛龍詩事件（三國志-高貴鄉公）

魏高貴鄉公曹髦，是曹操曾孫，曹丕之孫，在位第四年春正月，有傳寧陵縣界井中有黃龍，大家覺得是祥瑞之兆，但曹髦卻不這麼認為，藉此表達了對司馬氏的不滿，稱龍，代表著君主，但屈居於井中，非嘉兆。並寫了潛龍詩。

此是引起了司馬昭的不滿，次年五月曹髦卒，年僅二十。

不過三國志並未記錄潛龍詩，疑似已失。

據《三國志·蜀志·先主傳》注引《獻帝起居注》，董承密謀反曹時，曾對王子服說：“昔呂不韋之門，鬚子楚而後高，今吾與子由是也。”王子服怕兵少事敗，不敢答應，董承又說：“事訖，得曹公成兵，顧不足邪！”二人遂定計。這就可見，董承等人只是打著忠於漢獻帝的旗號，進行政治投機，以壯大自己的勢力，他們還企圖奪取曹操的軍隊，由自己取而代之。

另據記載，建安四年，董承接到漢獻帝的衣帶詔，與種輯、吳子蘭、王子服、劉備合謀反曹，次年初，事情即敗露，董承等人俱被族滅，僅劉備倖免。建安二十三，耿紀、韋晃、吉本等起兵反曹失敗，亦被殺。以上這些，就是《三國演義》寫衣帶詔事件的題材來源，但在很大程度上被羅貫中融會改編了。

按史書並未指明馬騰是否參與過衣帶詔事件，而《演義》卻把馬騰也列為奉詔討賊的人物之一，大書特書，至於耿紀，吉本等人反曹與董承相隔十九年，兩者毫無關係，《演義》卻由吉本的太醫令身份，設想出投毒殺曹的故事，併為之改名為吉平。衣帶詔事件只是董承集團和曹操爭權奪力的一場內訌，並不存在忠奸之爭。

目前所見的《潛龍詩》的文字出自通行本《三國演義》第一百十四回《曹髦驅車死南闕 姜維棄糧勝魏兵》（蔡東藩《後漢演義》亦加引用），而《三國志·魏書·高貴鄉公傳》注引的《漢晉春秋》也只記此事、未收此詩。如此，潛龍詩當已失傳。全詩如下：

傷哉龍受困，不能越深淵。上不飛天漢，下不見於田。

蟠居於井底，鰍鱔舞其前。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同然！

曹髦在位期間多次有“龍”現身於各地。龍多次現身，眾人都認為吉祥。但曹髦卻說：“龍，象徵著人主的德行。在上不出現於天空，在下不出現於田野，卻一再屈居於井下，不是好兆頭。”於是創作了“潛龍之詩”來自諷。

身為曹氏宗室的曹髦被立為新君，但曹髦對司馬氏兄弟的專橫跋扈十分不滿，於公元260年召見王經等人，對他們說“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率領宮人討伐司馬昭；然而此次行動卻失敗了，曹髦被弒，年僅20歲。

《三國演義》是在真正歷史框架的基礎上加以藝術化表現，突出人物性格和故事性。《玉帶詔事件》和《潛龍詩事件》並非空穴來風，早有流傳，並非羅貫中首議，當不得作者杜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