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書案是晚明歷史中的懸案，萬曆二十六年和三十一年分別發生過一次。第一次妖書案由於萬曆皇帝故意輕描淡寫地處理，並未引起政壇的震動；而第二次妖書案牽連甚廣，一度引起了晚明朝局的混亂。

萬曆皇帝

追溯妖書案發生的原因，一般將其歸咎於“國土之爭”。萬曆皇帝的長子朱常洛的生母原本是一名宮女，因皇帝一時寵幸被封為恭妃，後誕下了皇長子。而被受萬曆皇帝寵愛的鄭妃隨後也生了一位皇子朱常洵。由於萬曆皇帝的皇后無子，因此在立儲一事上，按照祖訓，應立長子朱常洛為太子。但萬曆皇帝在鄭妃的慫恿下，一度想立朱常洵為太子。大學士申時行等人唯恐皇帝破壞祖訓，便上疏請冊立東宮。萬曆皇帝一拖再拖，但遭到了大臣們的極力反對。因為當時太子又稱之為“國本”，故又被稱之為“國本之爭”。

明光宗朱常洛

第一次妖書案，是由於山西按察使呂坤所著《閨範圖說》被鄭妃重新編修而引起的。呂坤上《天下安危疏》（即《憂危疏》），吏科給事中戴士衡藉此上疏彈劾呂坤，說他先寫了一本《閨範圖說》，然後又上《安危疏》，是有禍心，是迎合鄭妃想要易儲。此書被認為是妖書。

第二次妖書案是由於內閣大學士沈一貫上奏請冊太子，萬曆皇帝最終冊立皇長子常洛為太子，朱常洵被封為福王。萬曆三十一年，內閣大學士朱賡在家門口發現了一份題為《續憂危竑議》的揭帖，指責鄭貴妃意圖廢太子，冊立自己的兒子為太子。此書在京中掀起軒然大波。萬曆皇帝要求朝中嚴查妖書的作者。由於事發突然，毫無線索可依，一時牽連甚眾。沈一貫、沈鯉、郭正域等人成為當時的焦點。

福王朱常洵

看似兩次妖書案都與“國土之爭”息息相關，但這兩次影響晚明政局的事件僅僅是由於立太子一事嗎？不盡其然。第二次妖書案更能體現出此案背後牽連的黨爭勢力。

第二次妖書案，從《刑部奏議》的審訊記錄來看，該案可分為皦生光案、周嘉慶案、胡化案、達觀案、沈令譽案和毛尚文案。這幾個人看似毫無聯絡，實則基本都牽連到了當時朝中的黨爭勢力。毛尚文是郭正域的同鄉。沈令譽是醫生，因為給郭正域家人治病，從而參與了郭正域進行的政治活動，並在這些活動中充當了郭正域與外界聯絡的信使。胡化是湖北荊門的一個小官，妖書案發生時，他正在京師尋找機會上告州官阮上卿等人，因形跡可疑被捕。他與郭正域為同鄉同年。達觀，萬曆年間到達京師，結交名僧。二十七年，為營救南康太守吳寶秀進京，在京的行為被許多執政者所不容。被逮捕是因為與沈令譽有關。因為達觀交遊於京師時，沈令譽是其隨從之一。周嘉慶是錦衣衛督，是唯一一位被捲入並受到嚴刑拷訓的任官，他的被捲入，直接源於同官之間的爭權，進而成為當時不同政派之間的直接犧牲品。唯一與黨爭勢力關係不大的是皦生光，他作為一個“斥員”，靠詐騙營生，將其稱之為無賴絲毫不為過。

統觀這六人，除了皦生光，他在黨爭中起的作用十分有限，是妖書案的間接犧牲品。其餘人與郭正域或多或少都有關係，他們被捲入的背後有著清晰的政治關係鏈。由此可見，妖書案影響甚廣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黨爭。第二次妖書案發生的時候，是以沈一貫為首的首輔集團與沈鯉為首的次輔集團鬥爭的時候，沈一貫為了排擠沈鯉、郭正域等人，便指使黨羽將與郭正域有關的人網羅進案中，以此來增強自己的實力。

兩次妖書案雖然都與“國土之爭”有關，但究其實質而言，仍是晚明黨爭的另一種形式。

參考文獻：

1.楊向豔：《續妖書案之達觀獄與萬曆政局》

2.楊向豔：《續妖書案之胡化獄與萬曆黨爭》

3.楊向豔：《續妖書案之沈令譽、毛尚文獄與萬曆黨爭》

4.楊向豔：《議獄緩死——萬曆朝續妖書案之皦生光案始末》

5.楊向豔：《開羅織之端——萬曆朝續妖書案之周嘉慶案探析》

首次妖術案萬曆十八年（1590），著名大儒呂坤擔任山西檢察使，

在職期間，他採集歷史上各朝代賢婦烈女的事蹟，著寫了《閨範圖說》一書。一次，宦官陳矩出宮時，看到這本書，買了一本帶回宮中。被鄭貴妃看到，則想借此書來提高自己的地位，就命人將書中內容改編，即從東漢明德皇后開篇，到她本人終篇，並親自寫了序文，後來指使鄭氏親屬重新刊刻新版的《閨範圖說》。一切的一切就從改編後的此書開始。

萬曆二十六年五月，擔任刑部侍郎的呂坤上書《天下安危疏》和《憂危疏》，想請明神宗節省國財，停止橫徵暴斂以安定天下。宮中正是風潮湧動的時候，吏科戴士衡藉此事，上書大肆彈刻呂坤，說其先寫《閨範圖說》,又上《憂危疏》，是"機深志險，包藏禍心"，"潛進《閨範圖說》，結納宮闈"，逢迎鄭貴妃。這本身就是無稽之談。呂坤哪能忍受這不明之冤，自己寫的書被人改頭換面，於是進宮上書明神宗，當時明神宗覺得此事牽扯鄭貴妃，最後也就裝聾作啞，沒有太多理睬。

一波剛平，一波又起。一位自稱"燕山朱東吉"的人專門為《閨範圖說》寫了一篇跋文，即《憂危竑議》，其內容就是說，呂坤疏言天下安危，無事不言，唯獨不講立太子一事，用意不言而喻。也講到呂坤著《閨範圖說》實為討好鄭貴妃，而鄭貴妃重刊此書，更是為兒子奪取太子之位埋下伏筆。

明神宗看到《憂危竑議》，大為惱怒，確又不能大張旗鼓追查作書之人。鄭貴妃親屬鄭承恩在《憂危竑議》中被指名道姓，也大為緊張。便懷疑《憂危竑議》為戴士衡和全椒知縣樊玉衡所寫。

原因是在戴士衡上疏之前，全椒知縣樊玉衡曾上書請立皇長子為皇太子，並指斥鄭貴妃。明神宗不想把事情鬧大，便親自下旨說明《閨範》一書是他賞賜給鄭貴妃的。隨即下令捉拿戴士衡和樊玉衡，，經嚴刑拷打以"結黨造書，妄指宮禁，干擾大典，惑世誣人"的罪名分別謫戍廣東雷州和廉州。而呂坤因為已經患病致仕，置之不問。

明神宗不想多提此事的原因就是，那時候是嫡長子繼承製，封建皇朝對此極為看重。但是他的長子是他與一名宮女所生。並不喜歡這個大兒子，鄭貴妃屬於一年365天，300天都想和明神宗膩歪在一起的人，明神宗更為喜歡的是鄭貴妃的兒子——朱常洵。

但是經朝廷多數大臣的極力上書，和皇太后的怒言。終於內閣大學士沈一貫上了一疏，竟然立竿見影地收到了奇效。奏疏中用"多子多孫"勸明神宗早立太子，終於打動了皇帝，下詔即日舉行冊立太子禮。這太子的人選，自然是指長子朱常洛。朱常洵被封為福丸王。

朱常洛雖被立為太子，明神宗卻不太喜歡他，鄭貴妃也對其虎視眈眈，隨時準備“易儲”。

一書《閨範圖說》勾起朝內朝外，明爭暗鬥，權衡勢力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