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說的是朱由檢吧!崇禎皇帝勤政、有為、自信，但是又多疑、剛愎、燥苛，是一個性格複雜多樣的人，歷史上對他的評價一直是頗多同情。 我幫你查了一下,給你一個比較權威的說法吧! 思宗可能是明代皇帝中性格最為複雜的一個.正如一位學者所說,在思宗身上,機智和愚蠢,膽略與剛愎,高招與昏招,兼而有之.當然,複雜性格的背後,是複雜的政治形勢.農民起義、後金軍隊的入侵、災荒、大臣之間的堂同伐異，都是讓思宗頭痛的難題。處理這樣的難題，成功或者事物都是正常的。孟森說：“思宗而在萬曆以前，非亡國之君；在天啟之後，則必亡而已矣！”思宗死的時候，也是這樣自解的。此後，歷史學家對於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為崇禎皇帝的一生實是“不是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然而，人才何代無之？要在知人善任罷了。然而崇禎朝“有君而無臣”。思宗既想有心為治，卻不識用人之道，以致釀成亡國悲劇，未必無過。而且，孟森也說思宗“苛察自用，無知人之明”、“不知恤民”。因此，一方面，一個勤政、自律、立志有為的皇帝無奈成為亡國之君，固然使人同情；然而，另一方面，思宗用人之拙、疑心之重、馭下之嚴，卻正是加速了明王朝滅亡的催化劑。 其中，他的自信和有為可以表現在他對魏忠賢的處理上。 神明白運”是明末松江名士夏允彝對思宗在處理這件事上的評價。稍後的史學家如談遷等人，也對思宗在這件事上表現出的穩重、魄力，讚歎不已。但是，他的政治才能卻如曇花般一現而過。在接替兄長皇位，他能很快地進入角色，順利地排除一切影響，不動聲色地除去權傾朝野的魏忠賢，是思宗幹得最漂亮的一件事。 但是，他的多疑和剛愎，也在對待袁崇煥的事件中顯露無餘。 思宗以一己之力除去了魏忠賢顯然讓他對自己的政治才能產生了過高的估計。這樣，他的自信就慢慢變成了自負，進而變成了剛愎自用。所以，他一方面成為明朝最勤政的帝王之一；另一方面，他的事事親為卻沒有收到好的效果。正如他自己所說，他雖然不是亡國之君，但事事乃亡國之象。其中錯殺袁崇煥更是愚蠢之極。 袁崇煥祖籍廣東東莞。由於是南方人，思宗私下稱他為“蠻子”。袁崇煥的才能體現在軍事方面，即使是在他被殺之前的一段時間，思宗仍認為“守遼非蠻子不可”。袁崇煥“不愛錢，不怕死”，決定了他必然深受士兵們的擁戴，他的軍隊也由此成為明末最有作戰力的軍隊。崇禎即位，任命袁崇煥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等於是將遼東的防務全部委託給了袁崇煥，信任可見一斑。但僅僅過3年，袁崇煥便在北京的西市被凌遲處死，然後傳首邊關示眾。史學界對袁崇煥之死有多種解釋，如“五年平遼”的誇誇其談、擅殺毛文龍、黨爭的後遺症、皇太極的反間計等，這些都是袁崇煥致死的重要原因。但是最終要了袁崇煥命的還是思宗的決定。僅僅3年前，對比3年前的平臺召見、君臣面晤、賜尚方寶劍，真是天壤之別。其間的變化，真可以說明崇禎對袁崇煥由信任到懷疑態度轉變。 其實，皇太極的反間計很簡單，無非就是效仿了《三國演義》中周瑜利用蔣幹盜書的故事，讓俘虜來的宦官楊某偷聽到“袁經略有密約”的對談，再縱楊某逃脫。明眼人稍加思考，即能明瞭。但此事正發生在後金軍隊逼近京城的敏感時刻，楊某回宮對思宗一彙報，袁崇煥就麻煩了。崇禎三年（1630）三月十六日，崇禎帝命令將袁崇還凌遲處死，妻妾兄弟流放到福建。《明史·袁崇還傳》說：“崇煥無子，家亦無餘資，天下冤之。”袁崇煥一死，遼東的戰局便無人可以收拾。因此，當崇禎三年農民起義聲勢明顯壯大後，明王朝從此便陷入了內憂外患的雙重困境。但是，思宗好像從來都不會從失誤中吸取教訓。在此之後，他又密令孫傳庭在崇禎十五年（1642）殺死了李自成的同鄉賀人龍——一名在鎮壓農民起義中頗為悍勇的將領。據說，賀人龍被殺後，農民起義軍酌酒相慶說：“賀瘋子死，取關中如拾芥矣！”可見，思宗的多疑、擅殺，真是在自毀長城！！ 而他的燥苛則明顯的表現在他馭下極嚴上。 孟子說過，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國與役處。就是說，一個亡國的君主總是將他的臣民視為奴役。思宗正是這麼一個人。思宗對於大臣的嚴峻、刻薄超出了人們的想象。作為一個自律甚嚴、急於求成的帝王，他總希望在最短的時間內改變長期積累下來的陋習。陝宗嗣在給思宗的奏疏中批評思宗“日習於尊倨而不自知”、“日趨於紛苛而不自知”。一個過分苛求的帝王之下，是很難出現敢於擔當的大臣的。後代史學家常感嘆崇禎朝是“有君無臣”。其實，崇禎朝被殺的大臣是最多的。在一個頻繁更迭和濫殺大臣的朝代裡，又有誰敢有什麼動作呢？ 皇帝督責越嚴，臣下越不敢有所擔當；皇帝焦勞越勤，臣下就越偷安怠慢。晚明學者劉宗周就在批評思宗的奏摺裡說：“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釀為功利；功利之心不已，轉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為猜忌；猜忌之不已，積為壅蔽。”崇禎朝的政局，正是這樣惡性迴圈下去的，而思宗最終也落得眾叛親離。
你說的是朱由檢吧!崇禎皇帝勤政、有為、自信，但是又多疑、剛愎、燥苛，是一個性格複雜多樣的人，歷史上對他的評價一直是頗多同情。 我幫你查了一下,給你一個比較權威的說法吧! 思宗可能是明代皇帝中性格最為複雜的一個.正如一位學者所說,在思宗身上,機智和愚蠢,膽略與剛愎,高招與昏招,兼而有之.當然,複雜性格的背後,是複雜的政治形勢.農民起義、後金軍隊的入侵、災荒、大臣之間的堂同伐異，都是讓思宗頭痛的難題。處理這樣的難題，成功或者事物都是正常的。孟森說：“思宗而在萬曆以前，非亡國之君；在天啟之後，則必亡而已矣！”思宗死的時候，也是這樣自解的。此後，歷史學家對於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為崇禎皇帝的一生實是“不是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然而，人才何代無之？要在知人善任罷了。然而崇禎朝“有君而無臣”。思宗既想有心為治，卻不識用人之道，以致釀成亡國悲劇，未必無過。而且，孟森也說思宗“苛察自用，無知人之明”、“不知恤民”。因此，一方面，一個勤政、自律、立志有為的皇帝無奈成為亡國之君，固然使人同情；然而，另一方面，思宗用人之拙、疑心之重、馭下之嚴，卻正是加速了明王朝滅亡的催化劑。 其中，他的自信和有為可以表現在他對魏忠賢的處理上。 神明白運”是明末松江名士夏允彝對思宗在處理這件事上的評價。稍後的史學家如談遷等人，也對思宗在這件事上表現出的穩重、魄力，讚歎不已。但是，他的政治才能卻如曇花般一現而過。在接替兄長皇位，他能很快地進入角色，順利地排除一切影響，不動聲色地除去權傾朝野的魏忠賢，是思宗幹得最漂亮的一件事。 但是，他的多疑和剛愎，也在對待袁崇煥的事件中顯露無餘。 思宗以一己之力除去了魏忠賢顯然讓他對自己的政治才能產生了過高的估計。這樣，他的自信就慢慢變成了自負，進而變成了剛愎自用。所以，他一方面成為明朝最勤政的帝王之一；另一方面，他的事事親為卻沒有收到好的效果。正如他自己所說，他雖然不是亡國之君，但事事乃亡國之象。其中錯殺袁崇煥更是愚蠢之極。 袁崇煥祖籍廣東東莞。由於是南方人，思宗私下稱他為“蠻子”。袁崇煥的才能體現在軍事方面，即使是在他被殺之前的一段時間，思宗仍認為“守遼非蠻子不可”。袁崇煥“不愛錢，不怕死”，決定了他必然深受士兵們的擁戴，他的軍隊也由此成為明末最有作戰力的軍隊。崇禎即位，任命袁崇煥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等於是將遼東的防務全部委託給了袁崇煥，信任可見一斑。但僅僅過3年，袁崇煥便在北京的西市被凌遲處死，然後傳首邊關示眾。史學界對袁崇煥之死有多種解釋，如“五年平遼”的誇誇其談、擅殺毛文龍、黨爭的後遺症、皇太極的反間計等，這些都是袁崇煥致死的重要原因。但是最終要了袁崇煥命的還是思宗的決定。僅僅3年前，對比3年前的平臺召見、君臣面晤、賜尚方寶劍，真是天壤之別。其間的變化，真可以說明崇禎對袁崇煥由信任到懷疑態度轉變。 其實，皇太極的反間計很簡單，無非就是效仿了《三國演義》中周瑜利用蔣幹盜書的故事，讓俘虜來的宦官楊某偷聽到“袁經略有密約”的對談，再縱楊某逃脫。明眼人稍加思考，即能明瞭。但此事正發生在後金軍隊逼近京城的敏感時刻，楊某回宮對思宗一彙報，袁崇煥就麻煩了。崇禎三年（1630）三月十六日，崇禎帝命令將袁崇還凌遲處死，妻妾兄弟流放到福建。《明史·袁崇還傳》說：“崇煥無子，家亦無餘資，天下冤之。”袁崇煥一死，遼東的戰局便無人可以收拾。因此，當崇禎三年農民起義聲勢明顯壯大後，明王朝從此便陷入了內憂外患的雙重困境。但是，思宗好像從來都不會從失誤中吸取教訓。在此之後，他又密令孫傳庭在崇禎十五年（1642）殺死了李自成的同鄉賀人龍——一名在鎮壓農民起義中頗為悍勇的將領。據說，賀人龍被殺後，農民起義軍酌酒相慶說：“賀瘋子死，取關中如拾芥矣！”可見，思宗的多疑、擅殺，真是在自毀長城！！ 而他的燥苛則明顯的表現在他馭下極嚴上。 孟子說過，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國與役處。就是說，一個亡國的君主總是將他的臣民視為奴役。思宗正是這麼一個人。思宗對於大臣的嚴峻、刻薄超出了人們的想象。作為一個自律甚嚴、急於求成的帝王，他總希望在最短的時間內改變長期積累下來的陋習。陝宗嗣在給思宗的奏疏中批評思宗“日習於尊倨而不自知”、“日趨於紛苛而不自知”。一個過分苛求的帝王之下，是很難出現敢於擔當的大臣的。後代史學家常感嘆崇禎朝是“有君無臣”。其實，崇禎朝被殺的大臣是最多的。在一個頻繁更迭和濫殺大臣的朝代裡，又有誰敢有什麼動作呢？ 皇帝督責越嚴，臣下越不敢有所擔當；皇帝焦勞越勤，臣下就越偷安怠慢。晚明學者劉宗周就在批評思宗的奏摺裡說：“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釀為功利；功利之心不已，轉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為猜忌；猜忌之不已，積為壅蔽。”崇禎朝的政局，正是這樣惡性迴圈下去的，而思宗最終也落得眾叛親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