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關於“資本主義”一詞，根據布羅代爾的系統考察，其本意是指“富人的地位”，是指“一些人在排斥另一些人的情況下佔有資本”。現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實際上是作為社會主義的對立面在政治鬥爭中冒出來的。馬克思本人就基本上不使用這個含義模糊的詞彙。正如王家範先生所說，“資本主義”一詞在 “西方早不再用作社會形態的指稱”。 因此，我們這裡就有必要說明，這裡按照習慣所使用的“資本主義”一詞，只是一種經濟上的生產方，並不涉及在此基礎上的政治法律制度與思想層面。再者，資本主義的“萌芽”不僅指是否出現了產生資本主義的條件，還是“封建社會內部的一種新的生產關係，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一旦產生，除非有不可抗原因，是不會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導向新的生產方式。” 也可以換句話說，我們在這裡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經濟生產方式的萌芽”。因此，我們這裡考察宋朝是否出現資本主義萌芽，不僅是看到所謂的“資本主義條件”的表象，還要看是否產生了新的而富有活力的生產方式。
宋朝：經濟的新活力
較之以前，宋朝的經濟確實注入了諸多新的活力。僱傭關係廣泛發展，機戶、包買商的出現，原始工業化的啟動推動了商品經濟的蓬勃發展，都為宋朝的經濟帶來的繁榮。
宋朝出現了早期的僱傭關係。僱工在宋朝許多生產部門中都曾進存在過，而且還有所發展。短工、季工、長工廣泛見於史料記載。這些僱工有很多“飢寒亡命、強力鷙忍之” 。所謂“飢寒亡命”，亦即他們已經脫離土地，從封建土地所有制關係中掙脫出來。宋朝土地政策有四大特點，一是“墾田政策是准許自由墾闢的”，二是“對土地的佔有是放任的”，三是“對於土地的買賣，也是自由的、放任的”，四是“對土地私有的維護” 。這些政策造成了國家對土地兼併的公開支援，從而造成了小自耕農逐漸萎縮為半自耕農，最終導致大量破產，淪為第五等無產稅戶和客戶。這些破產的自耕農大部分被農奴主吸收為農奴；而在江南地區——地少人多的地方，這些擺脫封建土地所有制關係的“自由人”則作為新的勞動力有可能被吸收進了手工行業。因此，嚴重的土地兼併所創造出的部分自由勞動力為宋朝僱工的大量形成提供了基礎。與此同時，他們已經從封建的政治統轄關係中游離出來，即“強力鷙忍”。也就是說，至少在受僱為工期間，無論對地主還是對國家，僱工均無人身依附關係的束縛，從而獲得了“把本人的勞動力，當作本人所有的商品來處置” 的自由。
另一方面，這時期的部分僱主開始了類似於產業資本的積累。按照一些學者的觀點，這時的一些官營與民營鐵冶作坊已達到了手工工場的規模，這些爐主以鐵冶致富，“藏鏹鉅萬”，資本雄厚。他們購置冶鐵裝置和僱傭工人的投資，只有在賣出鐵製產品後才能收回並賺到利潤，這是商品生產，且已擁有區間市場。“爐主”們僱工經營的目的，顯然是“以生產商品的目的來剝削勞動者。” 可以說已經具備了產業資本的主要特徵。
宋朝的僱主與僱工是被“工錢”聯絡在一起的。兩造之間的經濟關係是純貨幣關係。但是，僱工社會地位低下，導致了二者在社會關係上的主僕關係，隱藏著封建依附關係的可能性，具有行會性質。可見，在以土地資源為主導的宋朝，這種早期的僱傭關係還相當的脆弱與不完善。
與生產內部僱傭關係產生相對應，宋朝的外部經濟出現了原始工業化與商品經濟的高度繁榮。按照門德爾斯提出的“原始工業化理論”，工業化程序可以分為原始工業化和工廠（機器）工業化這樣兩個階段，所謂原始工業化程序就是“傳統組織的、為市場的、主要分佈在農村的工業的迅速發展。” 這個理論經過不斷髮展，最後確定了原始工業化由區域經濟內同時並存的五種要素構成，這就是鄉村工業、外部市場、與鄉村工業相輔相成的商品性農業的發展、以及城市和人口。
紡織作坊逐漸脫離農業而獨立形成機戶，這無疑是宋朝原始工業化的起步。宋朝機戶一般系由家庭成員充勞動人手，專以紡織為生的家庭作坊，其性質是獨立的小商品生產者。也有少數機戶實行僱工生產。據漆俠先生估計，北宋各路約有10萬機戶 ，數量可觀。這些機戶大多數分佈在鄉村，他們的產品需要中間人將之集中起來，運到市場上去，才能真正成為商品，於是包買商就出現了。機戶和包買商的出現，乃是“紡織業中資本主義經營慣例的初現”。
在人口壓力下，宋朝的商品性農業的迅速成長，其較高效益具有示範效應，不斷誘使著更多的農戶從自給性糧食生產向以獲取利潤為目的商品性生產轉化；煤鐵革命的推動和海內外市場的擴大，導致手工業內部工匠們進行的技術革新和工藝革命；“錢荒”導致了紙幣 “交子”作為貨幣符號，首次進入了商品和貨幣的流通，以白銀為代表的貴重金屬稱量貨幣亦開始躋身於流通領域，從而形成了銅錢、鐵錢、楮幣、銀兩並行的過渡性貨幣體系。這樣，就促使了宋朝各個階層——包括商人，也包括官僚、地主、士人、農民、手工業者都被吸引進來，直接捲入了商品經濟中來。一些商人將用商品交換來的貨幣轉變為資本，投入生產，並且在一定程度上透過對僱工的剝削創造了剩餘價值，“不是為了私人的服役，而是為了增殖墊支在這上面的資本的價值。” 宋朝的商業資本迅速雄厚起來；與此同時，高利貸資本也迅速膨脹。
宋朝的商品經濟的確欣欣向榮，新鮮的生產關係自孕育中茁壯成長，這無疑給人一種西歐資本主義萌芽的感覺；而其繁榮程度，甚至超過了西歐。我們似乎有理由相信，宋朝的確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中國的確出現了社會轉型的契機。
是中途夭折還是子虛烏有
但是，眾所周知，宋朝以後，中國並沒有進入以“西歐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為主導的社會中。究竟是宋朝的資本主義中途夭折，還是這根本就是子虛烏有？
前文無疑給人一種鼓舞，即宋朝的中國確實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這種生產方式在“不可抗原因”的衝擊下萎縮了。這就是來自於遼、夏、金、蒙（元）的戰爭破壞以及隨後而來的包括奴隸制殘餘的生產方式的倒退；皇權的不斷加強與法制的破壞等等。但是，筆者以為，宋朝是否出現資本主義還欠斟酌。前文所屬種種跡象，確實是“宋朝資本主義”的一種表象；然而，正如前文所說，資本主義萌芽不僅是一種表象，而且是一種真正的新式而富有活力生產方式。
我們先來看僱傭關係。首先，中國古代土地兼併嚴重，流民並不是有宋一朝所特有的。有人把宋朝的國家支援土地兼併政策比作英國的“圈地運動”，此論甚繆。宋朝土地兼併政策的初衷，乃是“杯酒釋兵權”的政治延伸 ，與經濟無關，其所導致的僱工大量出現比英國更具客觀偶然性。其次，所謂的“自由人”並不是真正意義的自由人。這其中有不少是半自耕農，並沒有完全脫離土地，沒有“自由到一無所有的地步” ；而還有一部分則在實際上成為了僱主的奴僕，某種意義上更像是封建匠師與學徒之間的行會關係。最後，正如彭澤益先生指出，僅僅用僱傭關係來解釋資本主義的產生是靠不住的，因為早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產生以前就已經存在有僱傭關係了；而這中間還有很多完全是封建性的生產關係，是封建行會手工業下行會老闆與匠戶的關係，根本不就有資本主義的性質和特點。 僱傭勞動的確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重要特徵之一，但僱傭勞動的產生絕不是資本主義的伴生物。 因此，僱傭關係的出現，並不能證明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同時應該指出，中國古代的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有非常獨特的特點。王家範先生把中國古代流通環節的特性概括為“中華帝國時代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在其‘繁榮’的背後，確實隱藏著許多虛假病態的特徵” 。首先，中國古代的有些市場交易是假性的“商品經濟”，如棉業賣方、買方的行為大都出於國家財政賦稅的變相誘導，體現了國家權力這隻“有形的手”對市場的扭曲。即以商品經濟最為活躍的蘇松嘉湖地區而言，一方面農民為應對政府強加的各種苛重的負擔，逼出了一種多種經營、商品化比例較高的農業經營的新路子；另一方面這種投入市場的商品多半是基於賦役、地租的原因而被動產生的，假性成分居多，窮於應付。這一地區農民和庶民地主的經濟狀況雖然較其他地區為好，但由於國家掠奪性的剝削，他們的剩餘率和儲蓄率非常低，繼續發展的潛力十分有限。其次，在國家的強權下，消費結構畸形，表現為：在消費結構內部，國家軍事-行政消費大大超過社會個體成員的消費，非生產人口的消費大大超過生產人口的消費，生活性消費大大超過生產性消費，奢侈性消費大大超過正當性消費。四大比例失調，消費重心嚴重傾斜，虛假繁榮的背後是基礎的脆弱、生產者的貧困，無益於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
最重要的是，宋朝形成的巨大的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並沒有投入再生產，沒有創造剩餘價值，而是不斷向官僚地主轉化，價值增值也隨之中斷；即使是前文所說的煤鐵行業也是如此。首先我們要承認，這一時期，商人群體迅速崛起，“謀利”觀念盛行一時。越來越多的官僚、地主、士人、農民投入經商活動，沿海農民甚至集資投入海外貿易（所謂“帶洩”）。隨著商人隊伍的擴大、商業資本的雄厚，商人階層的實際地位有所提高，商人的社會影響亦在擴大。與此同時，體現商人意識的謀利觀念（所謂“市道”）對傳統觀念的衝擊力日益增強。以葉適、陳亮為代表的浙東功利主義學派的崛起，表明傳統儒家義利對立論的一統天下裂開了縫隙。
但是，無論是商業的繁榮，還是廣義上商人隊伍（包括經商的官僚、地主、士人、農民等）的崛起，都沒有是中國形成西歐式的“重商主義”，從而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重農抑商的農業經濟模式。“價值的增殖——是他的主觀內容；只有在抽象財富愈益增加的佔有，成為他的操作唯一推動的動機時，他才是當作資本家，當作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識的資本，來發生作用”。 而事實上，中國卻沒有真正出現這樣的“資本家”，甚至連傾向都沒有。宋朝的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的趨勢是“同官僚、地主逐步結合，向封建勢力轉化，形成為官、商、地主的三位一體，在宋代的社會經濟結構中形成為一個重要的勢力” 。官僚、地主進入商人隊伍只是增加了一個副身份，而商人向官僚、地主的靠攏則是要徹底改變身份。而這種改變的最深刻最本質的意義就是資本向土地的轉化。尤其是在瘋狂的土地兼併潮流充斥著社會的時候，這一點就更為突出明顯。土地產生的價值是極其有限的，而在宋朝的時候，在滿足基本需求的時候，它的政治意義和精神意義就大大的超過了經濟意義；這裡的土地甚至不含有近現代土地的不變資本的性質。因此，宋朝形成的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實際上被土地大量的消耗掉了，從實質上講，商業資本又退化成為了農業資本。事實上，在商品市場上，當“G—W—G”的貨幣流透過程完成後，轉化為資本的貨幣就停止了“W—G—W”的商品流透過程，迴圈至此嘎然而止。
由此看來，宋朝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的夭折也許是政治、軍事造成的偶然現象，但是衰退則是必然的歷史趨勢。實際上，宋朝並沒有出現過資本主義萌芽。因為我們看到，在僱傭關係、機戶、包買商、原始工業化、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迅速膨脹的背後，商品與貨幣的關係並沒有產生新的變化，它仍然按照以前的規則執行。而在這種以土地為主導的經濟環境中，也就可能產生或者可能沒有產生新的生產方式。而宋朝的中國，恰恰是後者的情況。
結論
宋朝的中國在表象上，確實出現了一些類似於資本主義萌芽的因素，如僱傭關係、原始工業化、商業資本的積累等等。但是，這些表象特徵並沒有改變宋朝發達地區的生產方式，它的實質仍然是中國傳統的土地農業社會的生產方式與地主官僚經濟體制的結合體。因此，宋朝並沒有出現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當然，這種表象帶來的繁榮如果沒有隨著蒙（元）入侵而夭折，會不會衝破政治與思想的束縛，改變生產方式，從而建立起新的經濟制度尚有待研究。
首先，關於“資本主義”一詞，根據布羅代爾的系統考察，其本意是指“富人的地位”，是指“一些人在排斥另一些人的情況下佔有資本”。現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實際上是作為社會主義的對立面在政治鬥爭中冒出來的。馬克思本人就基本上不使用這個含義模糊的詞彙。正如王家範先生所說，“資本主義”一詞在 “西方早不再用作社會形態的指稱”。 因此，我們這裡就有必要說明，這裡按照習慣所使用的“資本主義”一詞，只是一種經濟上的生產方，並不涉及在此基礎上的政治法律制度與思想層面。再者，資本主義的“萌芽”不僅指是否出現了產生資本主義的條件，還是“封建社會內部的一種新的生產關係，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一旦產生，除非有不可抗原因，是不會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導向新的生產方式。” 也可以換句話說，我們在這裡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經濟生產方式的萌芽”。因此，我們這裡考察宋朝是否出現資本主義萌芽，不僅是看到所謂的“資本主義條件”的表象，還要看是否產生了新的而富有活力的生產方式。
宋朝：經濟的新活力
較之以前，宋朝的經濟確實注入了諸多新的活力。僱傭關係廣泛發展，機戶、包買商的出現，原始工業化的啟動推動了商品經濟的蓬勃發展，都為宋朝的經濟帶來的繁榮。
宋朝出現了早期的僱傭關係。僱工在宋朝許多生產部門中都曾進存在過，而且還有所發展。短工、季工、長工廣泛見於史料記載。這些僱工有很多“飢寒亡命、強力鷙忍之” 。所謂“飢寒亡命”，亦即他們已經脫離土地，從封建土地所有制關係中掙脫出來。宋朝土地政策有四大特點，一是“墾田政策是准許自由墾闢的”，二是“對土地的佔有是放任的”，三是“對於土地的買賣，也是自由的、放任的”，四是“對土地私有的維護” 。這些政策造成了國家對土地兼併的公開支援，從而造成了小自耕農逐漸萎縮為半自耕農，最終導致大量破產，淪為第五等無產稅戶和客戶。這些破產的自耕農大部分被農奴主吸收為農奴；而在江南地區——地少人多的地方，這些擺脫封建土地所有制關係的“自由人”則作為新的勞動力有可能被吸收進了手工行業。因此，嚴重的土地兼併所創造出的部分自由勞動力為宋朝僱工的大量形成提供了基礎。與此同時，他們已經從封建的政治統轄關係中游離出來，即“強力鷙忍”。也就是說，至少在受僱為工期間，無論對地主還是對國家，僱工均無人身依附關係的束縛，從而獲得了“把本人的勞動力，當作本人所有的商品來處置” 的自由。
另一方面，這時期的部分僱主開始了類似於產業資本的積累。按照一些學者的觀點，這時的一些官營與民營鐵冶作坊已達到了手工工場的規模，這些爐主以鐵冶致富，“藏鏹鉅萬”，資本雄厚。他們購置冶鐵裝置和僱傭工人的投資，只有在賣出鐵製產品後才能收回並賺到利潤，這是商品生產，且已擁有區間市場。“爐主”們僱工經營的目的，顯然是“以生產商品的目的來剝削勞動者。” 可以說已經具備了產業資本的主要特徵。
宋朝的僱主與僱工是被“工錢”聯絡在一起的。兩造之間的經濟關係是純貨幣關係。但是，僱工社會地位低下，導致了二者在社會關係上的主僕關係，隱藏著封建依附關係的可能性，具有行會性質。可見，在以土地資源為主導的宋朝，這種早期的僱傭關係還相當的脆弱與不完善。
與生產內部僱傭關係產生相對應，宋朝的外部經濟出現了原始工業化與商品經濟的高度繁榮。按照門德爾斯提出的“原始工業化理論”，工業化程序可以分為原始工業化和工廠（機器）工業化這樣兩個階段，所謂原始工業化程序就是“傳統組織的、為市場的、主要分佈在農村的工業的迅速發展。” 這個理論經過不斷髮展，最後確定了原始工業化由區域經濟內同時並存的五種要素構成，這就是鄉村工業、外部市場、與鄉村工業相輔相成的商品性農業的發展、以及城市和人口。
紡織作坊逐漸脫離農業而獨立形成機戶，這無疑是宋朝原始工業化的起步。宋朝機戶一般系由家庭成員充勞動人手，專以紡織為生的家庭作坊，其性質是獨立的小商品生產者。也有少數機戶實行僱工生產。據漆俠先生估計，北宋各路約有10萬機戶 ，數量可觀。這些機戶大多數分佈在鄉村，他們的產品需要中間人將之集中起來，運到市場上去，才能真正成為商品，於是包買商就出現了。機戶和包買商的出現，乃是“紡織業中資本主義經營慣例的初現”。
在人口壓力下，宋朝的商品性農業的迅速成長，其較高效益具有示範效應，不斷誘使著更多的農戶從自給性糧食生產向以獲取利潤為目的商品性生產轉化；煤鐵革命的推動和海內外市場的擴大，導致手工業內部工匠們進行的技術革新和工藝革命；“錢荒”導致了紙幣 “交子”作為貨幣符號，首次進入了商品和貨幣的流通，以白銀為代表的貴重金屬稱量貨幣亦開始躋身於流通領域，從而形成了銅錢、鐵錢、楮幣、銀兩並行的過渡性貨幣體系。這樣，就促使了宋朝各個階層——包括商人，也包括官僚、地主、士人、農民、手工業者都被吸引進來，直接捲入了商品經濟中來。一些商人將用商品交換來的貨幣轉變為資本，投入生產，並且在一定程度上透過對僱工的剝削創造了剩餘價值，“不是為了私人的服役，而是為了增殖墊支在這上面的資本的價值。” 宋朝的商業資本迅速雄厚起來；與此同時，高利貸資本也迅速膨脹。
宋朝的商品經濟的確欣欣向榮，新鮮的生產關係自孕育中茁壯成長，這無疑給人一種西歐資本主義萌芽的感覺；而其繁榮程度，甚至超過了西歐。我們似乎有理由相信，宋朝的確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中國的確出現了社會轉型的契機。
是中途夭折還是子虛烏有
但是，眾所周知，宋朝以後，中國並沒有進入以“西歐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為主導的社會中。究竟是宋朝的資本主義中途夭折，還是這根本就是子虛烏有？
前文無疑給人一種鼓舞，即宋朝的中國確實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這種生產方式在“不可抗原因”的衝擊下萎縮了。這就是來自於遼、夏、金、蒙（元）的戰爭破壞以及隨後而來的包括奴隸制殘餘的生產方式的倒退；皇權的不斷加強與法制的破壞等等。但是，筆者以為，宋朝是否出現資本主義還欠斟酌。前文所屬種種跡象，確實是“宋朝資本主義”的一種表象；然而，正如前文所說，資本主義萌芽不僅是一種表象，而且是一種真正的新式而富有活力生產方式。
我們先來看僱傭關係。首先，中國古代土地兼併嚴重，流民並不是有宋一朝所特有的。有人把宋朝的國家支援土地兼併政策比作英國的“圈地運動”，此論甚繆。宋朝土地兼併政策的初衷，乃是“杯酒釋兵權”的政治延伸 ，與經濟無關，其所導致的僱工大量出現比英國更具客觀偶然性。其次，所謂的“自由人”並不是真正意義的自由人。這其中有不少是半自耕農，並沒有完全脫離土地，沒有“自由到一無所有的地步” ；而還有一部分則在實際上成為了僱主的奴僕，某種意義上更像是封建匠師與學徒之間的行會關係。最後，正如彭澤益先生指出，僅僅用僱傭關係來解釋資本主義的產生是靠不住的，因為早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產生以前就已經存在有僱傭關係了；而這中間還有很多完全是封建性的生產關係，是封建行會手工業下行會老闆與匠戶的關係，根本不就有資本主義的性質和特點。 僱傭勞動的確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重要特徵之一，但僱傭勞動的產生絕不是資本主義的伴生物。 因此，僱傭關係的出現，並不能證明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同時應該指出，中國古代的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有非常獨特的特點。王家範先生把中國古代流通環節的特性概括為“中華帝國時代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在其‘繁榮’的背後，確實隱藏著許多虛假病態的特徵” 。首先，中國古代的有些市場交易是假性的“商品經濟”，如棉業賣方、買方的行為大都出於國家財政賦稅的變相誘導，體現了國家權力這隻“有形的手”對市場的扭曲。即以商品經濟最為活躍的蘇松嘉湖地區而言，一方面農民為應對政府強加的各種苛重的負擔，逼出了一種多種經營、商品化比例較高的農業經營的新路子；另一方面這種投入市場的商品多半是基於賦役、地租的原因而被動產生的，假性成分居多，窮於應付。這一地區農民和庶民地主的經濟狀況雖然較其他地區為好，但由於國家掠奪性的剝削，他們的剩餘率和儲蓄率非常低，繼續發展的潛力十分有限。其次，在國家的強權下，消費結構畸形，表現為：在消費結構內部，國家軍事-行政消費大大超過社會個體成員的消費，非生產人口的消費大大超過生產人口的消費，生活性消費大大超過生產性消費，奢侈性消費大大超過正當性消費。四大比例失調，消費重心嚴重傾斜，虛假繁榮的背後是基礎的脆弱、生產者的貧困，無益於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
最重要的是，宋朝形成的巨大的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並沒有投入再生產，沒有創造剩餘價值，而是不斷向官僚地主轉化，價值增值也隨之中斷；即使是前文所說的煤鐵行業也是如此。首先我們要承認，這一時期，商人群體迅速崛起，“謀利”觀念盛行一時。越來越多的官僚、地主、士人、農民投入經商活動，沿海農民甚至集資投入海外貿易（所謂“帶洩”）。隨著商人隊伍的擴大、商業資本的雄厚，商人階層的實際地位有所提高，商人的社會影響亦在擴大。與此同時，體現商人意識的謀利觀念（所謂“市道”）對傳統觀念的衝擊力日益增強。以葉適、陳亮為代表的浙東功利主義學派的崛起，表明傳統儒家義利對立論的一統天下裂開了縫隙。
但是，無論是商業的繁榮，還是廣義上商人隊伍（包括經商的官僚、地主、士人、農民等）的崛起，都沒有是中國形成西歐式的“重商主義”，從而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重農抑商的農業經濟模式。“價值的增殖——是他的主觀內容；只有在抽象財富愈益增加的佔有，成為他的操作唯一推動的動機時，他才是當作資本家，當作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識的資本，來發生作用”。 而事實上，中國卻沒有真正出現這樣的“資本家”，甚至連傾向都沒有。宋朝的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的趨勢是“同官僚、地主逐步結合，向封建勢力轉化，形成為官、商、地主的三位一體，在宋代的社會經濟結構中形成為一個重要的勢力” 。官僚、地主進入商人隊伍只是增加了一個副身份，而商人向官僚、地主的靠攏則是要徹底改變身份。而這種改變的最深刻最本質的意義就是資本向土地的轉化。尤其是在瘋狂的土地兼併潮流充斥著社會的時候，這一點就更為突出明顯。土地產生的價值是極其有限的，而在宋朝的時候，在滿足基本需求的時候，它的政治意義和精神意義就大大的超過了經濟意義；這裡的土地甚至不含有近現代土地的不變資本的性質。因此，宋朝形成的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實際上被土地大量的消耗掉了，從實質上講，商業資本又退化成為了農業資本。事實上，在商品市場上，當“G—W—G”的貨幣流透過程完成後，轉化為資本的貨幣就停止了“W—G—W”的商品流透過程，迴圈至此嘎然而止。
由此看來，宋朝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的夭折也許是政治、軍事造成的偶然現象，但是衰退則是必然的歷史趨勢。實際上，宋朝並沒有出現過資本主義萌芽。因為我們看到，在僱傭關係、機戶、包買商、原始工業化、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迅速膨脹的背後，商品與貨幣的關係並沒有產生新的變化，它仍然按照以前的規則執行。而在這種以土地為主導的經濟環境中，也就可能產生或者可能沒有產生新的生產方式。而宋朝的中國，恰恰是後者的情況。
結論
宋朝的中國在表象上，確實出現了一些類似於資本主義萌芽的因素，如僱傭關係、原始工業化、商業資本的積累等等。但是，這些表象特徵並沒有改變宋朝發達地區的生產方式，它的實質仍然是中國傳統的土地農業社會的生產方式與地主官僚經濟體制的結合體。因此，宋朝並沒有出現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當然，這種表象帶來的繁榮如果沒有隨著蒙（元）入侵而夭折，會不會衝破政治與思想的束縛，改變生產方式，從而建立起新的經濟制度尚有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