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是古之大臣諡號中最高的，歷代文臣都把這兩個字當成最高追求。

按《周書，諡法》，文正是諡法中的最高規格，佔盡了人間所有的溢美之詞，堪稱美譽之最。中國古代歷朝都以道德的名義治理國家，所以，給文臣諡文正實際上也是樹立最高的道德楷模。

事實上也是，歷朝歷代被諡為文正的人，幾乎都是人中之龍，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很少有人能超越。比如宋代的范仲淹、元代的耶律楚才、明代的方孝儒。也正因為如此，歷朝歷代諡文正的人很少。明朝享276年國祚，諡文正的大臣只有四個人。

但清朝就有點多了，296年國祚，有八個人獲此殊榮，是中國曆朝歷代中最多的。

文和正這兩個字，哪一個都不容易。

有清一代，大臣死後諡號，第一個字如果是文，則該大臣必須是兩榜進士出身，而且入仕的第一個臺階也必須是編修、修撰或庶吉士，在翰林院裡薰陶過。

清朝新科進士，入翰林院的比例不高，大約在每屆新科進士的25%左右。除了一甲直接授編修或修撰，二甲名次靠前者才有可能授庶吉士，二甲名次靠後的只能被授予六部九卿的京官，三甲則絕無進翰林院的可能，大部分都是外放縣令。

這就是說，該大臣必須是個讀書人，而且還讀得不錯。

浙江巡撫王有齡捐班出身，太平軍圍困杭州，城破時他在署衙大堂上投繯自盡，這本來是應該大力殅表的，但朝廷只是給王有齡諡壯愍，就是因為王有齡的科名只是舉人。左宗棠也是舉人出身，他死後被諡文襄，是因為慈禧太后特賜他“賜同進士出身”。

第二個字則更有講究。如果是正，則必須要出自皇帝，由皇帝親口交代下來，所謂恩出自上，臣下不得擅擬。

這是因為，文正以下的諡都可以找到相對應的品行，只要總結一下該大臣品行的特點，找一個最突出的就能對應。比如，危身奉上為忠，文忠就可以給那些幫助皇帝辦了大事的人。 文治武功曰襄，文襄就可以給武功卓著的人。

但文正不行，不能隨便給。文正的意思是這個人差不多就是個完人了，沒有什麼缺點。而這種評價臣子不能隨便做出，必須由皇帝親自授予。如果遇到皇帝沒意識到需要提醒時，軍機大臣也只能暗示一下，臣下直接提到這兩個字與禮不合，甚至是嚴重的僭越行為，御史知道了是可以參奏的。

清朝大臣死了以後，他的諡號是由軍機處事先擬好，然後交由皇帝定奪。皇帝如果不滿意，可以下去重擬，直到皇帝滿意為止。但文正兩個字大臣不能擅擬，必須是皇帝親口交代下去。

所以，清朝如果想授予某個大臣文正，肯定是皇帝最欽佩的人，當然皇帝都不是很隨便的人，不會隨便亂授文正，哪怕那個人他寵愛的不得了，但畢竟授文正是皇帝的特權。

有清一代的文正，有言過其實的，但沒有什麼遺漏。

因為漢族士子最在意身後評價，所以清朝把諡文正的榮耀專門留給漢大臣，以示籠絡。滿大臣死後最高諡法是文忠，沒有文正。

清朝死後被諡文正的大臣一共有八個，分別是康熙朝湯斌、乾隆朝劉統勳、嘉慶朝朱珪、道光朝曹振鏞、咸豐朝杜受田、同治朝曾國藩、光緒朝李鴻藻、宣統朝孫家鼐。

雍正朝無人諡文正，但出了一個配享太廟的張廷玉。這是比諡文正還要榮寵的規格，過得不能太過了。雍正皇帝雖然勤政第一，但在與臣下的相處上似乎有失分寸，他先是寵出了一個年羹堯，後來又許諾張廷玉入太廟，讓乾隆皇帝好生為難。

清朝入關之前沒有文正，文正諡法的規則是乾隆皇帝晚年建立起來的，所以康雍兩朝皇帝活著的時候沒有人被諡文正。湯斌生前已經有賢名，但康熙皇帝對他多有誤解，所以湯斌的文正是乾隆皇帝追授的。乾隆以後，朝堂上對文正的諡法和名額也沒有明文規定，但達成某種默契，即每個皇帝只授一個文正。與唐宋元明相比，清朝的文正有點濫，有幾分末世名器的意味。

公平地說，這八個人裡面，有四個人實至名歸，授文正當之無愧。他們是湯斌、劉統勳、朱珪、曾國藩。其他四個就受之有愧了。

曹振鏞是四個人中最不該授文正的人，因為曹振鏞人如其名，是個庸碌而無行的人。他長期擔任首席軍機大臣，為政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以庸碌無為為榮，道光朝的朝政其實是敗壞在他之手。

曹振鏞是曹操的後人，他歷經乾隆、嘉慶、道光三朝，號稱清官第一，當官五十多年一兩銀子也沒貪過。甚至，一輩子為官一件錯事也沒辦過，一次處分也沒有。朝堂上有這樣的人當首輔，實際上還不如和珅。

他做官的訣竅是“多磕頭少說話”。他從來不穿新衣服，上朝時身上官服滿是補丁。他和道光皇帝二人是一對活寶，君臣一起勤儉節約。在他倆的倡導下，連宮裡昇平署演戲的服裝都是補丁摞補丁，每次宮裡唱戲，臺上一大群叫花子咿咿呀呀打架，弄得下面看戲的群臣都掙不開眼，實在不好意思看。

作為道光朝的首輔，曹振鏞帶壞了朝堂的風氣。道光一朝，重形式，重表面，吹毛求疵，浮誇風盛行。但道光皇帝很受用，曹振鏞死了他很傷心，認為是折損了肱骨之臣，毫不猶豫地給了曹振鏞一個文正。

杜受田也不應該被諡文正。

杜受田一生中只當得“清貴”二字，此外就沒什麼可說的了。《清史稿，杜受田傳》裡羅列了他的許多事蹟，什麼孝順父親，愛民如子，救災時不顧個人安危染了時疫什麼的，看的讓人無語。杜受田當官到一品大員，正國級幹部，身居廟堂，不以天下為己任，卻一味愛惜羽毛，私德以外乏善可陳，實在有些蠅營狗苟。他實際上沒有任何政績，他的那些所謂“事蹟”，與清朝任何一個督撫相比，都不值一提。

杜受田工於心計，與同朝為官的“肅門六子”之一的陳孚恩齊名，是那種能夠死棋肚裡出仙著的人。道光皇帝立儲時，在四皇子奕詝和六皇子奕訢之間舉棋不定，於是就打算在南苑狩獵，考察一下兩個兒子誰更優秀。

兩個人實際上是各有千秋的。奕詝好靜，善體察人心，成熟，且文采斐然。奕訢好動，文武雙全，尤其善騎射，但年輕氣盛。兩人都去請教自己的師傅，杜受田暗中囑咐一番。

奕訢的師傅是卓秉恬。卓秉恬是個開闊而豁達的人，堂堂正正，有君子之風。他是有清一代四川人在朝堂上最大的官，一品大員，歷任三朝，從朝堂幹到封疆，又從封疆幹到朝堂，是個全才。他死後被諡文端，可見他平時的為人。他給奕訢的建議是盡情發揮即可。

於是圍獵那一天奕訢滿載而歸，奕詝卻不發一箭。道光皇帝問奕詝，為什麼毫無收穫？奕詝回答，“時方春和，鳥獸孳育，不忍傷生以幹天和。”道光皇帝擊節贊到，“此真帝者言!”道光皇帝昏庸，是個特別好糊弄的人。於是奕詝就成了下一任皇帝。

所以，杜受田死了以後，咸豐皇帝奕詝就給了他一個文正的諡號，咸豐皇帝這是公器私用，拿國家名器做個人酬庸，所以當時的大臣普遍不服，只是敢怒不敢言而已。咸豐還愛屋及烏，破格提拔他的兒子杜翰，讓他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併成為顧命八大臣之一。

晚清的李鴻藻和孫家鼐則是沾了清流的光。

李鴻藻是同治皇帝兒時的啟蒙老師，他為人很好，性格平和，教書時循循善誘，在翁同龢入值南書房之前是小皇帝最得力的老師。他人緣也很好，謙恭而正直，在當時的士子中有很高的威望，是晚清最早期的清流領袖。

那個時候，清流遠遠不成氣候。理學家雖以帝師倭仁馬首是瞻，但不報團，政壇上毫無反手之力，一擊即潰。最典型的是同文館之爭，年紀輕輕的恭親王奕訢把八旗耆老文華殿大學士倭仁逼得走投無路，只得自殘裝病告老還鄉。

是李鴻藻登高一呼，把張之洞、吳大澂、張佩倫、陳寶箴這些年輕的言官團結在一起。毫不誇張地說，李鴻藻是晚清清流的始作俑者。

尤為難得的是，李鴻藻為人沒有稜角，但行事又有原則，政治傾向絕不保守，是恭親王奕訢的支持者。

言官和清流有個毛病，就是誇誇其談，絲毫不體恤當政者的難處。遇到國家大事，一味逞口舌之厲，建言沒有建設性。

但李鴻藻的政治主張與奕訢很接近，他利用自己在清流中的影響力，幫助奕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設立同文館、修築鐵路和電報、支援湘淮武裝、興辦洋務方面都是奕訢的得力助手。

可以說，李鴻藻個人的仕途生涯就是晚清清流的歷史。

李鴻藻死時，恭親王奕訢已經失勢，第二次被慈禧罷黜，頂替恭奕訢位置的是醇親王奕譞。奕譞這個人志大才疏，他一直想能像他哥哥奕訢那樣總攬朝局，大權在握，但他沒有奕訢那樣的格局和才具，所以淪為慈禧的槍手而不自知。

那之前清流風頭鼎盛，有點飄飄然，朝中不論什麼大小事他們都要評頭品足，誇誇其談，且漸有尾大不掉之勢，讓當政者煩惱之餘生出警惕之心，於是慈禧決定打擊清流。

所以，醇親王奕譞上臺的一大目標是收拾清流。在軍機大臣孫寶琦的具體操刀下，張佩倫、盛煜、寶廷、鄧承修等清流乾將紛紛中槍倒下，有識之士很快意識到，清流已成強弩之末，不大可能有大作為了。這不是好事，清流噤若寒蟬，非國家之福。所以，朝堂上從微末小官到大佬，都對慈禧有微詞。

所以，慈禧諡李鴻藻文正，是為了安撫清流，平息朝堂上對她的不滿。

孫家鼐是咸豐九年乙未科狀元，比翁同龢翁狀元早一科。不過他和翁同龢不睦，兩人雖同為南書房師傅，但互相看不慣，雖同為清流中人，但兩人的為人和政治主張卻大相徑庭。

孫家鼐與翁同龢兩家是世仇。

翁同龢的哥哥翁同書在咸豐八年任安徽巡撫，駐地就是孫家鼐的故鄉壽州。當時太平軍陳玉成領兵來犯，守城的就是孫家鼐的弟弟孫家泰。

孫家泰是壽州團練的首領，當時他與另一個團練首領苗佩霖有隙，而苗佩霖是個反覆無常的小人，他利用翁同書不諳世事又清高的特點，把他玩弄於鼓掌之上。他藉故讓翁同龢殺了孫家泰，讓清軍自毀長城，然後他投靠陳玉成大破壽州城，事後又全身而退，叛逃至太平軍那裡。

這是咸豐年間有名的公案，當時前線將領從曾國藩以下，袁甲三、吳棠、李續宜等皆曰翁同書該殺，但由於他父親翁心存是咸豐皇帝的老師而只是流放了事。

由此孫翁兩家結仇。孫家在壽州也是大家巨族，但畢竟不如常熟翁家。翁家父子不光聖眷優隆，還是兩代帝師，叔侄狀元，孫家就是撕破臉也弄不過他們。只不過孫家鼐是個謙謙君子，雖與翁同龢同朝為官，但以天下為己任，私仇不足為道。

反倒是翁同龢小肚雞腸，處處找孫家鼐的麻煩，好在孫家鼐修養好，不和翁同龢一般見識。直到戊戌年慈禧重新訓政，翁同龢被恭親王奕訢臨死前的一句“聚九州之鐵不能鑄此大錯”而攆回老家，孫家鼐才開始揚眉吐氣。

他與張之洞關係很好，是清流同道。張之洞從言官當到封疆，又從封疆回到廟堂，孫家鼐一直都是他的堅定後盾。張之洞是同治二年癸亥科探花，兩人同是鼎甲出身，惺惺相惜。

1909年8月21日，張之洞病重，攝政王載灃代表皇帝視疾，一句話沒說好，把張之洞給氣死了。

攝政王載灃平時就很看不上張之洞，他那個時候很反感同光中興時對漢人的重用，一心想把大權從漢人手裡奪回來，所以，對於張之洞他不覺得有什麼尊敬的必要。而且，在他看來，張之洞老邁而迂腐，除了書生意氣之外沒有什麼可取之處。

但重臣就是重臣。張之洞這個級別的人，在載灃的小朝廷裡堪稱國之柱石。

庚子亂後清廷的外重內輕之勢已達登峰造極，北方一個袁世凱，南方一個劉坤一，比皇帝也差不了多少，而張之洞是唯一一個能鎮得住他們的樞臣，居然被載灃所輕賤。一代名臣，三朝元老，一生受慈禧的敬重和寵愛，到老了竟然折辱在載灃這種不諳世事的黃口小兒手裡，張之洞的鬱悶和憤懣朝野盡知，幾乎所有的漢大臣都同情他。

偏偏臨終時還被載灃的一句話氣死了，所以朝野的唾沫星子差不多要淹死載灃了。

張之洞死時的諡號也是被朝野議論最多的。載灃不覺得要給張之洞一個高的諡，無奈朝野輿論壓力太大，就草草擬了一個文襄給張之洞。

坦率地說，文襄是個不錯的諡，在所有文臣諡號中排名第三，僅次於文忠，左宗棠就是文襄。但給張之洞不合適，因為襄字最基本的解釋是“甲冑有勞”，張之洞一生中辦洋務、興實業、倡教育，尤其是學問過人，慈禧太后用人有方，她一直把張之洞當成智囊，當作清流的象徵，是媒體和秘書類人才，用張之洞去號召和約束天下讀書人。張之洞當總督，雖帶兵多年，世人稱之為“香帥”，卻沒打過仗，一天戰場也沒有去過，所以滿朝的漢大臣都在想，攝政王莫非在開張香濤的玩笑?載灃的這個做法雖然大節上沒有什麼不妥，但顯得朝廷漫不經心，給張之洞這樣的重臣辦理身後事，過於潦草了。

但給了就是給了，皇帝不能說了不算。

恰在朝野物議沸騰時，孫家鼐去世了，這是一個有分量的人。他是張之洞的密友，又是清流領袖，儘管那個時候清流早就蕩然無存了。載灃覺得應該抓住機會彌補一下因為張之洞而得罪的漢大臣，反正諡號只是一個虛名，惠而不費，就給了孫家鼐一個文正。

所以，孫家鼐這個文正有張之洞一半功勞。張之洞泉下有知，也該瞑目了。

文正是古之大臣諡號中最高的，歷代文臣都把這兩個字當成最高追求。

按《周書，諡法》，文正是諡法中的最高規格，佔盡了人間所有的溢美之詞，堪稱美譽之最。中國古代歷朝都以道德的名義治理國家，所以，給文臣諡文正實際上也是樹立最高的道德楷模。

事實上也是，歷朝歷代被諡為文正的人，幾乎都是人中之龍，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很少有人能超越。比如宋代的范仲淹、元代的耶律楚才、明代的方孝儒。也正因為如此，歷朝歷代諡文正的人很少。明朝享276年國祚，諡文正的大臣只有四個人。

但清朝就有點多了，296年國祚，有八個人獲此殊榮，是中國曆朝歷代中最多的。

文和正這兩個字，哪一個都不容易。

有清一代，大臣死後諡號，第一個字如果是文，則該大臣必須是兩榜進士出身，而且入仕的第一個臺階也必須是編修、修撰或庶吉士，在翰林院裡薰陶過。

清朝新科進士，入翰林院的比例不高，大約在每屆新科進士的25%左右。除了一甲直接授編修或修撰，二甲名次靠前者才有可能授庶吉士，二甲名次靠後的只能被授予六部九卿的京官，三甲則絕無進翰林院的可能，大部分都是外放縣令。

這就是說，該大臣必須是個讀書人，而且還讀得不錯。

浙江巡撫王有齡捐班出身，太平軍圍困杭州，城破時他在署衙大堂上投繯自盡，這本來是應該大力殅表的，但朝廷只是給王有齡諡壯愍，就是因為王有齡的科名只是舉人。左宗棠也是舉人出身，他死後被諡文襄，是因為慈禧太后特賜他“賜同進士出身”。

第二個字則更有講究。如果是正，則必須要出自皇帝，由皇帝親口交代下來，所謂恩出自上，臣下不得擅擬。

這是因為，文正以下的諡都可以找到相對應的品行，只要總結一下該大臣品行的特點，找一個最突出的就能對應。比如，危身奉上為忠，文忠就可以給那些幫助皇帝辦了大事的人。 文治武功曰襄，文襄就可以給武功卓著的人。

但文正不行，不能隨便給。文正的意思是這個人差不多就是個完人了，沒有什麼缺點。而這種評價臣子不能隨便做出，必須由皇帝親自授予。如果遇到皇帝沒意識到需要提醒時，軍機大臣也只能暗示一下，臣下直接提到這兩個字與禮不合，甚至是嚴重的僭越行為，御史知道了是可以參奏的。

清朝大臣死了以後，他的諡號是由軍機處事先擬好，然後交由皇帝定奪。皇帝如果不滿意，可以下去重擬，直到皇帝滿意為止。但文正兩個字大臣不能擅擬，必須是皇帝親口交代下去。

所以，清朝如果想授予某個大臣文正，肯定是皇帝最欽佩的人，當然皇帝都不是很隨便的人，不會隨便亂授文正，哪怕那個人他寵愛的不得了，但畢竟授文正是皇帝的特權。

有清一代的文正，有言過其實的，但沒有什麼遺漏。

因為漢族士子最在意身後評價，所以清朝把諡文正的榮耀專門留給漢大臣，以示籠絡。滿大臣死後最高諡法是文忠，沒有文正。

清朝死後被諡文正的大臣一共有八個，分別是康熙朝湯斌、乾隆朝劉統勳、嘉慶朝朱珪、道光朝曹振鏞、咸豐朝杜受田、同治朝曾國藩、光緒朝李鴻藻、宣統朝孫家鼐。

雍正朝無人諡文正，但出了一個配享太廟的張廷玉。這是比諡文正還要榮寵的規格，過得不能太過了。雍正皇帝雖然勤政第一，但在與臣下的相處上似乎有失分寸，他先是寵出了一個年羹堯，後來又許諾張廷玉入太廟，讓乾隆皇帝好生為難。

清朝入關之前沒有文正，文正諡法的規則是乾隆皇帝晚年建立起來的，所以康雍兩朝皇帝活著的時候沒有人被諡文正。湯斌生前已經有賢名，但康熙皇帝對他多有誤解，所以湯斌的文正是乾隆皇帝追授的。乾隆以後，朝堂上對文正的諡法和名額也沒有明文規定，但達成某種默契，即每個皇帝只授一個文正。與唐宋元明相比，清朝的文正有點濫，有幾分末世名器的意味。

公平地說，這八個人裡面，有四個人實至名歸，授文正當之無愧。他們是湯斌、劉統勳、朱珪、曾國藩。其他四個就受之有愧了。

曹振鏞是四個人中最不該授文正的人，因為曹振鏞人如其名，是個庸碌而無行的人。他長期擔任首席軍機大臣，為政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以庸碌無為為榮，道光朝的朝政其實是敗壞在他之手。

曹振鏞是曹操的後人，他歷經乾隆、嘉慶、道光三朝，號稱清官第一，當官五十多年一兩銀子也沒貪過。甚至，一輩子為官一件錯事也沒辦過，一次處分也沒有。朝堂上有這樣的人當首輔，實際上還不如和珅。

他做官的訣竅是“多磕頭少說話”。他從來不穿新衣服，上朝時身上官服滿是補丁。他和道光皇帝二人是一對活寶，君臣一起勤儉節約。在他倆的倡導下，連宮裡昇平署演戲的服裝都是補丁摞補丁，每次宮裡唱戲，臺上一大群叫花子咿咿呀呀打架，弄得下面看戲的群臣都掙不開眼，實在不好意思看。

作為道光朝的首輔，曹振鏞帶壞了朝堂的風氣。道光一朝，重形式，重表面，吹毛求疵，浮誇風盛行。但道光皇帝很受用，曹振鏞死了他很傷心，認為是折損了肱骨之臣，毫不猶豫地給了曹振鏞一個文正。

杜受田也不應該被諡文正。

杜受田一生中只當得“清貴”二字，此外就沒什麼可說的了。《清史稿，杜受田傳》裡羅列了他的許多事蹟，什麼孝順父親，愛民如子，救災時不顧個人安危染了時疫什麼的，看的讓人無語。杜受田當官到一品大員，正國級幹部，身居廟堂，不以天下為己任，卻一味愛惜羽毛，私德以外乏善可陳，實在有些蠅營狗苟。他實際上沒有任何政績，他的那些所謂“事蹟”，與清朝任何一個督撫相比，都不值一提。

杜受田工於心計，與同朝為官的“肅門六子”之一的陳孚恩齊名，是那種能夠死棋肚裡出仙著的人。道光皇帝立儲時，在四皇子奕詝和六皇子奕訢之間舉棋不定，於是就打算在南苑狩獵，考察一下兩個兒子誰更優秀。

兩個人實際上是各有千秋的。奕詝好靜，善體察人心，成熟，且文采斐然。奕訢好動，文武雙全，尤其善騎射，但年輕氣盛。兩人都去請教自己的師傅，杜受田暗中囑咐一番。

奕訢的師傅是卓秉恬。卓秉恬是個開闊而豁達的人，堂堂正正，有君子之風。他是有清一代四川人在朝堂上最大的官，一品大員，歷任三朝，從朝堂幹到封疆，又從封疆幹到朝堂，是個全才。他死後被諡文端，可見他平時的為人。他給奕訢的建議是盡情發揮即可。

於是圍獵那一天奕訢滿載而歸，奕詝卻不發一箭。道光皇帝問奕詝，為什麼毫無收穫？奕詝回答，“時方春和，鳥獸孳育，不忍傷生以幹天和。”道光皇帝擊節贊到，“此真帝者言!”道光皇帝昏庸，是個特別好糊弄的人。於是奕詝就成了下一任皇帝。

所以，杜受田死了以後，咸豐皇帝奕詝就給了他一個文正的諡號，咸豐皇帝這是公器私用，拿國家名器做個人酬庸，所以當時的大臣普遍不服，只是敢怒不敢言而已。咸豐還愛屋及烏，破格提拔他的兒子杜翰，讓他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併成為顧命八大臣之一。

晚清的李鴻藻和孫家鼐則是沾了清流的光。

李鴻藻是同治皇帝兒時的啟蒙老師，他為人很好，性格平和，教書時循循善誘，在翁同龢入值南書房之前是小皇帝最得力的老師。他人緣也很好，謙恭而正直，在當時的士子中有很高的威望，是晚清最早期的清流領袖。

那個時候，清流遠遠不成氣候。理學家雖以帝師倭仁馬首是瞻，但不報團，政壇上毫無反手之力，一擊即潰。最典型的是同文館之爭，年紀輕輕的恭親王奕訢把八旗耆老文華殿大學士倭仁逼得走投無路，只得自殘裝病告老還鄉。

是李鴻藻登高一呼，把張之洞、吳大澂、張佩倫、陳寶箴這些年輕的言官團結在一起。毫不誇張地說，李鴻藻是晚清清流的始作俑者。

尤為難得的是，李鴻藻為人沒有稜角，但行事又有原則，政治傾向絕不保守，是恭親王奕訢的支持者。

言官和清流有個毛病，就是誇誇其談，絲毫不體恤當政者的難處。遇到國家大事，一味逞口舌之厲，建言沒有建設性。

但李鴻藻的政治主張與奕訢很接近，他利用自己在清流中的影響力，幫助奕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設立同文館、修築鐵路和電報、支援湘淮武裝、興辦洋務方面都是奕訢的得力助手。

可以說，李鴻藻個人的仕途生涯就是晚清清流的歷史。

李鴻藻死時，恭親王奕訢已經失勢，第二次被慈禧罷黜，頂替恭奕訢位置的是醇親王奕譞。奕譞這個人志大才疏，他一直想能像他哥哥奕訢那樣總攬朝局，大權在握，但他沒有奕訢那樣的格局和才具，所以淪為慈禧的槍手而不自知。

那之前清流風頭鼎盛，有點飄飄然，朝中不論什麼大小事他們都要評頭品足，誇誇其談，且漸有尾大不掉之勢，讓當政者煩惱之餘生出警惕之心，於是慈禧決定打擊清流。

所以，醇親王奕譞上臺的一大目標是收拾清流。在軍機大臣孫寶琦的具體操刀下，張佩倫、盛煜、寶廷、鄧承修等清流乾將紛紛中槍倒下，有識之士很快意識到，清流已成強弩之末，不大可能有大作為了。這不是好事，清流噤若寒蟬，非國家之福。所以，朝堂上從微末小官到大佬，都對慈禧有微詞。

所以，慈禧諡李鴻藻文正，是為了安撫清流，平息朝堂上對她的不滿。

孫家鼐是咸豐九年乙未科狀元，比翁同龢翁狀元早一科。不過他和翁同龢不睦，兩人雖同為南書房師傅，但互相看不慣，雖同為清流中人，但兩人的為人和政治主張卻大相徑庭。

孫家鼐與翁同龢兩家是世仇。

翁同龢的哥哥翁同書在咸豐八年任安徽巡撫，駐地就是孫家鼐的故鄉壽州。當時太平軍陳玉成領兵來犯，守城的就是孫家鼐的弟弟孫家泰。

孫家泰是壽州團練的首領，當時他與另一個團練首領苗佩霖有隙，而苗佩霖是個反覆無常的小人，他利用翁同書不諳世事又清高的特點，把他玩弄於鼓掌之上。他藉故讓翁同龢殺了孫家泰，讓清軍自毀長城，然後他投靠陳玉成大破壽州城，事後又全身而退，叛逃至太平軍那裡。

這是咸豐年間有名的公案，當時前線將領從曾國藩以下，袁甲三、吳棠、李續宜等皆曰翁同書該殺，但由於他父親翁心存是咸豐皇帝的老師而只是流放了事。

由此孫翁兩家結仇。孫家在壽州也是大家巨族，但畢竟不如常熟翁家。翁家父子不光聖眷優隆，還是兩代帝師，叔侄狀元，孫家就是撕破臉也弄不過他們。只不過孫家鼐是個謙謙君子，雖與翁同龢同朝為官，但以天下為己任，私仇不足為道。

反倒是翁同龢小肚雞腸，處處找孫家鼐的麻煩，好在孫家鼐修養好，不和翁同龢一般見識。直到戊戌年慈禧重新訓政，翁同龢被恭親王奕訢臨死前的一句“聚九州之鐵不能鑄此大錯”而攆回老家，孫家鼐才開始揚眉吐氣。

他與張之洞關係很好，是清流同道。張之洞從言官當到封疆，又從封疆回到廟堂，孫家鼐一直都是他的堅定後盾。張之洞是同治二年癸亥科探花，兩人同是鼎甲出身，惺惺相惜。

1909年8月21日，張之洞病重，攝政王載灃代表皇帝視疾，一句話沒說好，把張之洞給氣死了。

攝政王載灃平時就很看不上張之洞，他那個時候很反感同光中興時對漢人的重用，一心想把大權從漢人手裡奪回來，所以，對於張之洞他不覺得有什麼尊敬的必要。而且，在他看來，張之洞老邁而迂腐，除了書生意氣之外沒有什麼可取之處。

但重臣就是重臣。張之洞這個級別的人，在載灃的小朝廷裡堪稱國之柱石。

庚子亂後清廷的外重內輕之勢已達登峰造極，北方一個袁世凱，南方一個劉坤一，比皇帝也差不了多少，而張之洞是唯一一個能鎮得住他們的樞臣，居然被載灃所輕賤。一代名臣，三朝元老，一生受慈禧的敬重和寵愛，到老了竟然折辱在載灃這種不諳世事的黃口小兒手裡，張之洞的鬱悶和憤懣朝野盡知，幾乎所有的漢大臣都同情他。

偏偏臨終時還被載灃的一句話氣死了，所以朝野的唾沫星子差不多要淹死載灃了。

張之洞死時的諡號也是被朝野議論最多的。載灃不覺得要給張之洞一個高的諡，無奈朝野輿論壓力太大，就草草擬了一個文襄給張之洞。

坦率地說，文襄是個不錯的諡，在所有文臣諡號中排名第三，僅次於文忠，左宗棠就是文襄。但給張之洞不合適，因為襄字最基本的解釋是“甲冑有勞”，張之洞一生中辦洋務、興實業、倡教育，尤其是學問過人，慈禧太后用人有方，她一直把張之洞當成智囊，當作清流的象徵，是媒體和秘書類人才，用張之洞去號召和約束天下讀書人。張之洞當總督，雖帶兵多年，世人稱之為“香帥”，卻沒打過仗，一天戰場也沒有去過，所以滿朝的漢大臣都在想，攝政王莫非在開張香濤的玩笑?載灃的這個做法雖然大節上沒有什麼不妥，但顯得朝廷漫不經心，給張之洞這樣的重臣辦理身後事，過於潦草了。

但給了就是給了，皇帝不能說了不算。

恰在朝野物議沸騰時，孫家鼐去世了，這是一個有分量的人。他是張之洞的密友，又是清流領袖，儘管那個時候清流早就蕩然無存了。載灃覺得應該抓住機會彌補一下因為張之洞而得罪的漢大臣，反正諡號只是一個虛名，惠而不費，就給了孫家鼐一個文正。

所以，孫家鼐這個文正有張之洞一半功勞。張之洞泉下有知，也該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