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樂派在19世紀中葉以後活躍於歐洲樂壇，是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文化運動密切聯絡的一批音樂家。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政治上是激進的愛國主義者，同情或參加本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在藝術上又都主張創造出具有鮮明民族特性的新音樂，與曾經高度發展但已日趨保守的德國、奧地利傳統樂風相對抗。民族樂派的音樂家總是樂於採用本國優秀的民間歌調作為音樂素材，去表現那些具有愛國主義的英雄的主題，藉以激發本華人民參加到反抗異族統治和本國封建統治的革命鬥爭中去。民主性、人民性、民族性，始終是他們藝術活動的鮮明標誌。優秀的民歌是植根於人民生活中的藝術之花，它浸透了人民群眾淳樸、真誠的感情和獨特、高尚的審美趣味。民歌在長時期的口頭流傳中，經過了無數民間音樂家的反覆雕琢，藝術上也往往是盡善盡美的。民族樂派的音樂家們藉助於這樣的材料，來構築新的音樂大廈，這就給他們的作品增添了活力，使他們從“傳統藝術”、“正統音樂”的行列中，脫穎而出，顯得生氣勃勃，光彩照人，最終在音樂創作、表演及理論等廣闊的領域中，造就了一場不可遏制的音樂革命。談到民族樂派，人們首先提到俄國的古典音樂奠基者格林卡及其後的“強力集團”——包括餓羅斯音樂家巴拉基列夫、鮑羅丁、穆索爾斯基、居伊及裡姆斯基一柯薩科夫，他們又稱為“五人團”。他們的創作使俄國音樂與歐洲各國的音樂相媲美。此外，捷克的斯美塔那和德沃夏克，匈牙利的艾凱爾，波蘭的莫紐什科，西班牙的阿爾貝尼斯，格拉那多斯與法拉，挪威的格里格，羅馬尼亞的波隆貝斯庫等人，他們的音樂創作都是根植於本民族的民間音樂土壤上的，因而獲得了豐碩的成果。民族樂派的音樂家們把傳統音樂的成果同本民族固有的音樂語言和題材結合起來，無論在歌劇中、在器樂作品中，還是在小型聲樂作品中，都鮮明地體現了自己民族的特性。從19世紀中期開始，歐洲各國音樂家開展了廣泛的民歌收集活動，如波蘭的奧斯卡爾·奇魯貝爾庫，用15年時間收集了2萬5千首民歌。民族樂派的作曲家創作的作品，不僅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而且往往同民族的解放鬥爭聯絡在一起。因此，在東歐國家及其他國家，一部作品的創作或演出本身往往就是一場民族革命運動的鬥爭，它是以全民族的規模開展起來的。民族樂派的作曲家，與中、後期的浪漫樂派處在同一個時期。從民族樂派總的風格來看，它是隸屬於浪漫樂派的。只是由於民族樂派更加突出和強化本民族音樂的特點，而被劃分出來單獨稱之為民族樂派。

民族樂派在19世紀中葉以後活躍於歐洲樂壇，是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文化運動密切聯絡的一批音樂家。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政治上是激進的愛國主義者，同情或參加本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在藝術上又都主張創造出具有鮮明民族特性的新音樂，與曾經高度發展但已日趨保守的德國、奧地利傳統樂風相對抗。民族樂派的音樂家總是樂於採用本國優秀的民間歌調作為音樂素材，去表現那些具有愛國主義的英雄的主題，藉以激發本華人民參加到反抗異族統治和本國封建統治的革命鬥爭中去。民主性、人民性、民族性，始終是他們藝術活動的鮮明標誌。優秀的民歌是植根於人民生活中的藝術之花，它浸透了人民群眾淳樸、真誠的感情和獨特、高尚的審美趣味。民歌在長時期的口頭流傳中，經過了無數民間音樂家的反覆雕琢，藝術上也往往是盡善盡美的。民族樂派的音樂家們藉助於這樣的材料，來構築新的音樂大廈，這就給他們的作品增添了活力，使他們從“傳統藝術”、“正統音樂”的行列中，脫穎而出，顯得生氣勃勃，光彩照人，最終在音樂創作、表演及理論等廣闊的領域中，造就了一場不可遏制的音樂革命。談到民族樂派，人們首先提到俄國的古典音樂奠基者格林卡及其後的“強力集團”——包括餓羅斯音樂家巴拉基列夫、鮑羅丁、穆索爾斯基、居伊及裡姆斯基一柯薩科夫，他們又稱為“五人團”。他們的創作使俄國音樂與歐洲各國的音樂相媲美。此外，捷克的斯美塔那和德沃夏克，匈牙利的艾凱爾，波蘭的莫紐什科，西班牙的阿爾貝尼斯，格拉那多斯與法拉，挪威的格里格，羅馬尼亞的波隆貝斯庫等人，他們的音樂創作都是根植於本民族的民間音樂土壤上的，因而獲得了豐碩的成果。民族樂派的音樂家們把傳統音樂的成果同本民族固有的音樂語言和題材結合起來，無論在歌劇中、在器樂作品中，還是在小型聲樂作品中，都鮮明地體現了自己民族的特性。從19世紀中期開始，歐洲各國音樂家開展了廣泛的民歌收集活動，如波蘭的奧斯卡爾·奇魯貝爾庫，用15年時間收集了2萬5千首民歌。民族樂派的作曲家創作的作品，不僅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而且往往同民族的解放鬥爭聯絡在一起。因此，在東歐國家及其他國家，一部作品的創作或演出本身往往就是一場民族革命運動的鬥爭，它是以全民族的規模開展起來的。民族樂派的作曲家，與中、後期的浪漫樂派處在同一個時期。從民族樂派總的風格來看，它是隸屬於浪漫樂派的。只是由於民族樂派更加突出和強化本民族音樂的特點，而被劃分出來單獨稱之為民族樂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