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之前，簡要說一下何謂“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它是以女性為中心，其研究物件包括女性形象、女性創作和女性閱讀等。它首先從挖掘被埋沒或被曲解、被貶低的女作家及其作品著手，要求以一種全新的女性視角重新審視文學作品，研究女性特有的寫作、表達方式，關注女作家的創作狀況，探討女性文學傳統，聲討男性中心傳統文化對女性創作的壓抑，提倡一種女性主義寫作方式。

先說第一個問題。

實際上，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正式興起是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一般認為，1970年美華人凱特·米利特的博士論文《性政治》的出版，標誌了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形成。

但早在1929年，弗吉尼亞·伍爾夫（1882-1941）就在她的論著《一間自己的屋子》中，以其誇張、反諷的風格，第一次提出了許多關於婦女和文學的嚴肅問題，使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初見規模，表達了她對當時社會男女不平等地位的強烈不滿，充分體現了伍爾夫獨特的女性意識和先進的女權思想。

作為一名女性作家，伍爾夫一直以女性特有的直覺、細膩密切注視著婦女的辛酸歷史和不平等的社會地位，在文字中閱讀婦女，思考婦女，書寫婦女。

她曾寫下了大量的隨筆，談論女作家、女詩人的命運，如《紐卡斯爾公爵夫人》、《簡·奧斯汀》、《論<簡·愛>與<呼嘯山莊>》、《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多蘿西·華茲華斯》等，力圖發掘女性文學的傳統，尋找女性話語。

在這些作品中，她從婦女的經濟地位、社會閱歷、文化教養等方面考察女性的文學創作活動，根據基本的文學理論，以深刻的女權主義的視角，對婦女和文學創作之間的關係進行了廣泛而富有說服力的探討，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創立奠定了基礎。

因此，她被後來的女性主義者們尊稱為女性主義運動的先驅，成為西方現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重要奠基人。

再說第二個問題，綜合來看，伍爾夫在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上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4個方面：

1、梳理出女性文學的創作傳統，肯定了女性的文學作品無論題材還是語言風格上，都有著不同於男性的特點；

2、創作“莎士比亞妹妹的故事”，揭示了女性在歷史上的從屬地位是嚴重阻礙女性文學發展的主要因素；

3、尋求女性話語，號召女性積極挑戰男性的話語霸權，倡導女性進行文學創作；

4、拋棄男性的價值判斷，倡導書寫女性，在創作中真實地重現現代女性的覺醒。

01 梳理出女性文學的創作傳統，肯定了女性的文學作品無論題材還是語言風格上，都有著不同於男性的特點

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認為，女性文學具有自己獨立的文學傳統，只是在父權制文化霸權的壓抑下時時被迫中斷，變得不太明顯。事實上，男性撰寫的文學史埋沒了許多女作家和她們的作品。

當代女權主義者把發掘女性文學的傳統視為一項極其重要的任務，力圖重新發現這些女作家和她們的作品，並進行重新評價，推動女性文學的蓬勃發展，打破男性對文化的壟斷。

為追溯女性文學發展的歷史，伍爾夫在其大量的隨筆散文中對有史以來的女性作家及其作品給予了公正的評價。

比如，她崇敬古希臘女詩人薩福，贊同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把薩福與古希臘偉大的男詩人荷馬相提並論；她理解紐卡斯爾公爵夫人因為違背所謂女性規範去從事詩歌創作，被人誤解為瘋子而在作品中滲透出的怨憤；她慨嘆多蘿西·奧斯本雖然具有寫作才能，卻堅持說服自己相信女人寫書荒唐可笑；她稱讚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獨立思想；她痛惜克里斯蒂娜·羅塞蒂的不幸命運，她一分為二地評論布郎寧夫人的《奧羅拉·李》，她認為：

“所有的婦女都應當一起把花撤在阿弗拉·貝恩（英國第一個女作家）的墓上，……正是她為婦女贏得了說出她們的思想的權利。”

在伍爾夫看來，女作家阿弗拉·貝恩的出現在英國曆史上比十字軍東征或者玫瑰戰爭更為重要。貝恩依靠寫小說獨立謀生，進而帶動了一批中產階級婦女於18世紀末克服重重困難投身於寫作事業，開始了英國女性文學的重要轉折，終於使女性文學在19世紀進入了繁榮發展的階段。此後，簡·奧斯汀、喬治·愛略特、勃郎特姐妹的作品不得不讓男性作家對女性的才能刮目相看。

伍爾夫仔細研究了歷史上留下過蛛絲馬跡的女作家，在《婦女的職業》和《婦女和小說》等短文中，對女性文學的傳統進行了不斷的探索。她認為婦女的生活經歷不同於男性，她們的創作也有別於男性，具有自己獨特的文學傳統，這一傳統是婦女作家賴以吸取營養的地方。

她聲稱自己的創作就是沿著女性先輩開拓出的道路進行的：

“因為這條道路在很多年以前就開闢出來了——開闢者有範尼·伯爾尼、阿弗拉·貝思、哈里特·馬蒂諾、簡·奧斯汀、喬治·愛略特等許多著名的女人，更有許多不知名的和被忘卻的女人，曾在我之前把遺條路修得平平順順，並且調整看我的步伐。因此，在我著手寫作的時候，便只有極少的物質障礙來阻擋我的道路。”

不過，女性文學傳統長期以來一直受到男性主流文化的否定，女作家們遭到奚落。她們被男性書寫的文學史徹底遺忘而塵封在人類文明史的邊緣角落裡。伍爾夫指出，女性文學的發展由於歷史的原因呈現出間歇狀態：

“似乎常有奇特的沉默階段將一個活躍期與另一個分隔開來。公元前六百多年在某個希臘島嶼上有薩福和一小群女人寫詩：後來她們沉默了。然後在公元一千年左右我們發現日本有一位宮廷貴婦，即紫式部夫人，寫了一部很長很優美的小說但在戲劇家和詩人無比活躍的16世紀的英國，婦女卻噤口無言。伊麗莎白時代文學是清一色的男性文學。此後，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我們看到婦女又開始寫作——這一次是在英國——寫得很多，而且成績斐然。”

伍爾夫意識到，女性的文學作品無論從題材還是語言風格上看，都有著不同於男性的特點：

19世紀女作家由於被社會禁錮在家庭生活中，人生經驗比較狹隘，在她們的作品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從她們的作品中，讀者常常還可以感受到為婦女的待遇而憤懣和為婦女權利而呼籲的激情。

她認為，20世紀以後，女作家們不再憤懣或請命，她們開始越來越專注於藝術，越來越有獨立見解，其作品越來越傾向於探討人類的命運和生話的意義等更廣泛的問題，對個人生活的分析減少，而對社會的批評增多，獲得了可喜的進步。她希望未來女性文學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創造更多的輝煌。

02 創作“莎士比亞妹妹的故事”，揭示了女性在歷史上的從屬地位是嚴重阻礙女性文學發展的主要因素

伍爾夫在她的女權主義經典論著《一間自己的屋子》中，編造了一個莎士比亞妹妹的故事。她說莎士比亞有個叫朱迪思的妹妹，和莎士比亞一樣稟賦超群，富於冒險精神和充滿想象力。

父母把哥哥送進文法學校，學習拉丁文、文法和邏輯，卻讓她呆在家裡，不讓她上學，使她失去了學文法和邏輯的機會。她偶爾拿起哥哥的一本書來讀上幾頁，父母親就會要她去補襪子或者照看爐子上的燉肉。她只能偷偷塗抹幾筆，還得仔細收藏，要不就毀掉。

她哥哥後來在倫敦進入劇院，成為偉大的戲劇家，而她後來被許配給了一個相鄰的羊毛商的兒子。因為抗婚，她被父親狠揍一頓，以致離家出走，逃到倫敦。當時，她也想象她哥哥一樣做個演員，卻受到男人們的嘲笑，並且被經紀人引誘而懷上了孩子，最後，她那顆詩人的心被壓抑得痛苦萬分，她不得不在一個冬夜裡自殺了，屍體被埋在一個十字路口。

“莎士比亞的妹妹”實際隱喻著無數具有文學天分的婦女的不幸命運，伍爾夫寫道：

“我以為，倘若在莎士比亞時代有一位婦女具有莎士比亞的天才的話，那麼她的故事就會大體上是這個樣子。”

莎士比亞妹妹的故事旨在說明：一個在16世紀誕生並具有詩歌天賦的女人，註定是一個不幸的女人，一個與自身相沖突的女人。她的全部生活、她的所有本能都使她不具備創作所需要的條件。

換言之，婦女在歷史上的從屬地位是嚴重阻礙女性文學發展的主要因素，在生活條件極為不利的情況下，她們中間根本不可能有人會寫出莎士比亞似的戲劇。

由於長期受到婚姻、家庭、經濟、社會、法律、習俗等因素的禁錮，婦女幾乎被剝奪了創作的機會和創作的能力，在詩與小說面前只能保持沉默。

即使在18世紀以後，她們中極少數一些人終於有了一點創作機會，也還是不可避免地繼續受到了不良的歷史條件和物質條件的影響，從而形成了不同於男性的創作思路和創作心理。

畢竟，寫作有賴於閒暇的時間和金錢，以及金錢和閒暇所能提供的觀察世界的機會。只有在進入20世紀後，女性文學才有了飛速發展。她說：

“有了錢和閒暇，婦女自然會比往都更多地用心於文字的技藝。她們將更充分、也更精妙地利用寫作工具。她們的技巧會更大膽、更豐富。"03 尋求女性話語，號召女性積極挑戰男性的話語霸權，倡導女性進行文學創作

追蹤女性文學的歷史，伍爾夫注意到，在英國文學史上極為輝煌的伊麗莎白時代，不僅產生了莎士比亞等許多男性文學巨人，而且似乎所有其他男人都能寫點歌劇或者十四行詩，惟獨不見任何婦女寫過片言隻語。

這說明，婦女在男性的壓制下，喪失了話語權。即使她們中有天才存在，也肯定從來訴諸筆墨。她們通常都不得不遵循男權社會的習俗和規範，不到十五六歲就嫁為人婦，忙於相夫教子，操持家務，根本沒有時間、也不被允許去舞文弄墨。

或許當時一些所謂的女巫、聰明的賣草藥女人、傑出男性的母親都可能是被壓抑的女詩人或女作家，而她們卻一直被人們所迴避。

《成為簡·奧斯汀》劇照

在十七八世紀，女作家總是被當作瘋子和怪物。即使在19世紀，婦女仍很少能有時間、更得不到什麼鼓勵去進行寫作。比如，簡·奧斯汀沒有單獨的書房，大多數工作須在共用的起居室裡進行，她總是在別人進門時小心翼翼地把手稿藏起來；喬治·愛略特使用男性化名，目的在於掩藏她的女性身份。

甚至在20世紀，一個女人也不可能隨心所欲地寫作，她仍然面臨許多困難。弗爾夫說：

“首先有個技術性問題——即，對她來說語句的形式不得心應手。這看起來非常簡單，實際上極為棘手。現有的語句是男人編造的，它們太鬆散，太沉重，太莊重其事，不捨女性使用。”

她認為，女性文學始終面臨的最大困難是男性文化霸權的壓制。她說，在文學創作領域中，男人控制著話語權，他們的價值觀念歷來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批評家斷定某書重要，因為它寫的是戰爭；某書無足輕重，因為它寫的是在起居室裡的女人的感情。”

當一名女性提筆創作時，她會發現自己總想更正現存的價值觀——想認真地對待那些男人們看來無關緊要的事，並使那些他們認為重大的事顯得渺小。一旦她這麼去做，她便立刻受到男性批評家的撻伐。

男人們根本不能理解、也不能容忍女性破壞他們的傳統男性常常藉助於自己在文學創作與批評中的權威地位，打擊違揹他們的文學規範的女作家，逼迫她們改變自己的眼光，收起自己獨特的價值判斷。

在男性霸權的統治下，女作家或者溫順羞怯，或者憤怒高聲，始終不能心平如鏡地在作品中自由表達自己的思想；同時，由於女性先輩們在很長的歷史時期裡被剝奪了話語扳，女性文學的傳統實在太短暫而且不完整，結果寫作對婦女而言，其艱難的程度更是非同一般。

雖然她們可以從偉大的男作家身上學習幾個技巧，卻不可能從他們那兒獲得實質性的幫助，因為：

“男人的頭腦的分量、速度和步幅與她本人的情況不相象。”

伍爾夫號召婦女積極挑戰男性的話語霸權，在《婦女的職業》一文中要求婦女“殺死房間裡的天使”，即擺脫男性強加給她們的價值標準，如實按照自己的體驗重新解釋世界、表達自己的經驗，不再做一個沉默的群體，因為那樣她們必然會成為被淹沒的群體。

為了對抗男性話語霸權，她除了竭力挖掘女性文學傳統，還倡導婦女寫作。在《自己的一間屋》結尾處，她寫道，莎士比亞的妹妹朱迪思還活著，活在新一代婦女身上，偉大的詩人不會死去，她將在婦女贏得獨立自由的未來重新復活。

伍爾夫呼籲女性拿起筆，創造屬於她們自己的女性話語，將現有的男性的語言修改變形，使它適合她們的思想的自然形態，使它既不壓垮、也不歪曲她們的思想。

她身先士卒，在創作中不斷革新文學傳統，探索人物內心隱秘的深處，捕捉人物生命中的重要的瞬間，記錄其心靈上“原子墜落”和開掘“內心的洞穴”，強調男性與女性、理智與直覺、事實與幻景、白晝與黑夜、清醒與夢幻、言辭與沉默、社交與孤獨、鐘錶時間與意識時間、現實主義與印象主義、晦暗與透明、土地與水域等等的對照，力圖尋找新的藝術形式和技巧，突破男性文學規範。

在文學理論園地裡，她與貝內特等老一輩男性作家論戰，批評他們那種基於男性理性主義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推崇一種從女性美學立場出發的意識流創作方法，提倡拋開人之外的物質世界，關注人的內在精神世界。

伍爾夫甚至提出，女作家應該打破男性對女性作家表達肉體和情慾方面的體驗的禁忌。她在《婦女的職業》一文中寫到：

“一旦意識到男人會如何議論一個說出自己在情慾上的真實感受的女人，便把她從她藝術家的無意識狀態中喚醒了，她根本無法再寫下去了。……我相信這在女作家們中是一種非常普遍的體驗——她們被另一種性別的極端性的習俗慣例遏制住了。”

1928年，當女作家拉德克利夫·霍爾創作的小說《孤獨的井》因為描寫了女性同性戀而遭到輿論的群起攻擊，並被英國內務部和法庭下令銷燬時。伍爾夫參加了抗議話動，並在報紙上發表了聯名聲援信。

她還在自己的小說中也描繪了同性間的親暱。倒如，《達羅衛夫人》中達羅衛夫人年青時和女友之間的關係、《到燈塔去》中莉麗與拉姆齊夫人之間的關係等。

伍爾夫為尋求女性話語所做的努力極大地影響了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發展。到了20世紀80年代，後現代女權主義者們就強調：這個世界用的是男人的話語。必須發明女性的話語，發出女性自己的聲音。

法國女作家西格蘇斯甚至直接宣揚“身體寫作”：

“是生活用我的身體造就文字，我即文字。歷史、愛情、暴力、時間、工作、慾望，把文字記入了我的身體。女性寫作就是要消解語言中的男性成分，讓女性的身體發言。”

04 拋棄男性的價值判斷，倡導書寫女性，在創作中真實地重現現代女性的覺醒

在《一間自己的屋子》中，伍爾夫批評說從最早期起，在所有詩人的作品之中，婦女都像烽火般燃燒著，男作家一般都按照男性的觀念來描寫女性，結果就是：

“倘若婦女只存在於由男人所寫的虛構作品之中的話，那麼人們就會想象婦女是最為重要的人，千姿百態，既崇高又卑賤，既光彩照人又令人沮喪，既美豔絕倫又極端醜陋，像男人一樣偉大，有人認為比男人還要偉大。”

其實，男人只是把女人當作一面鏡子，這面鏡子“有那種不可思議、奇妙的力量能夠把男人的影子反照成原來的兩倍大。”

男人們在作品中以自己的審美標準評判女人，總是經常歪曲婦女的真實面貌。伍爾夫看到了現實生活中的女性，與男性詩篇中的以女性形象出現的審美形象的不一致。她在自己的小說中，徹底拋棄了男性的價值判斷，真實地重現了現代女性的覺醒。

例如《遠航》中的女主人公雷切爾和《夜與日》的女主人公凱瑟琳都是傳統性別觀念的反叛者，她們對想把其培養成淑女、去順從男人的父親充滿了怨恨。

《夜與日》中的人物瑪麗更是直接代表了新時代熱衷於獻身自己的事業、自尊自強的女性形象。

在小說創作中，伍爾夫常常把女性作為小說的中心。

例如，在《達羅衛夫人》中，就是以女主人公達羅衛夫人為中心，描寫了女性眼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

她還在作品中不斷探討男女兩性的關係問題。例如，她在《雅各的房間》裡表現了男女兩性間無法詩調的裂痕。

伍爾夫在女性文學創作中還提出了“雙性同體說”。她在《保護人和番紅花》一文中提出：

“一個作家是沒有性別的。”

她也批評作家執著於自己的性別，認為這樣會妨礙藝術的完美。在《奧蘭多》中，透過一個由男性轉換為女性的主人公對世界、對傳統價值的重新審視和重新判斷，暗示了兩性融合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奧蘭多曾經是一個男人，後來變成了女人，他/她的性別變換直接體現了伍爾夫的雙性同體思想。

伍爾夫相信，性別應該是互通互融的，只有當男女兩性都擺脫了性別意識的糾纏之後，或者說，只有當男女兩性都獲得了思想和行動的自由和解放之後，人類才能達到文明的巔峰，才會湧現出大批真正合格的藝術家。

伍爾夫的女權主義文學觀實際上成為了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話語的出發點。她對男女作家不同的創作道路、不同的價值判斷和不同話語的關注，在後來的女性作家和女性主義者身上激起了強烈共鳴。

比如，著名的德國女性主義者波伏娃在《婦女與創造力》一文中承認自己很欽佩弗吉尼亞·伍爾夫，對她講的莎士比亞妹妹的故事表示贊同；當代美國女作家艾德里安娜·裡奇在重讀《自己的一間屋》後感到：

“我為作品奮發的意識、拼搏和頑強嘗試所震驚。”

在伍爾夫的啟發下，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越來越重視研究文學和批評的社會與文化語境，她們積極挑戰傳統的文學史和美學概念，力圖改變人們習以為常的思維方式。美國的伍爾夫研究專家馬克·赫西在《弗吉尼亞·伍爾夫和戰爭》一書的序言中指出：

“20世紀70年代初葉以來，弗吉尼亞·伍爾夫研究中意義最為重大、最為可喜的成果之一，便是糾正伍爾夫自己的國家給她頒佈的‘官方版式’：一個精巧的文體學家，她對傳統被叫做‘政治’的那些東西的興趣，是渺不足道的，重新裝飾伍爾夫的形象和地位，是更為恢宏的婦女解放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

凡此，隨著女權主義的深入發展，人們越來越關注伍爾夫的理論，稱讚她是一個地道的女權主義者，一位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奠基人。

回答完畢。