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斯大林都認為坦克不能集中使用，而朱可夫的指揮理念和斯大林的觀念相反，朱可夫能活到斯大林重用他，就算是他命大了。

回溯朱可夫早期的軍事生涯，他應該說是地地道道的騎兵出身：十月革命之初加入莫斯科騎兵第一師第四團，後又升為騎兵連連長、團長；再後來更是進入列寧格勒高等騎兵學校深造，結業當天，朱可夫選擇騎馬返回部隊，歷時七天七夜、總行程近千公里。所以說，將朱可夫稱之為“馬背上的元帥”一點也不為過。

所以說，傳統騎兵出身的朱可夫能夠順應戰爭特點認識到裝甲部隊的優勢和必要並諫言大規模發展，實屬難能可貴。不過這裡不得不說的是：即便朱可夫的軍事眼光確有前瞻性，但彼時蘇聯在這一領域仍面臨著諸多現實困境。

蘇聯對於裝甲部隊的發展意識起源於上世紀二十年代初，但其當時並未被定性為戰場上的主力：而是在對敵人形成火力壓制後予以輔助推進；這一作戰概念出自圖哈切夫斯基等人提出的“大縱深戰役”軍事理論。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紀二十年代的蘇聯雖未將裝甲部隊置於戰爭核心的高度，但卻在這一時期建立了一大批裝甲裝置的生產工廠。更重要的是此時的蘇德還曾就裝甲化問題進行過深入的理論交流；所以說，在整個二十年代，蘇聯在裝甲化領域的最大突破在於形成了較為超前的理論基礎。

進入上世紀三十年代後，蘇軍透過仿製先後大規模生產並裝備了以T-26為代表的輕型主戰坦克。到了1934年的時候，蘇軍裝備的坦克總數一度超過英法總和；僅就規模而言，當時的蘇聯裝甲部隊已然成為“巨頭”。（二戰前蘇制坦克的技術性能其實也不差）

但是，隨著歐洲其他國家裝甲化程序的快速推進，蘇聯以輕坦為主的裝甲部隊的問題也逐漸浮出了水面：數量雖多，但卻極缺中型和重型坦克，而且蘇聯的輕坦在火力、機動、通訊以及防護上都存在技術短板。

更加糟糕的是，就在德國發動二戰的當年底（1939年），蘇聯最高軍事委員會做出重大決定：把坦克軍改編為預備隊坦克旅和獨立摩托化師，而且裝甲部隊的編制規模不能大於旅級，而且其作用主要是為步兵提供戰場支援。

綜上所述，蘇聯前期之所以沒有大規模發展裝甲部隊的原因主要是受“大縱深戰役”軍事理論的影響，且考慮到建國伊始百廢待興，工業生產無法滿足需求；而在三十年代末期，蘇軍最高軍事委員會的改編命令無疑是限制蘇聯裝甲化建設步伐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